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以完成了。
  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桓谭的，他有一本书它就讲，讲到踏碓它的功效是十倍于原来的杵舂这种方式，那么水碓呢，它的功效呢，百倍于杵舂。另外，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面粉，小麦是北方地区的主食之一，在我国小麦的历史也有五千多年了，但是小麦真正的发展是在战国及其以后。为什么呢？与石磨的发明有关系，因为大米是可以进行粒食的，我们煮一煮，蒸一蒸可以吃，但小麦不行，石磨发明以后，面食呢成为人们一个主要的饮食习惯。小麦的种植业也大大地发展了起来。说明生产工具的发展，不仅对生产本身而且对人们生活方式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而水碓的发明，水排的发明，标志人们在利用畜力的同时，还开始了自然力的利用。总之，人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美好，需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需要从更广更深的层次呢，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这就需要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因此说呀，生产工具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许就在这里。当然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生产工具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人类在发明和改进各种生产工具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譬如说人类知识的积累，生产的技术，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自然环境的制约，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生产工具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它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下面我们讲生产工具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认为，生产工具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它的发生和发展，又受到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和直接制约，首先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工具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生产工具是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他讲：“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那么从我们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看，从实践上来看、从生产工具发展历史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这种关系上来看，也的确是这样。当人们仅仅能够制造简陋的打制石器的时候，其社会组织结构，处于原始群和血缘公社这么一个时期。随着复合工具的出现，也就是大约五万年前后，五万年前开始，复合工具出现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开始由血缘公社向氏族公社转变。在氏族公社时代，生产工具又发展到了以磨制石器为代表的，非金属生产工具时代的最高峰，社会组织结构处于一个氏族公社时代。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生产资料共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样一种原始共产制度。我们知道，我国古代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呢，大约是五千年前的事情，而恰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社会组织结构，也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向着王国时代的转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我国国家的出现，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的话，是距今四千年前后的事情，而生产工具由非金属时代转变到青铜时代，也是从四千年前后开始的，这个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尽管说国家的起源，文明的起源，其因素是很多的，其过程也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但是，冶金术、青铜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应该是国家产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重要的物质因素之一。同时我们还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次大变革时期，开始由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转变。恰恰是这个时期，铁制生产工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样恐怕也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关于古代史的分期，郭沫若先生所主张的是春秋战国封建制，就是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进入封建时代，那么它的重要的根据之一，就是铁器的使用。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帝国时代的到来，从经济基础上来说，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和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文献记载上说汉初的时候，南越国跟中央的汉王朝、汉朝廷发生关系恶化，汉王朝是采取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铁器作为制裁手段的，说明铁制生产工具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多么大的作用。
  很显然生产工具呢，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地位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也有句名言，他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当然这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好，制约作用也好，基础地位作用也好这个关系是很明确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等关系，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区间”关系。那么下面我们要说的是生产工具在对古代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同时，那么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对生产工具的发展，也有很明显的制约作用，这儿呢，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例子，我国古代生产工具进入青铜工具的时期是从四千年前开始的，那么青铜生产工具的发生我们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为什么中间有一千年的时间发展的时间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说，在国家产生以后，由于国家政权由于国家的机器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更趋于专门化，青铜的冶铸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而且在国家机器的管理下，远距离的青铜原材料的开采运输成为可能，而且冶铜技术在提高，规模在扩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的礼器、车马器，青铜的兵器，发展的程度要大大高于青铜的生产工具，而且在各种青铜生产工具当中，农具又非常少，而青铜的手工工具相对的又比较多，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完全掌握在贵族的统治者手中，贵族来说它本身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在他脑子里边所注重的是什么，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为了一个国家的统治，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军事，因此呢对统治者来讲，它把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主要是用于与他生活有关系的，与当时的王国统治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军事有关系的一些青铜礼器、车马器和兵器的制作上，而不太关注生产工具的改进，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为什么青铜的手工生产工具发展比较快？