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节
作者:左思右想      更新:2021-04-06 03:22      字数:4871
  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本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
  “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
  “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
  “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
  “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他又说:
  “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笔者由此联系起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他所控的几间公司,能捞则捞,能宰便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担心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故有人称:李氏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状况好,李氏的红利亦匪浅。李氏不放大利,还表现在他不断增购和黄股份。令人叹绝的是,他“鲸吞”和黄的“企图”,竟未遇到“老和黄洋行”的抵抗。
  毋庸置疑,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嘉诚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
  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1995年夏,笔者在港考察时曾听说一则这样的轶闻。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某先生”是否确有其人其事,难于考证,但这至少代表一种舆论倾向。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李嘉诚的幸运,似乎不止收购和黄这一桩。他与汇丰合伙重建华人行;1980年,他被委任为汇丰银行董事,成为继包氏之后的第二位华人董事;他得到地铁公司主席唐信的垂青,获得车站上盖的发展权;他将长江上市,适逢股市牛市大好时机;他经营塑胶花时,无人担保,就可获得大客户的全额订金。
  鸿硕先生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安士(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力工作,不断奋力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
  “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正是李嘉诚由勤力至成功的写照。
  第十四章 招贤纳士 知人善任辅大业
  一个小徒仔,受尽英国人的侮辱与歧视。他一旦成为富翁,便雇一名英国人做他的保镖,为其开车,连上厕所都要这英国保镖站岗。此富翁一泄心头之恨,趾高气扬。李嘉诚雇有不少英籍助手,他会因此而扬眉吐气吗?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电器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论述企业主如何管理企业时说:
  “当员工1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最前面,身先士卒,发号施令;当员工增至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当员工达到1万人时,我只有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员工增到5万到10万时,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
  松下幸之助形象地描绘企业主在企业的不同阶段应扮演的角色。事业规模小,可以事事亲力为之;事业规模中等,更多的要依赖助手;事业规模庞大,还必须靠一种精神力量来统治。
  松下电器由最初的3人,发展到今日的22万员工,生产销售基地遍布全球,与荷兰飞利浦、德国西门子,并称为世界三大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把他事业的成功,归结为人才观的成功。他有一句深得世界企业界推崇的话:
  “造物之前先造人才。”
  日本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近,日本的经济先香港一步获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李嘉诚有机会多次赴日本商务旅行,他十分关注日本的经营管理,佩服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等日本商界俊杰。在香港,他还与有阿信之称的“八佰伴百货连锁集团”主席和田一夫建有深厚的友谊。
  李嘉诚毕竟是李嘉诚,作为华商翘楚精英,自然不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