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少昂擅画花鸟、走兽，以艺术负当代众望，群伦所宗。徐悲鸿盛赞他“天才豪迈，有出蓝之誉……其画可爱，尤其品可慕也。”
  岭南画派以“折衷中外，融会古今”为宗旨，以广东人的人文精神为依归，其艺术成就，有如大星巨耀，光照画坛。
  我不知道这一番滔滔讲述，能否打消这位北方朋友的偏见。其实，不说别的，光是这个西关古玩城，号称全国“四大古玩市场”之一，如果没有一定的份量，敢在艺术品市场中呼风唤雨吗？大量珍贵的明、清官窑瓷器，还是通过西关古玩城这类民间力量，用重金从海外抢救回来的呢。
  广东的艺术品市场一向十分活跃，与北京、上海可以比肩。1994年，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后，在第一场拍卖会上，就有数十件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徐悲鸿的作品是来自海外的，这是首次实现了中国艺术品从海外回流。拍卖会还创造了中国书画单场成交1500万元的国内纪录，当年轰动了整个艺术界和收藏界。有人也许会说，买家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又不全是你们广东人。说得没错。但广东能把卖方和买方都吸引来，并举办了如此成功的拍卖，本身就反映了广东艺术品市场的成熟。
  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收藏·拍卖》杂志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些资料：
  1994年，广州嘉德赞助《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举办的小说新人奖评选活动。
  1995年，广东举办希望工程筹款艺术品拍卖会，为希望工程筹得236万元。同年，广州嘉德在华南地区首创以普罗大众为主要对象的艺术品“周日拍卖会”，使寻常百姓也能参与艺术品市场。至今“周日拍卖会”已举办了59期，成交总额达3820万元。
  1996年，广州嘉德在汕头举办当地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开创了省内中等城市举办拍卖会的先河。
  2002年，广州举办“阳台书屋藏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以100％的成交率，再创国内书画专场拍卖的最高成交率。
  有人说广东人穷得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广东人的“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达利作品互动展”、“毕加索版画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览”和“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一类高质量的艺术展览；可以欣赏到北京现代舞蹈团、台湾云门舞集、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青年舞团和广州实验现代舞团的精彩表演；可以看到广州芭蕾舞团的新剧《梅兰芳》；可以看到轰动一时的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可以观赏到俄罗斯国立芭蕾舞团的《天鹅湖》；还有维也纳童声合唱表演音乐会、德国汉堡蒙特威尔蒂合唱团的演出……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每天都生活在不同的艺术之中。如果用“贫”、“富”来形容，广东人可以称得上“腰缠万贯”、“坐拥金山”。只不过在一些人的眼里，只容得阳春白雪，容不得下里巴人。他们只承认意大利歌剧是艺术，不承认粤曲、潮剧、客家山歌是艺术，尽管他们自己也未必懂得欣赏意大利歌剧。
  我听到有一种批评广东人的意见说：“这些年，广东的通俗文化发展迅猛，也影响了内地。但在高雅文化或纯文化方面却发展缓慢。”一堆似是而非的概念，让人头晕。且不说什么叫通俗文化，什么叫高雅文化，争一百年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光是“纯文化”这个的概念，就令人笑倒在地了。据说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不知有没有一种是对“纯文化”的解释呢？
  我从历史到现状，从建筑、音乐、戏曲到文学、艺术，对广东文化作了一番简略的扫描，只为说明一点：如果把全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文化划分大、中、小的话，广东绝对可以排在“大”的前列。两千多年历史摆在这里，不是谁封的，也不是自我膨胀的虚骄之词。论虚骄，还轮不到广东。今天广东的奋斗目标，只不过为“正名”而已。
  已经发了一千年，还叫暴发户？
  在各种贬损广东人的言论中，除了“文化沙漠”之外，还有一个听得人耳朵起茧的，就是“暴发户”。什么叫暴发户？一个穷光蛋捡垃圾时捡了一块大金砖，这就是暴发户了；一个人用两块钱买彩票中了个500万头奖，这也是暴发户了。但广东怎么暴发？有人不服气地说，广东之所以富甲一方，不过是拜中央政策所赐，如果不是中央照顾你们，让你们喝到改革开放的头啖汤，广东能发起来吗？
  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早在两汉时代，靠着海上丝路，广东已经走上发家致富之路了。当然，金山银山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自己从地底冒出来的，而要靠广东人风里浪里，千辛万苦，拿性命博回来的。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年的广东商人，驾驶着远洋大船，满载丝织品、陶器、青铜器，扬帆出海。而当他们返航时，船上则满载珠饰、犀角、象牙、玳瑁、璧琉璃、琉璃、水晶、香料等物品。从内地来办货的商人，云集码头，攀肩搭背，踮起脚尖，期待着大船靠岸。那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的场面啊。《汉书》上说：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就是一个内地与海外货物交易的集散地。
  隋朝是历史上的一颗超新星，与秦朝相仿佛，光芒耀眼而短命。隋朝对南海贸易十分重视，广东的贸易地位迅速上升。广州与其他城市间，“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据唐相李吉甫追述：“（隋）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一派兴旺繁盛的景象。唐代广东人的远洋商船，早已乘风破浪，到达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了，天下财富滚滚而来。
  李唐末年，藩镇之乱造成了天下分崩离析的局面。南汉王朝乘机割据一方，虽然天不假年，但由于它是自立为王，自己赚钱自己花，无须向长安缴纳赋税，因此，反成了广东历史上一个最奢华靡丽，最纸醉金迷的时代。据史记载，南汉皇帝“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根本不把中原放在眼里，“有欺四方，傲中国之意。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
