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节
作者:击水三千      更新:2021-04-17 18:49      字数:4770
  、武不起来革命,难道要全国的人民生命财产完全毁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暴君手里,才算对吗?所以汤、武起来革命,充其量,也只能说出于被迫,不得已而倒行逆施,然后归之于正。何必另加曲解,硬认为他是蓄意图谋叛逆,早就想取而代之了。例如现代历史,孙中山先生领导全民革命的全盘经过事实,也便可以证明真正革命的意义,确是出于不得已,确是抱有一种悲天悯人、救国救民的志愿。如果硬要说汤、武的革命早已别有用心,则也可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是读书人思想上的恶性瘤。至于后世的儒生们,硬要把汤、武征诛,汤、武革命,加上极其冠冕堂皇的文句,强调应天顺人,那也只能视为秘书人才的文告手法,必须如此写作罢了。有人善用文词,便写成了应天顺人。读通了书,懂了道理,这些只是文字上的花枪,又有什么稀奇。不过,自从汤武用过“革命”一词之后,后世的变乱,甚至是抢劫、残杀,也便借用了什么革命等等的名词,这就等于老子、庄子们所说“仁义”一词,被后人假借乱用之过,两者实在不可一概而论。
  所以我们要知道,凡是这些问题,都只是思想上、文词上、论理上的是非——逻辑问题,并非人事上实际的善恶问题。如果把文字逻辑的是非问题,硬用到实际人事上的善恶问题,有时候,会使你产生无可挽救的偏差。不过,这个专题的确也很不简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必须另作一个专题,在此只好打住,不再多做讨论了。
  学非所用用非所长论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臣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有一天,孟子再见齐宣王,对齐宣王说,假如你要建筑一座巨大的宫殿,一定会命令负责工程的人,先去找很高大的木材——古代还没有钢筋、水泥,只有找大木材了——负责工程的人,找到了高大的好木料,你一定很高兴,认为他了不起,能够胜任这件工作。当然,从森林中砍伐来的原木,还不能立即拿来作梁、作柱,一定还要经过加工整理,用斧用锯,修整到合用为度。结果你看到他们把得来不易的大木头削小了,你一定很生气地认为他们没有善尽职守。一个人从小学一样东西,等长大了,要施展所学的时候,你对他说,不要管你所学的那一套,跟我走,照我的办法就好了。你齐宣王想看看,结果会是怎样呢?
  再假定现在有一块很好的玉石在这里,虽然价值达二、三十万两黄金之巨,也一定要“使”琢玉的工人依他的学识技术,把它雕琢好才可以。你现在虽在寻求治理国家的人才,但你却要求那个人放弃平生所学,跟着你的方向,照你的办法去做,这样岂不等于叫琢玉的人,放弃他所学的技术,照你的办法去琢玉一样,这怎么行得通呢?
  这一段的背景,是孟子在齐国已经逗留好几年了,很不得志,孟子很着急,不得不像下象棋一样,要将上一军了。他对齐宣王说了这么多话,齐宣王一动也不动,没有听他的意见实行仁政,似乎有一点点震动了孟子的浩然正气,好像胡子都翘起来了。
  说到这里,可看清一个事实,凡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了学问以后,想实行他的理想,有所作为,在际遇不好,机会不来的时候,都是这般痛苦的。过去如此,将来也还是一样。读了这段书,仔细想想,真令人不禁有许多感慨。中国过去有句俗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人对于文学、武学,叫做文艺、武艺。古人这个“艺”字用得非常好,不管是文学、武学,或任何学问,修养到了艺术的境界,才算有相当的成就。学武也是一样,学到了相当的程度,才称得上武艺,入于艺术境界,也就是所谓“化境”。不像日本人,有所谓一段、两段,一直到九段。日本武术的分段法,是由中国佛家禅宗的“浮山九带”蜕变而来的。)上面引用的这句古话,相当深刻,从这句话来看,人都有不满现实的情绪,尽管学问好,本事大,卖不出去,也是枉然。孟子卖不出去,孔子也是卖不出去,在《论语》中记载着孔子说的:“沽之哉!沽之哉!”结果到了流动摊位上,还是卖不出去,永远是受委屈的一副可怜相。孟子也一样,现代和将来的人也是一样,卖不掉的时候,都很可怜。这就是世间相。过去是将学成的文武艺卖给帝王家。现在呢?是卖给工商巨子、大资本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沿街叫卖闹莲花的,又岂止是我们位亚圣夫子而已。
