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节
作者:双曲线      更新:2021-04-17 19:04      字数:4757
  遇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个关心过我的待遇问题,他也不应该管这个事,我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印象。 张仲仁:我觉得他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比方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他问我到哪里 ? 我说我想到中央办公厅。老爷子问我说,他们分你到哪里 ? 我说是到国家档案局,政府的。他说也可以,政府还是一样的,就到政府去。 我觉得,我们大哥大嫂对我们那是真好,说真的,就像父母亲一样那么好。我们的小孩都是四个月以后就都送到北京,都是他们给我们带。我想,老爷子、卓琳还有奶奶,给我们带小孩,一个就是减轻我们的负担;第二个就是让我们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栗前明: 1972 年我有机会经过四川到武汉,然后到南昌,这就是几个小故事了。见了面,这时候他已经不下工厂劳动了,那时候林彪已经倒台了。但是,我去的时候是 6 月 18 号,天特别热,我穿的裤头和背心都湿透了,拿着从四川带来的酒什么的。一见面,他好高兴啊。卓琳大嫂说,上楼去冲个凉水澡。老爷子就说,北方人哪能冲凉水澡,他不习惯。然后提了两个暖水瓶,就给我往水池子里倒,倒了以后,我就冲。所以我就感觉到感情特别深。然后,问中午需要吃什么饭。我们大嫂说,前明,你需要吃什么饭 ? 老爷子马上就说,北方人嘛,就是吃饺子嘛,咱们包饺子。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张宝忠:每一个星期到中南海去看一次电影,星期六。那一车,拉了十几个人呢。那帮小孩也小,这个缝塞一个,那儿塞一个,大家也看出这个家庭很幸福。我看到这个情景也觉得,感到好像这个幸福也有我一份。 邓榕:我觉得我父亲他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对我母亲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从不讲自己的地
  从不讲自己的地位 邓楠: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得都很朴素,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我们觉得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在我们这个家庭,从来就不谈贵贱或家庭的地位,所以当时我们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样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 1952 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 ; 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 7 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的父亲是什么衔 ; 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根本没有军衔。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在孩子的眼中,父亲是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         邓楠:我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老是说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他一般是听我们说。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应该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邓楠:我们这个家比较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是那种死板的家庭,就是说比较开放。父亲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随便说。平常人们的反映呀,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或者情况,我们都随便说。他只是听,从我们这里他应该是了解很多的信息,仅此而已。 邓林: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从不高谈阔论
  从不高谈阔论 邓榕: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一点一滴的,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来讲,感到非常幸运,也很幸福。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邓楠:以前有人问过我,说你们子女对老爷子影响大,老爷子的很多东西是从你们那儿得到的。其实老爷子一直看各种各样的文件,那上面的信息量比我们说的要大得多。我们只了解我们生活范围这样一个小圈子里的信息。他如果受子女左右,他也就不是老爷子,不是邓小平了。 他教育孩子不说教,不讲大道理,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都是在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你想想,对我来讲,一想到学期末要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虽然他只是看一下,大多是表扬了,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孙子孙女。另外他不注重课本,特别喜欢我们知识广,带我们出去都拿着地图,告诉我们路线,到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地理都好。他平常看各种演出都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爱好广泛,什么都能说上来一点。另外他干事非常认真,不认识的字,就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辞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这都是他教的。还有他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特别爱看。他床头都放着书。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以前主要看的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他看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外国的小说啊他都看。他不谈政治,但历史的东西他常说,有时还考考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接受的教育面比较宽。他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当总书记期间,他要看很多文艺方面的东西,芭蕾舞、交响音乐会、京剧、话剧他都看过。还有体育运动: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体操,只要是有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都到现场看。“文化大革命”前,怀仁堂每星期有一场戏,各种戏。老爷子主要看京戏、河北梆子、川戏这三种,别的不去,河北梆子看得不多,京戏看得最多。 邓榕:老爷子听我们子女平时在家里谈论的一些事情,听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范围内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小很小的信息来源,是局部的、很有局限性的信息来源。老爷子真正的大量信息来源,第一个是他每天看很多文件,看文件速度非常快,该记住的全记住;第二个是报刊,老爷子看报纸那个认真程度和对报纸所反映信息的敏感性,捕捉信息的敏感程度,是无人能比的。他老是说要通气,信息要灵通。这个其实跟他看报纸非常有关系。他不听小道消息,他不喜欢听小道消息。还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高层领导间的接触谈话。他和这些同志谈话、交换意见、谈工作,了解情况。 邓楠:应该这样说,他主要是从工作中获取各种信息,包括会议、看文件、找人谈话,这是主渠道。第二就是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报纸上的信息和他亲自视察。然后是我们家的,是基层的、比较次要的。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 ; 他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邓林:我从小身体不好,因为出生在抗日战争中,在母亲身边只呆了七天,就送到一位贫农家中,没吃没喝,两岁回到父母身边后严重缺乏营养,身体从那时候就一直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对我特别操心。解放前就看病,解放后因为我嘴里长肿瘤就送我到各处去看。几次老爷子从江西往回写信,觉得我个人问题没有解决,老爷子操心。爸爸妈妈在我身上操心操得特别多,这是事实。    邓榕:当时呢,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就是邓小平,我们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贺平以后,我父亲非常非常高兴,他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由衷地高兴。 我母亲也是这样,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也就是刚认识,谈不上订了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是不错的。觉得这个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用四川话对我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弄得我还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邓楠: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是有限制的: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但是,他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他给邓朴方洗澡
  老祖烧水,我端水……他给邓朴方洗澡 这是邓小平一家 1961 年拍的全家福,那时他的五个孩子都在上学。然而, 13 年后的 1974 年,当全家人再次坐到一起的时候,岁月却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悲苦与伤痛。 在动乱的年代里,孩子们散落各地,狂涛中的邓小平格外地挂念孩子。 1968 年 8 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 邓榕:哥哥摔下来以后,实际上他的下肢还是有感觉的,当时如果给做手术的话,他不会落下今天这样的残疾,绝对不会的。但是当时送了几家医院,都没有人收他。最后,由于几天在急诊室的耽搁,他睡在走廊上,度过了高烧的危险期,生命看着保住了,就把他送回校医院了。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所以他的感觉是逐渐消失的,从脚趾开始逐渐消失,导致这种不可挽回的高位截瘫。我姑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写信告诉了我们父母。 卓琳:“发配”到江西,就我和他去嘛。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小孩子们都各人领回自己家去。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 ? 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人家不说他,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就骨折了。 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我们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邓朴方: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你想想,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为子女来做,做得非常细致。一点一点地来做,每件做得都很认真,我父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