  宋、元两代都实行海禁。在高压政策之下，海外贸易急速萎缩，元气大伤。明代也屡禁海民通番，禁止使用番货，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属违法，就是一块木板也不准下海。我们在嘉靖皇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到如此命令：“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但由官方机构市舶司垄断的所谓“四夷朝贡”贸易，不在禁例之内。嘉靖年间，朝廷取消了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只留下广东市舶司，继续运作，成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唯一港口。而内地的货品，也只能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人们把这叫做“走广”。
  虽然朝廷严禁出海，但利之所在，天下趋之，何况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广东人？“山高皇帝远，海阔疍家强”，明万历年间，广东商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　“广东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贸易，年利恒百余倍。”这类私人船队的规模，亦颇可观，文献记载：“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在茫茫南海，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商舶，终年搏击风涛，漂洋过海，恐怕是难以统计的了。
  当时的广州城，堆金叠玉，繁华似锦，“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在十八甫一带，官府建起了精致华美的怀远驿，以招徕外商，驻泊买卖。绸缎、铁器、蔗糖、布匹、茶叶、地席、木棉和瓷器的货栏，一家连着一家，成行成市，货如轮转。
  到了大清开国之初，由于郑成功在台湾反清，朝廷继续厉行海禁，但后来台湾收复，海禁也随之松弛。1684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海贸易，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在广州，指定以十三行总揽对外贸易，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广东人的黄金时代又来了。
  1757年，乾隆封闭闽、浙、江3个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这并不是政策优惠广州，让广州先富起来，而是皇上觉得江浙口岸离北方太近，万一被洋人入侵，难免有鱼溃之局，因此不能开放。广州离帝都十万八千里，要烂到北京，一时半刻还不必担心，就把它开放给洋人去闹吧。考究起来，有点丢卒保车的意思。不过，粤商并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心理，总之他们抓住一切商机，拼命增加自己的财富。全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都流向了广州的十三行。这是十三行的全盛时期。
  屈大均有竹枝词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当年的十三行，富可敌国。潘、伍、卢、叶四大富商，凭着十三行的垄断经营，跻身世界级富豪，据说其家产总和，比当时朝廷的国库收入还要多。美国《华尔街日报》把伍秉鉴（十三行首席行商）列为世界千年50富之一，其家产达2600万银两；潘仕成的家产也有2000万银两，潘家花园的房子可容纳上千人，有法国报纸形容，其房产比一个欧洲国王的领地还要大。
  关于他们的逸闻轶事，坊间流传甚广。有一位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元银票，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秉鉴听说后，满不在乎地把欠条撕碎，说账已结清了，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继承父业，也是一代富商。伍崇曜做生意的手法很简单，当远洋商船靠岸时，他便到码头逛一圈，甚至连详细货单也不看，随便指着那些商船说：这条船我出价若干，那条船我出价若干。金口一开，就算成交了，从来言无二价，也没人敢和他讨价还价。
  种种市井传言，经过不断地添油加醋，在广州人心目中，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道光年间，十三行失火，烧了七天七夜，最后那些熔入水沟的洋银竟然凝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锭，坚不可破！有一本叫《触藩始末》的书，描写十三行失火的情景：“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焚烧珠宝的凡夫俗子，读了这样的记述，不禁啧啧称奇。
  说广东人是“暴发户”，真是天大的笑话。广东人已经发了上千年，何来“暴发”一说？那些以为广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起来的人，真该补补历史课了。尽管在粤北山区，还有不少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还很艰难。但沿海地区民熙物阜，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广东办经济特区的过程，看看广东人是如何迈出成功的第一步的。现在，有些人似乎忘了广东当年是如何走过最初那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忘了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了，有意无意间，把广东搞经济特区，说成是捡了什么便宜，好像是中央故意把一块大肥肉搁到广东的碗里似的。
  这些人如果不是健忘，就是故意歪曲事实。
  当年中央在广东搞特区，并不是对广东的“特殊照顾”，而是要广东做“摸着石头过河”的开路先锋。1978年底，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的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时，并没有确定是哪些地区；中央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先走一步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广东可以争取，其他省也可以争取；深圳、珠海、汕头可以争取，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温州、宁波、烟台、青岛、北海等城市也一样可以争取。中央并没有特别垂青广东。
  然而，全国上下，北京是雷打不动的，上海是左右观望的，只有广东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争取。事实上，不是中央逼广东“先行一步”，而是广东主动要求先行一步的。1979年1月，作为建立经济特区第一声起程炮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就是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的。就这样，蛇口凭着努力争取回来的审批500万美元项目自主权，和交通部招商局利润留成中5000万元投资自主权，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海滩上，开始了历史性的冒险改革。
  紧接着，广东自行在深圳划出一块地区作为试点，出租给外商，投资兴建工厂、旅馆、旅游区，按国家规定进行管理和收税；采用投标方式，价高者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