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节
作者:小秋      更新:2021-04-17 17:37      字数:4754
  迥然不同。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方方横说竖说,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都是外来干部……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老家在广东梅州的叶剑英,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叶剑英和方方的话,句句都说得很实在,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
  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
  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叶剑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亦受到牵连,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党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本来,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试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还是更加封闭了?
  据2004年的统计,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别忘了,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从1994年至2004年,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
  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达到320多万。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
  可惜,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捞松”,还不是歧视?殊不知,“捞松”一词,并非广东人发明的,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以前北方人见面,喜欢互称“老兄”,广东人听多了,也把北方人叫做“老兄”,发音不准,变成了“捞松”。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冷”,叫日本人做“架佬”,叫西方人做“鬼佬”一样,虽然含有戏谑成分,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北方人口里的老广,都不是歧视,惟广东人一叫“捞松”(老兄)就是歧视。这恐怕讲不通吧?现在,甚至已经敏感到连“外地人”、“外来工”这些词,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说:“你们外地人……”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
  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往往立即闪开,不愿搭理。遇上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街受辱,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不过,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问完以后就说:“请别误会,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来广州实习,跟老师走散了,钱包又被人偷了,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
  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便心生戒意。这是上了无数次当,交了无数学费之后,买回来的教训,你能怪他们吗?
  一位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告诉我,在上海还见过有报摊竖一牌子写着“问路先买报”呢;在河南、安徽农村,有的村民放几块石头在公路上,就敢做收养路费的营生,说起理由他们也很振振有词,因为公路从他们村的地面上经过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可以肯定,绝对只是少数,如果据此便引出“上海人如何……河南人如何……安徽人如何”一类耸人听闻的结论,那才真是侮辱天下人的智慧呢。
  今天,到广州天河北路、环市东路等高级写字楼区转一转,便会发现,出入于摩天大楼的粉领、白领、灰领、金领,北方人成群结队,本地人反而相形失色;从事保险业、饮食业、服务业、广告业、传媒业的北方人多如过江之鲫。从祈福新村、碧桂园、雅居乐等高尚住宅区的新业主,到石牌村、冼村、杨箕村、三元里村的出租屋租客,北方人占了半壁江山。不会广州话,不熟悉广州道路,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在广州开的士。试问,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如此吗?如果这样还叫排外,真不知如何才叫不排外了。
  我在海丰县遇见几位年轻的湖南籍教师。海丰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这里位于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相对简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到汕头或广州找工作?他们微笑着回答,这里的人待他们很好,他们对海丰已经产生感情了,不想离开了。
  我这么说,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难道广东人就这么高尚?就一点都没有歧视外省人?一点排外思想都没有?当然也不是。亲不亲,故乡人。这是中国人的通性。有人举出外省籍劳工在广东受到剥削的例子,举出孙志刚事件的例子。这些都是实情,但决不能以偏概全。我认为,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还有孙志刚事件,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是体现国家能力的问题,是法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排外的问题。说它是排外问题,实在是降低了它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土客械斗”,广东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引发冲突。双方付出的代价,固极惨重,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种冲突,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要达至融合相存,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秦皇开边,到鸦片战争,莫不如是。
  然这一切,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今天,在广府地区讲白话,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大家和睦相处,谁也不排斥谁,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广东人与文明同步成长,所以我们极少从广东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外省人的丑化,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个子瘦小,满身金饰,见利忘义,庸俗低级,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的形象。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却不绝于耳。让人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
  广东人有“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特点,早已是名声在外,人人皆知。你和广东人谈论做生意的心得,他是满腹经纶,但如果你和他讲什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讲什么“政府财政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说不定他们会呵欠连天,并不耐烦地讽刺所有的理论之争都是“三斤猪头得把嘴”。
  在广东的书店里,传授延年益寿、防病治病、营销技巧、职场竞争、升学指南一类实用
  型图书,比其他图书要畅销得多。重实际,轻理论;重行动,轻议论;信奉“千虚不如一实”的哲学。最看不起那些“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的人。这是广东人的长处,但也是他的短处。
  北京八旗子弟遗风盛行,人人都有代圣人立言的本事,满口春秋大义。但说得多,做得少,典型的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而广东人则做得多,说得少,还没等大家争出个高低来,他已经把做好的东西端到桌面上了。人们常说“做学问上北京,做事业下广州”。广东人会生小孩,但不会起名字;瞧人家北方的小孩,还没生下来,已经敲锣打鼓,天下闻名了。
  2003年春,SARS在各地大规模爆发,在广东人看来,这是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死了那么多人,对人命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悲剧。广东人最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如何减低死亡率,但北方学者却浮想连翩,把它与反通胀扯上关系,大谈消费与投资的反向变动,大谈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大谈如何“把SARS危害转化为机遇”,还发明了“SARS宏观调控”、“良性危机”之类的概念,视其为经济软着陆的天赐减速器。说得头头是道,你还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头脑这么灵光。
  高谈阔论,建构学说,从来不是广东人的专长。他们的性格是务实、不张扬,喜欢用“事实胜于雄辩”来避开争论。在坊间,“讲多无谓,食多会滞”是一句使用率很高的俗语,反映了一种实干精神。
  在研究广东人的性格特征时,我常常会想起一个希腊神话故事,我相信广东人会很认同故事所包含的哲理。
  在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和儿子伊卡罗斯被国王囚禁在一个海岛上。为了逃跑,他们用蜡制成翅膀,黏在身上,打算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不料,伊卡罗斯对第一次飞行兴奋过度,不理会父亲的再三警告,飞得太高,蜡制的双翼被太阳融化,最后一头栽到海里淹死了。而父亲代达罗斯因为飞得低,所以成功地逃出了生天。
  从这个寓言中,我闻到了老庄的气息。老子教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长期以来,广东人把“少说话,多做事”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一种高超的生存哲学,不过,其代价是广东人的许多亮点都被自己埋没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被白白浪费了。不仅广东海上丝路的品牌,在包装和宣传上,远不及北方的丝绸之路响亮,而且对粤商的研究工作,也很零散片面。广东人确实不太会宣传自己。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你不出声,别人还真当你是死的。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暴发户时,他期期艾艾,不知所对——尽管两汉时广州已十分繁荣,至唐宋时代,更成为天子南库,人们用“金山珠海”来形容。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文化沙漠时,他气噎喉堵,无话可说——尽管广东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闳深,足可以在文化史上自立门户而有余。
  这种现象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忧虑,甚至要在报纸上,正儿八经地讨论起广东年轻人“敏于思而讷于言”的原因来了。
  为什么广东人都不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呢?有人归咎于传统教育,广东人从小就接受要少说话,多做事的教育;有人说是性格原因,广东人有文化的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