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
  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在“四清”
  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
  “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
  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
  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
  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赤卫队”的崛起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
  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
  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安亭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解放日报》事件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
  《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