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2 节
作者:辣椒王      更新:2021-04-17 18:06      字数:4721
  计划既定,便召集留邕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黄旭初等,告以此意。他们也完全同意,认为救命第一,并劝我于病愈之后顺便察看美国情形,做争取美援的最后努力。我本人对美援固早已绝望,唯众人既以此相劝,我也只有答应,做着看吧。
  我留邕期间,蒋先生已飞往重庆,连电促我返渝,阎锡山等亦函电交驰。但是事实上,四川防务已由蒋先生彻底掌握,我以重病之躯,赴渝究有何益?
  十一月十九日我发电致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嘱其以责任内阁立场全权处理国政,我身染重病,需出国治疗,一朝痊愈便立刻返国,并请白崇禧明日飞重庆分晤政府领袖,面致此意。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我乃乘专机飞香港,当日下午便住入养和医院。我离邕之后,白崇禧即飞往重庆。黄绍竑则早于八月十三日通电投共。三十余年患难相从的朋友,至此便各奔东西了。
  我在住院期间,重庆中常会曾两度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来劝请回渝。我既坚拒不去,他们也分明看到我身染沉疴,无法相强。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国第七特种舰队司令贝克中将曾来谒见,稍谈即去,仅系礼貌上的拜会。二十八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亦来探视,谈约半小时,辞去。
  十二月五日,赴美手续及飞机包租均已办妥,遂自香港直飞美国。
  在这段时期内,西南战局亦一泻千里。十一月底,宋希濂所部两个兵团十余万人在川东覆灭,宋氏未几即被俘。十一月三十日共军侵入重庆。
  原驻陕西的胡宗南部此时尚有精兵四十余万人。抗战中期以后,胡部逐日扩充,其任务专为监视中共的行动。全军悉系最精良的美式配备。此次蒋先生调其入川保卫成都,全军可说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十二月二十日共军进占成都,胡宗南率残部退往西康雅安。该处未几亦为共军攻入,胡宗南只身逃出,川、康遂陷。
  云南方面,卢汉于十二月九日正式”起义“。原驻云南的李弥兵团遂被迫西撤,残部数千人最后退入缅甸。广西方面,因海南岛通路已断,各军残部在广西境内为共军分别包围消灭。黄杰所部退入越南境内,被越南当局解除武装。大陆至此遂全部陷入中共之手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七十二章:纽约就医和华府做客
  (一)
  12月8日我由香港飞抵纽约。新闻记者和侨胞在机场欢迎的很多,美国国务院也派专员迎接。我驻美大使顾维钧和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也在机场迎接,并由顾大使担任传译,我即向新闻界宣布此行全系就医性质,一俟身体复原,便当束装返国。随即乘车入纽约城,并专程到唐人街答谢留美华侨欢迎的盛意。
  同时即住入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检查胃疾。该院系世界最佳医院之一,主治医师都系世界权威。检查结果,发现我十二指肠发炎,亟待割治,我便留院医治。时国务院忽派专人前来邀请我即赴华府一行。主治医师闻讯,认为就我病情而论,非先行开刀不可做任何活动。不久,院方即为我施手术割治十二指肠。该院设备既佳,主治医师又系名手,经过情形十分良好,精神恢复甚速。
  此消息为美国国务院所知,国务卿艾奇逊君乃又着人送来一函,约我往华府一行,好和杜鲁门总统面商今后中美关系。该函原文如下:
  总统先生阁下:
  欣闻贵体于动手术之后日趋康复,迅速复原,早庆勿药,实所至祷。如贵恙痊可后,有意来华府一行,余深盼能有此荣幸,为贵我两国之相互利益,拜晤阁下一叙也。
  艾奇逊
  不过我在来美之前,对美国已经绝望,今大陆已全部失守,曲突徙薪,为时已晚,故对美国政府的邀请,早不感兴趣,加以我仍在病中,不宜远行。因请甘介侯君缮复一函,告以遵医嘱,俟身体完全复原后,再来华府拜候。
  1950年1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原,然接国内报告,大陆已全部失守,国府迁往台湾,蒋先生因我在美未表示意见,未便贸然复职,但他已是事实上的独裁者。
  白崇禧所部数十万人在广西被中共全部消灭,兵团司令张淦、鲁道源等,悉数战败被俘。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七军及第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说已片甲不存。