  另一方面,那些大老板的买主们,态度都很令人难堪,不但是讨价还价,苛求得很,有时候对知识分子就像对上门兜售的小贩一样,看也不看一眼,一挥手,一个劲儿地比着:“去!去!去!”你把黄金当铁贱卖给他,他也不理,就是那么个味道。
  我在小的时候,父亲告诫我两副语体的对联说:“富贵如龙,游尽五湖四海。贫穷如虎,惊散九族六亲。”另一副说:“打我不痛,骂我不痛,穷措大(现在叫穷小子)肝肠最痛。哭脸好看,笑脸好看,田舍翁(现在叫有钱人)面目难看。”活了几十年后,对人间事阅历多了,回头再想这副联语,的确是世间的淋漓写照。孟子的仁义之道,在齐宣王那里兜销不出去,他也不想再看这副脸色了。
  在古代,尤其春秋战国间,知识分子第一个兜销的好对象,当然是卖给人主——各国的诸侯,执政的老板们。如果卖出去了,立即就可平步青云,至少可以弄个大夫当当。其次,卖不到人主,就卖给等而下之的世家,如孟尝君、平原君等四大公子,一般所谓卿大夫之流,能够作他们的座上客,也就心满意足了。实际上,名义虽称之谓“宾客”,也不过是一员养士而已。如弹铗当歌的冯谖,即是如此。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曾经下了逐客令,当时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临行之时,上书劝谏,秦始皇觉得有理,于是收回成令,李斯后来因而得以重用。虽然如此,各国诸侯的灭亡,对养士风气不能说不是个打击,这一阶段的读书人,是比较凄凉悲惨的,大多流落江湖,过着游侠的生活,这就是汉初游侠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
  攀龙附凤——读书人的通路
  汉代的初期,差不多也还有秦代轻视读书人的风气。秦始皇焚书坑儒,固然杀了很多读书人,但留下来的读书种子仍然不少。例如为汉代初创政治礼仪最著名的叔孙通,在汉高祖起义,到处征伐的时代,叔孙通便盯着他,跟来跟去的,很想把他的学问卖给汉高祖,可是总是卖不出去。当时汉高祖看见读书人就骂,甚至把儒生们的帽子拿来当便器用。叔孙通和他身边的许多学生,只有忍耐。有时学生们急了,催促他走了算了,叔孙通一直劝学生们忍耐等待。
  等到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中央政府里,都是和汉高祖一道起来打天下的好汉们,其中有许多还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上朝、开会,都没有秩序,更没有气度。在朝廷开会的时候,饮酒争功,吵闹咒骂,甚至有当场拔剑击柱的,乱七八糟,没有一点体统,倒很像一群流氓在聚会生事。
  乱无章法的朝廷会议,使汉高祖感到头痛之极,就采用了叔孙通的建议,颁布一项重要的律令,叫做“朝仪”。本来,汉高祖对儒生是看不起的,也没有信心,但聪明的叔孙通,看准了汉高祖烦厌廷臣不守秩序的心理,就对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下只好依叔孙通了。于是叔孙通召集了一百多人,照规范排练了一个多月。就像今天庆典,先要学生练习排字,或大会操、团体舞一样,等精娴熟练了,才请汉高祖观礼。汉高祖看了大为高兴,于是命令群臣学习,这是汉高祖六年的事。第二年,高祖七年十月大会群臣,皆依朝仪行事。并由御史做监督,若有哪个举动不合礼仪的,立刻抓起轰出去。于是举朝秩序井然,无人再敢喧哗失礼。汉高祖坐在龙位上,高兴极了,得意洋洋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是何等威风啊!他高兴之余,马上拜叔孙通为“奉常”,等于礼部大臣,并赐黄金五百斤,并且封他的学生们也都为郎官。
