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比较正确地推断出这座仪器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竖立在仪器樽形
  部位中央的一根很重的铜柱，铜柱底尖、上大，相当于表达惯性运动的摆，
  张衡叫它作“都柱”；另一部分是设在“都柱”周围和仪器主体相接联的八
  个方向的八组杠杆机械　（即在都柱四周围连接八根杆子，杆子按四面八方伸
  出），直接和八个龙头相衔接）。这八根杆子就是《后汉书·张衡传》中的
  “傍行八道”，也就是今天机械学上所说的“曲横杆”。这两部分都设置在
  一座密闭的铜体仪中央。但因为“都柱”上粗下细，重心高，支面小，象个
  倒立的不倒翁，这样便极易受震动——即令是微弱的震动——而倾倒。遇到
  地震时仪体随之震动，只有“都柱”由于本身的惯性而和仪体发生相对的位
  移，失去平衡而倾斜，推开一组杠杆，使这组杠杆和仪体外部相联的龙嘴张
  开，吐出铜球，掉在下面的蟾蜍口中，通过击落的声响和铜球掉落的方向，
  来报告地震和记录地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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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设计的地动仪，也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学说的形象体现。地动仪的
  仪体似卵形，直径和浑象同样大，象征浑天说的天。立有都柱的仪器平底，
  表示大地，在天之内。仪体上雕刻的山、龟、鸟、兽象征山峦和青龙、白虎、
  云雀、玄武二十八宿。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卦篆文表示八
  方之气。八龙在上象征阳，蟾蜍在下象征阴，构成阴阳、上下、动静的辩证
  关系。都柱居于顶天立地的地位，是按照古代“天柱”的说法作的布局。而
  其中的机关自然是采用了杠杆结构。
  张衡的这一卓越发明，不仅体现了科学家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而且也反
  映了我国东汉时期的先进科学文化水平，这是令我们感到无比骄傲的。
  除了地动仪外，张衡还创造了另一个气象学上的仪器，这就是候风仪。
  以前许多人以为“候风仪”和“地动仪”是同一种仪器，据最近科学家的研
  究，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后汉书·张衡传》里“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
  动仪”这句话，是说张衡在当年同时创造了候风仪和地动仪两个仪器。不过
  《后汉书·张衡传》中没有记载候风仪的构造。现在我们把有关候风仪的情
  况介绍一下。
  竺可祯先生在　《中国过去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里写道：“在气象仪器
  方面，雨量器和风信器都是中国人的发明，算年代要比西洋早得多。《后汉
  书·张衡传》：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后汉书》单说到地动
  仪的结构，没有一个字提到候风仪是如何样子的，因此有人疑心以为候风、
  地动仪是一件仪器，其实不然。《三辅黄图》是后汉或魏晋人所著的。书中
  说：“长安宫南有灵台，高15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
  风乃动。’明明是说相风铜乌是另一种仪器，其制法在　《汉书》上虽然说得
  不详细，但是根据《观象玩占》书里所说的：“凡俟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
  立5丈竿，于竿者作盘，上作三足乌，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
  则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施则占之。’即可以知道张衡的候风铜乌和
  西洋屋顶上的候风鸡是相类似的。西洋的候风鸡到12世纪的时候始见之于载
  籍，要比张衡候风铜乌的记载迟到1000年。”
  除竺可祯先生的论证之外，另外还有三项有关候风仪的资料。（一）、
  《后汉书·百官志》中注载太史令的属官有灵台特诏42人，其中有3人是专
  管“候风”这一项职务的。因此可知制造候风仪，观测气象，是张衡做太史
  令时职务范围以内的事情；　（二）、《西京杂记》中载皇帝仪仗队里有“相
  风乌车”一项。依此我们可以推知“相风乌”这种仪器，不仅安置在灵台上，
  同时也可以装置在车辆上面。候风仪的发明可能是在张衡之前，张衡制造的
  候风仪虽然有所改进，但已不是特别突出的新发明，因而史籍也就不详细记
  叙了；　（三）、北魏时信都芳所著《器准》一书，把地动、候风、铜乌并列
  做三项；隋代临孝恭所著的　《地动铜仪经》，不带“候风”二字。因此，我
  们一方面可以推想铜乌和候风这两个器物的构造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另一
  方面，也可以认为地动仪和候风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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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在创造地动仪以外，制造了候风仪，是可以肯定的。通过这些论证，
  也可以窥见我国两汉时代在气象仪器上的创造和应用方面的部分情况；同时
  又证明张衡对职务认真负责，并能在科学研究上结合实际，善于学习前人的
  科学经验而有所创新改进，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伟大先驱者。
  八、反对谶纬的斗争
  张衡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做出杰出的成就，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他坚
  持唯物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和迷信思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东汉时代，流行“谶（chèn）纬文学”“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
  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附会
  儒家经典的著作。“谶纬”是以封建迷信来解释书籍经典、穿凿附会、用来
  预卜吉凶的一种学说。因为有的“谶”有图有字，所以也叫“图谶”。它的
  基本思想是宣扬“王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唯心思想，因此很受统治者
  的推崇，被尊为朝章国典。
  谶纬之学兴起于西汉时期。汉代统治者的御用学者，在巫师和方士编造
  出来的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编造了许多寓言性的谶语，妄称汉朝刘氏皇族
  是“膺受天命”来统治世间的，并且附会这些是周公、孔子或其他古圣先贤
  的话。这显然是用来欺骗人民的谬说。西汉统治者就利用谶纬来麻醉人民的
  反抗情绪，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西汉末年，王莽就是利用假造出来的叫王