  白崇禧只身飞往海南岛,和退往海南岛的粤籍将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会商防守海南岛的计划。此时海南岛的守军仅两万余人,然残余海军尚有不少舰只,空军亦仍完整,中共海军、空军皆缺,一时想渡海攻占海南岛尚非易易。政府如坚守琼、台二岛,苦撑待变,则反攻大陆的机会远比台湾一岛为大。
  无奈守海南岛非蒋先生的心愿。因为他的着重点仍在美援,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七千五百万援华款项。蒋先生务必造成一事实,使美国不援华则已,援华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台湾又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所以他训令海南岛守军全部撤往台湾。中共未发一矢,便扬长渡海将海南岛占领。
  在这种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个人牺牲不足惜,然对国脉民命究有何补?
  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蒋先生在未能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对我还存有投鼠忌器的戒心。因为当时美国舆论界以及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蒋介石“三字,成为中国政府贪污、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蒋介石政权早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而我本人自竞选副总统那时起,尚薄负时誉。中国人民痛恨蒋政权统治的,多寄我以无穷的希望。我本人因而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民主改革“的象征。因此欧美友邦同情中国的人民,对我均极具同情与好感。我就任代总统后,美国朝野对我所受背后的挟制,亦殊感不平。
  所以蒋先生对我这位民主象征,在未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必不敢加以毁灭。再者,蒋先生现在虽掌握了实权,而我仍身肩国家的名器。如果国内人民、海外侨胞,以及友邦舆论界与友邦政府,能予我以有力的支持,我未始不可把台湾建成一民主政治的示范区。这便是我当时的心境,也可说是万分绝望中的一分希望,我要为这一分希望努力到底。因为国家、民族既以一国元首的名器托之于我,我一息尚存,即不能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就是我病愈以后,在美勾留所努力的方向!
  叙述至此,我且将甘介侯博士于1949年夏初奉我之命来美从事外交活动的经过,作一简略的叙述,作为叙述我自己与美国杜鲁门总统及国务院往还的注脚。
  我派甘介侯来美的最初动机,是由于驻美大使顾维钧的玩忽法统。顾大使当时对政府完全采敷衍态度,一切活动完全受命于蒋先生。政府如将其撤职,渠必抗不从命。如在国家将亡之际,还要在海外演一幕大使抗命的丑剧,未免太不成话了。所以政府为顾全大局,不加撤换,而另派甘介侯为总统的私人代表,与美国政府直接交涉。
  介侯抵美后即分别与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巡回大使杰塞普、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等人晤谈。杜鲁门总统对援华所存的疑虑,即南京失守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华南立脚的问题。杰塞普个人对介侯极友善,曾两度约介侯到其乔治镇私寓用晚餐。但杰君显然对国民政府已绝望,而对与中共建交已有腹案。他竟坦白告诉甘君说:”今日吾人如继续援华,必将引起中国人民的敌视。“
  证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言行,美国似已有承认中共政权的趋向。
  不过当时国务院内几位实际负责人,如副国务卿罗斯克、助理国务卿向德华、中国司司长泼鲁斯、中国司副司长弗里曼等则对援华尚未完全绝望。他们只表示中国军民已无继续作战的意志,如要提高民心士气,中国政府一定要改弦更张,改弦更张的第一项步骤便是蒋先生必须在幕后撒手,蒋一日不撒手,则美援必如往日一般堕入蒋集团的私囊。蒋如一日不放手,则美援一日不应继续。