  后来,陆贾又屡次建议汉高祖,推行诗书礼教。汉高祖听得不耐烦了,就破口骂道,你罗嗦什么?老子的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什么诗啊书的,有屁用,“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不错呀!你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可是你不能够还一直骑在马上当皇帝,“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应该坐在宫廷的大位上治理天下了。
  陆贾这个人很会讲话,很有办法,也很高明的,他曾先后代表汉高祖、汉文帝出使南越王赵伦,稳住了两广、南越一大片属国。并和陈平、周勃联手,平定吕氏诸王,拥立了汉文帝。
  当时汉高祖听了陆贾的这句话,认为很有道理,要他详细报告,后来陆贾一连提了十二次建议——上奏章,汉高祖都说好,全部采用。这十二次奏章后来编在一起,就是有名的陆贾《《新语》。
  由这两件事看来,可见历史上许多读书人,大多同叔孙通一样,功名富贵必须靠嘴巴游说,或靠别人的推荐。运气好,就推销得出去,否则便穷愁潦倒一辈子。
  当然,有不少是例外的,如孔孟之圣,如高士之高,隐士之隐,名臣大臣之精忠亮节,有许多可歌可泣之事。但在汉初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功名富贵,还是靠嘴巴来游说,或者靠别人的推荐。
  到了汉武帝以后,才有了选举制度的创立。那时的选举,是真正的选举,不像现在,竞选是竞而选之,靠竞争,那已不是中国文化的选举精神了,所以只可以依着西方文化叫做“竞选”。汉朝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和地方人士,平常就对贤良方正、孝。涕忠义等品行加以考察,凡是有学识、德性高超的人,由地方官推荐称贤,向朝廷保举上去,称为“孝廉”。清初的博学鸿词征召,也是套用这个制度而来的,这样叫做“选举”。这种汉代初期的选举,一直延用到汉末,但也变了质,人才推荐的出路都由世家门第把持,由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很不容易飞黄腾达。即使同是平民读书出身,到了权位关头,竞争排挤,也事所难免。例如汉武帝时代的名相公孙弘,结果也会排挤董仲舒,所以元人李过庭的诗说:“古来好客数平津,我道真龙未必真。一个仲舒容不得,不知开阁为何人?”
  在南北朝混乱的时代,读书人的出路就靠门第,靠名士们的榆扬推荐。所谓“门第”,就是有祖先父母的余荫,同时还带有现代人所谓“学阀”的那种味道。由于仕途受了这类世族子弟的专横把持,所以天下事也就不问可知了。
  唐代选举的进士
  在唐代的时候,唐太宗确立了考试制度,于是读书人埋头苦干,十载寒窗,一朝登第,一步一步,钻到功名场中。一直到现在,都在隋唐时代所创立的考试制度的精神下,使得考试成为知识分子求得功名富贵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隋唐以后,有很多的文学作品,赞颂由考试所取得的功名科第。社会上,每个家庭,每一个读书人都在祈求,希望由科第而考取功名,来光耀门媚,荣宗耀祖。到了清朝,甚至连作皇帝的乾隆,还想暗地化名来参加考试,偷偷尝试那考取进士的味道呢。所以以前教育儿童的读物,使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格言。当然,这些话到了现代工商业的社会,完全变成落伍的陈腔滥调了。现在应该可以将它改为:“社会重金条,技能须学高。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
  其实,在从前,考取了科第功名是一回事,有了功名,能不能在宦途上飞黄腾达,又是另一回事。许多人就是有了功名,没有门第,没有背景,没有人提拔,还是一样的清寒一生,只比那没有考得功名的白丁略胜一筹而已。例如在唐代诗的文学中,大家都读过秦韬玉的《贫女吟》,便是感叹这种宦途不遇而发泄的无奈和悲哀。同样的情形,借贫女来作寄托,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诗,还有唐末诗人李山甫的一首名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