而青铜农具发展相对迟缓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关系，就是说进入王国时期以后，手工业生产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分别独立为两大生产部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手工业生产部门这一个部门内部，而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两个生产部门之间。当时，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交换又非常地不发达，因此，制约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看到，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青铜农具发展的高峰是春秋时期到来的，这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学术界有的人从观念出发，从理论上出发，认为说农业在古代世界是具有决定性的部门，而青铜器又是生产力的最高代表，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投入大量的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农具。因此认为商周时期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农具，实际上这种说法呀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在理论上可以推过来，但是在实践上是得不到证明的。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秦汉时期，我们讲到是我国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时期，是古典机具的大发展时期，又是我国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时期，其社会原因呢，也在于当时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成立以后，对生产工具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随着汉王朝对周边地区的经营和开发，随着秦王朝统一六国，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比如说现在的像福建广东、云南、广西，这些地区它的铁制生产工具是随着秦统一六国的进程，随着汉代对这些地区的经营而发生的，那么有的同志或许会问，秦汉以后，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为什么秦汉以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对迟缓了呢？我想这个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就秦汉以后的社会历史来说，从经济生活上来说呢，我们简单地讲，它的生产呢，不管在农业生产领域，还是在手工业生产领域，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属于小生产，不管是地主经济还是自耕农经济，它们主要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经济生活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上它的生产技术方式是属于精耕细作为特征，而秦汉时期形成的生产工具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方式的需要，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关系的需要。那么在手工业生产领域，不论是官府手工业，还是说私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虽然它们的规模有所不同，产品有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个体生产，以及协作生产，属于作坊生产，那么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也基本能够满足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的需要。因此，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迟缓发展的时期。从社会文化思想上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商品经济并不是太发达，也制约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当然，就是秦汉时期定型的很多生产工具，我们刚才讲到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地区，在某些生产领域还在大量使用，我们现在看到木工使用的生产工具呀，很多还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有些山区，农业种植所采用的生产工具呢，很多也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工具，无论从结构上，从功能上它能够满足社会生产需求的时候，它本身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两千多年前形成的很多生产工具，不仅现在在使用，在今后一些时期，在有些地区，有些生产部门里头还会得到长期地使用。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说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文明重要的内涵，它为什么说代表和反映了古代文明。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以下三点来简单说明。
  第一，生产工具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那么文化艺术呢，发生和发展需要物质生活做基础，而物质生活需要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又离不开生产工具，因此说，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经济呢，产生不同的文化，而生产工具在经济生活中，又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呢我们说，生产工具对于古代文化的发展，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譬如说我们原始社会的原始信仰，原始宗教与当时以石器为代表的低下的生产工具和低下的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产生的是不同的文化。
  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中，古代很多文化现象，其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和生产工具还有些直接的关系，四千多年前广西南部地区，流行着一种大石铲，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它的长度最长的可以达到七十多厘米，那么这种石铲七十多厘米的石铲制作得非常精致，显然已经不是实际生产中所使用的工具了，但是它的确是从生产工具中的石铲演化出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商周时期代表王权的，代表君权的有一种钺，有铜钺，有玉钺，它当然是从兵器里头直接演化出来的，但是追本溯源的话，它的祖先它的祖型是石斧这种东西，也就是说很多礼器仪仗用品，它实际上是从生产工具中演化出来的。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对古代的钱币感兴趣，东周时期的三晋两周地区有一种布钱，实际上从古代的青铜铲演变出来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刀币实际上是从铜刀演变出来的，也就是说生产工具它本身不仅都有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很多古代的文化有直接的衍生作用。我们知道秦汉时期在我国出现了一种大型的岩洞墓，在山里头凿一个洞穴来埋葬死者，而且出现了大量的画像石墓，那么这些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来说，它的产生其根本物质基础的话，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是有关系的，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就不会产生这种大规模的石洞穴的开凿，包括汉代晚期出现了石碑，也实际上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