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
  第一纵队指挥官：唐生智（兼）
  第八军：李品仙
  第十八军：叶琪
  第三十五军：何键
  第三十六军：刘兴
  鄂军第一师：夏斗寅
  第二纵队指挥官：张发奎
  第四军：张发奎（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陈铭枢
  第十一军：陈铭枢（兼）
  第四纵队指挥官：彭汉章
  第九军：彭汉章（兼）
  总预备队指挥官：朱培德
  第三军：朱培德（兼）
  各路部署既定，东路军遂于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自闽、赣两省分途入浙。因何应钦已先期发表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遂另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师由赣东进入浙境。中央军的江右军沿长江南岸地区东进，我的江左军则自鄂东沿长江北岸区域东进，以安庆为目标。
  我军奉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全军乃在鄂东一带布防，待命东征；军部则迁往汉口。我回到武汉，发现武汉三镇已面目全非。群众运动简直如火如荼。一月初旬，汉口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革命群众的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不过，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至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加无已，以致武汉工厂、商铺很多被迫歇业。连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怪现象。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辏Ц嫠呶宜担枇昙依锏牡枧材烟哟私僭恕５笔绷胶墓づ┰硕挠字珊凸穑肥鞘登椋媸且谎阅丫　Ｗ苤笔蔽浜汉土胶厍纳缁嶂刃颍还⒐擦降衬谟字傻牡澄袢嗽保值梦谘陶纹Ｕ偷巢浚跷醇右运亢猎际彩鞘率怠Ｎ一氐治浜海闳衔馐羌蟮囊恰?br />
  此时党政军高级人员的反蒋空气也己逐渐明朗化。“联席会议”中人，为了迁都问题和蒋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说，军人之中也酝酿反蒋甚烈。庸生智、张发奎等都已公开表示态度，只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表示袒蒋，然陈氏仅有一个军，实力究属有限。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蒋去后，亲蒋的陈铭枢旋即被排挤去职，所遗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军军长一职，则由张发奎兼代。武汉方面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蒋的政敌了。
  （三）
  在武汉当时的环境下，我的态度却十分持重，我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国民党断不能蹈洪杨太平军的覆辙，而同室操戈，致功败垂成。党内纠纷，应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各方都应顾全大局，尽量忍让。正因我这种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态度，我的处境遂十分困难与痛苦。武汉反蒋人士，认为我的态度有点中间偏蒋，足以维持蒋的地位于不堕，乃纷起包围我，企图以说服和利诱的方式来争取我参加他们的反蒋运动。此时，跨党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缄默，并未来我处游说，只在一旁坐观虎斗。
  常来我处喋喋不休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乃至向以温和圆滑见称的老政客谭延辏АＫ欠唇睦碛刹煌馐耍阂皇撬担谥圃炀露啦谩Ｋ诠愣鸭∽莺徂沣氐哪苁拢缃癖狈テ谥校旨痴笕ㄓ谝簧恚衷谝殉晌恍戮В镜橙绮患霸缂右砸种疲揽亟丶谥泄Ｔ僭蛩担细鲂云较涟狈ジ骶鲂狻＝弦灰馀嘀财渌饺耸屏Γ诘掠诜ǎ蛔阋晕魉А；褂芯褪撬担舷胍跃π值澈驼谀喜苹档臣秃驼拧Ａ硗庾钪匾囊坏悖词墙牙肴褐冢呦蚍锤锩揪叮途删А⒐倭畔喙唇岬鹊取Ｗ苤媳匦氪虻梗虺坊弧Ｖ辽僮芩玖畈孔橹ㄓΥ蠹有薷模约跎俳娜Γ乐苟啦玫那阆颉?br />
  在他们苦苦纠缠之下，我实在疲于应付，有时也觉无辞以对，因为他们对蒋的指责和批评都极中肯，可说是一针见血。不过，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们无法辩驳。我一再引太平天国为例，洪杨同室操戈，以致功败垂成，殷鉴不远。蒋的缺点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认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队里的政工人员则处处挑拨士兵和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凡此种种都于革命有损无益，而我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我问邓演达说：“你说工人罢工就叫做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总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我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致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同时，我也告诉唐生智说，目前党政内部过火的运动是“纸包火”。因为此时唐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喷有烦言，对所谓“群众运动”感到十分不满，唐固知之甚详。我说，你如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唐则一再地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见到张发奎时，我也以同样理由，向他解说。我说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着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着名的共产党，思想激烈，一切都以共产党教条为依归。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并破坏贞操观念，因此共产党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随便之至。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同志”们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张发奎即举此事为例，向我说叶挺不是那样荒谬不念旧交的共产党。
  大致就在一月中旬蒋氏离汉之后，反蒋的说客到我第七军军部来访的络绎不绝。我们互相驳难的内容大休如上所述。其中最具体的，要算是鲍罗廷约我“酒叙”的一次了。
  在蒋氏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忽然专柬来约我小叙。我应约而往。我们首先寒暄一番，鲍氏也着实夸奖我的战功。嗣后，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题，鲍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的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我说：“相反的，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末，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我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我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哄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材，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我的回答。我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
  “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惟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说得闭口结舌，一声不响。其实，他可能确是一番诚意。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倒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另有一人来当总司令呀！以当时军功、资望来说，他们考虑到我，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反对临阵易帅，并且认为鲍氏是以名位诱惑我加入反蒋阵营，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数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抢桑几变，蒋氏及其左右每每认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实，要推翻他，在民国十六年二月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时我拒绝了鲍罗廷的诱惑，丝毫未为名利所动摇，而后来等到蒋氏羽毛丰满，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反而要来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罢。
  当时鲍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我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我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我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岂但痛苦，”我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这次回答我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
  “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决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我们的一场小辫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我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敏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事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班左派先生们和鲍罗廷的智慧、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筹的。他们深知蒋总司令军事独裁一旦得逞，是无法制服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