  莽“应天承命”做皇帝的符命，顺利地达到他篡夺西汉政权的目的的；东汉
  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光武帝刘秀更是把“谶纬”定为东汉王朝政治学术思
  想的重要内容。
  光武帝刘秀一直对谶纬迷信深信不疑。当初刘秀平定河北之后，他的部
  下几次拥立他做皇帝，都被他拒绝了。后来，刘秀的同学疆华带来了《赤伏
  符》，上面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四七”
  指二十八；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国称帝，到公元25年刘秀自称皇帝，
  相距228年，即所谓“四七之际”）火为主”几句话，使他马上同意即皇帝
  位；自然，这些图谶是刘秀集团内部的人假造出来的，目的是使刘秀政权有
  更大的群众基础，同时打击敌对势力。刘秀作了东汉皇帝后，更加大力提倡
  “谶纬”在中元元年（公元56年），他下达诏书，宣布图谶于天下，把图谶
  定为全国功令　（法令）必读书。从此，图谶成为主宰东汉王朝的思想法令。
  荒诞不经的迷信思想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东汉无孔不入的统治思
  想。
  东汉儒生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反对谶纬的
  读书人是绝对做不了大官的。自光武帝以下的东汉统治者，都迫切希望依靠
  谶纬的帮助，企图用这贴麻醉剂来麻痹人民，也麻痹自己，以缓和社会矛盾，
  延长王朝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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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初年，谶纬迷信已闹得乌烟瘴气。只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学者，
  依据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儒家人文主义的思想，对谶纬中的“奇怪
  虚诞之事”加以批判。如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桓谭，他坚决不相信谶纬，
  认为全是妖妄之言。他给光武帝上疏，指斥图谶是巧慧小才的人捏造出来，
  用以欺惑世人的。光武帝大怒，责骂桓谭“非圣无法”，要将桓谭斩首。桓
  谭被吓呆了，连连叩头求饶。光武帝看到满脸鲜血的桓谭痛哭流涕，才动了
  恻隐之心，罢了他的官职，放了外任。被放逐出京的桓谭郁郁不乐，不久就
  病死在半路上，当时他已是个70多岁的老人。桓谭写下多篇反谶纬的著作，
  收在《新论》一书中。在谶纬流行的东汉时代，这些著作大都亡矣，只留下
  一小部分。其他文官如郑兴、尹敏对图谶表示怀疑，虽他们才高八斗，也都
  遭到光武帝的斥责和放逐。
  比桓谭稍晚的王充（公元27—97年），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曾著《论衡》一书，其中有许多篇章都激烈地批判了谶纬迷信的虚妄，并对
  谶纬符瑞学说严加驳斥。他从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批判了董仲舒鼓吹的“天
  人感应”，认为这些神权思想是衰乱时代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主观臆造出
  来的；他针对当时儒者捏造“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奇谈，指
  出这是“后人诈记以明效验”的，揭穿了当时把孔子神化的虚妄。王充指出，
  帝王和人民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图谶捏造附会，想把帝王扮演成与众不
  同的神圣，那完全是骗人的谎言；王充鲜明地指出人世间根本没有鬼，说：
  “人，物也；鬼，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独为鬼？”他论证说，人死
  血脉就枯竭，就没有精气，尸体化为灰土，怎能变成鬼呢？王充站在朴素唯
  物主义的立场上，根据当时的科学认识，在谶纬迷信泛滥的条件下，坚定有
  力地提出无鬼论的观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许
  多卓越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的政治主张，他本人也博学多才，只因坚持唯物主
  义的认识论，对封建谶纬迷信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所以始终受到封建统治
  阶级的压制和排斥。
  光武帝死后，汉明帝继续提倡谶纬。当时的图谶《河图括地象》里就出
  现了“十代，礼乐文雅并出”等论调。因为从汉代高祖刘邦到东汉明帝刘庄，
  刚好是十代。水平3年　（公元60年），由于《尚书璇玑铃》（纬书的一种）
  里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明帝便把郊庙之乐改名“太予乐”，乐官
  也改称为“太予乐宫”，以应合谶纬。此后，汉章帝又在章和元年（公元87
  年）特令博士曹褒参考西汉旧典，并掺杂引用“五经、谶记之文”，编订成
  《汉礼》150卷。
  汉安帝时，又有人主张根据图谶来改订历法。
  西汉初年，社会上一直沿用秦朝时使用的《颛顼历》，《颛顼历》使用
  到汉武帝时已经有些同天象不符，汉武帝于是在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年）
  改用《太初历》。《太初历》因岁实（按《太初历》以365、25016224为一
  年，称为“岁实”）和朔策（按《太初历》推定以29、53086419为一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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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朔策”）都与实际上相差很远，故沿用到东汉初年，也逐渐和天象不符。
  汉章帝时，章帝命令治历官编■、李梵等人研究校订《太初历》的差误，改
  用四分法编定了《四分历》，在元和二年（公元85年）正式颁布实行。《四
  分历》是在《颛顼历》和《太初历》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修订的。永元年间
  （公元89年…104年）又参校了贾逵所提出的月亮运行有快慢的“九道法”，
  订正了《四分历》，所以可以说《四分历》是东汉时期最进步的历法了。
  东汉时期，一般学者都在大谈“谶纬图录”，鬼话连篇，借以谋求富贵。
  汉安帝延光2年　（公元123年），中谒者■诵建议根据图谶改订当时所用的
  《四分历》，用“甲寅元”（即殷历）来代替《四分历》；河南人梁丰也建
  议再用《太初历》。于是朝廷群臣对于改订历法展开了大辩论，议论纷纭。
  当时的太尉刘恺、侍中施延等84人的议论与■诵的改历主张附合，因此他们
  上秦称：“甲寅元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另一批官僚如河南尹祉、
  太子舍人李弘等4O则反对用“甲寅元”，他们的理由是：“元和变历以应《保
  乾图》三百岁斗历改宪之文，《四分历》本起图谶，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