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王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象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
  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一九六四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足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
  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我们！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的。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开会。
  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张春桥有所恃而无所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
  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悠抽烟。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
  “‘工总司’在安亭同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张春桥依然笃悠悠地吞云吐雾，那双三角眼乜视着曹荻秋。如今，他是以双重身份出席会议：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因为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则是在曹荻秋之上……
  显然，曹荻秋也察觉张春桥这般矜持的原因。虽然他的意见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支持，赞同，但他还是当场接通了打给陶铸的长途电话。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头。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话。
  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特级报导：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同志说：“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
  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十一月九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
  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其中把曹荻秋写成“曹获秋”，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下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给张春桥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