  9月初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莱竟在参院公开宣称:”蒋介石已自其人民之前私逃至台湾,并席卷价值一亿三千八百万元原非其个人所有的黄金入其私囊。此项财产为中国政府所有,彼竟窃据之。若辈何不先用此一亿三千八百万元,然后再乞请吾人予以援手乎?“
  然参院终于在康莱参议员主持之下,在9月中通过新援华法案七千五百万元,以济中国军民之急。此项援助由杜鲁门总统作全权支配,不以中国政府为唯一对象,凡中国地方武力抗共有效的,皆在援助之列。蒋先生侦知此事,所以非一心一意把我在两广撑持的局面拆垮不可。他首把胡琏调走,继要刘安琪迟迟不行,大庾岭天险不守,两广遂彻底为共军占领。到了大陆全部失守,蒋先生又放弃海南岛,使美援非送至台湾不可。
  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1949年以后,美国本想撇开蒋介石另行支持新兴的力量,而蒋先生却有本事玩美国政客于股掌之上,使美国讨厌他却仍不得不支持他那独裁反动的政权。在这方面,美国人的笨拙和蒋先生的厉害,恰成一尖锐的对比。
  我因和蒋先生共事数十年,对蒋先生的手法领教太多,所以他一举一动的用意何在,我均洞若观火。蒋之所以能每策皆售,固然是他的本事,同时也是国民党内开明分子的力量太小。稍有改革举动,蒋先生渗透、离间、威胁、利诱各种毒计一时俱来,必将其连根拔除而后已。如有一种革新的运动真正有力量、有方案、坚持到底,蒋先生未必就能一意孤行于天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便是一个例子。
  至于台湾,我知道美国今后必继续予以援助。蒋先生在台湾既已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他今后在台湾的横行霸道,独裁专制,将十倍于大陆之时。如此,大陆有中共的专制,台湾有蒋氏的独裁,则中山先生的遗教与民主政治的宏观,在中国将永无施行的一日。
  吾人醉心于民主改革,非至绝无可为,不愿眼看国脉民命如斯而放弃奋斗。所以我在1950年2月间病愈之后,即拟应杜鲁门总统之约,赴华府听听美国人对我们的意见。然后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台湾去,领导同胞,将台湾建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使其不致变成如今日的贪官污吏、反动政客的逋逃薮。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正是中国的友人,关心民主政治在中国今后的推行,他一定会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我,让我团结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回台湾去着手改革,使蒋氏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扰。这便是我接受杜鲁门总统的邀请的主要动机。
  2月下旬,甘介侯奉我之命去华府回拜艾奇逊,并接洽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见的安排。艾奇逊当即预备请帖,不过他认为既是两国元首晤面,在外交礼节上,似应通过大使馆。介侯乃往访顾大使,孰知顾维钧竟推托说,现值林肯及华盛顿诞辰,美国各机关都很忙,晤面时间应安排得晚一点才好。不数日,顾氏竟以度假为名,飞往迈阿密去了。
  顾氏去后,艾奇逊遂直接和介侯接洽。由杜鲁门发出请柬,约我于3月2日至白宫用午餐。艾奇逊在电话内问介侯,请帖内是否应包括顾大使,介侯转以问我。我说,请他把顾维钧也包括在内。事情便这样决定了。
  在此期间,顾维钧当然把全部经过报告了台北。3月1日,蒋先生便撕破面皮,正式”复职“了。当晚我便收到他的电报说,由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3月1日复任总统,希望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做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
  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我不能不通电斥其荒谬。按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今蒋先生复任总统是根据哪一条宪法呢?本来,与蒋先生往还,还有什么法统可谈?不过我的职位既受之于宪法,并非与蒋介石私相授受而来,蒋氏的”复职“,在法统上说便是”篡僭“。我至少亦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我与杜鲁门的会面并未因蒋的”复职“而变化,杜氏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