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他死的前一天，八十二岁的老皇帝来探望七十二岁的总司令。这两位诚实的老头子坐在那儿，从他们的本心来说，他们是成年人，从他们的虔敬心来说，他们是孩子。他们谈到了从前的战争。当威廉告别的时候，他两眼望着天，说：“你给我的老袍泽说，我向他们问好。到了那边，你会遇到几个的！”
  罗恩就这样死了。七、奥古斯塔皇后
  “倘若我们对一条牛说‘哈’，它就向左转；如果我们说‘呼’，他就向右转。但是，一个老年人既不懂得‘哈’也不懂得‘呼’！”俾斯麦对最后十年的威廉说的就是这样叹息的话，表明他私人的见解。自俾斯麦六十岁、威廉八十岁以后，他们二人的情谊越来越淡了。一个有着不同寻常睿智的大臣，被他自己在欧洲创立的功业抬高了，被他君主的上百次的让步所纵容惯了，办理起公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专制者——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经常是有忍耐性和克己尽礼的呢？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忍受要求形式上的必要呢？一个不甚聪明的人，一个诚实的老头子，被王位抬高了，被习惯于发号施令所纵容坏了——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长久地忍耐别人和对别人致敬尽礼呢？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认可掉斯麦，让他扮演一个专制者的角色呢？
  在奏折函件中，俾斯麦确实使用了许多致敬的形式，他绝不会疏漏掉宫廷仪节所需的恭维活。对于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如此。当召开御前会议时，他很尽心地表现（就像亲眼看见的人物所说的一样）一种合乎礼仪的“敬上，与宫廷的言语相符”。当皇帝很殷勤和气地回答他时，威廉流露出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就像俾斯麦在晋封王爵时感激涕零的眼泪也是真的一样。威廉从来不流露出他的忌才妒能。他尽力表彰伸期麦，他的公文里到处都是感谢之语：“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会比我的生命更长，我是永远感激你的君主与朋友。”当一个平民与一位公主结婚之前，需要封他一个第五级的爵位，皇帝先问一问俾斯麦是否同意，因为这个人有一次不肯向俾斯麦举杯祝寿。威廉说：“如果你反对我这样做，我绝不因为要使两个相爱的人快乐而答应这样的要求！”在俾斯麦这一方面，他有着说不出来的天才傲气，但他却不断对人极力恭维、颂扬皇帝的勤政与预政才能。——无论在他之前还是在他身后的人，都无法和他相比，威廉日夜不停地这样说。
  俾斯麦对十几位阁臣、议员和与政治毫不相关的偶然来访的客人，甚至对素昧平生的人们都极坦白地交谈，流露出他有意地要人转述他所说的话——有时他以为于自己有利，但他却不肯承认自己所说的话。
  “现在带给皇上极大荣耀的这些事情，都是我费了很大周折逼他做的……我和他商议事情，日见其为难了。他年纪越大，体质越弱，他失却了判断力，叫人难以忍受。‘他对赫因罗厄说：”他不再能够记得他所批准过的是什么事情。有时会大发脾气，因为他听见这件事或那件事正在办，他会以为从前根本没有禀报过他！“他对符腾堡大臣米纳特说：”我的君主在1866年有意退位，但是，是我把他扛在肩上，把他推上了皇帝宝座。现在他以为什么事情他都精通，比他的宰相强得多，无论什么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他咬着烟管，很简短地对花园监督蒲斯说：”是一个好军官呢，对妻子，态度很和蔼。“有一个外国人说，皇帝做亲王时曾在议院里进行过好几次演说，都很不错的呀。俾斯麦说：”都是别人写好之后给他的，他并不善于辞令，但是当他对他的元帅们演说时，有时却能说得很好。他是异常的诚实可靠。但是，他只有这两样好处，我认为是不够的，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是他愿意宽容我，保护我，这是我敢肯定的。“
  俾斯麦虽然这样恭维他的君主，但当他知道他的君主也靠不住时，自然是很不高兴的。无论君主说任何不满他的话。他总能知道的。“他一知道之后，常以辞职来恐吓君主，因为他决心要君主听他的话。”赫因罗厄这样评说俾斯麦。俾斯麦很得意地说，有一次他的辞职书被老威廉团成了一只球，君主极其恼火，在上面批一句话：“决不准辞。”事过之后，当这两个人再次见面时，君主很动容地对俾斯麦说：“难道你想使我在暮年之时落下一个坏名声么，你想抛弃我，你就是不忠！”一次，俾斯麦以请求退职相威胁，但却把这件事弄成悬案，因为他请假而去，要求等他休假回来再定夺，也就是要君主对这件事缄默不语地等上五个月。老头子生气地说：“你的信让我产生了很不舒服的印象，请恕我不讲给你听了，我却要问你一件事：你自己既然写信要我保守你信的秘密，那么我也求你对送你的信的人说，也让他发誓严守秘密……我是你大受惊扰的威廉。”
  还是这位君主，却每个星期必读《警钟报》！俾斯麦在他的传记中虽然大事粉饰他与威廉相处的种种为难之事，他却常常发牢骚，因为皇帝读这张报——特意为诬蔑攻击俾斯麦而办的。当有三个人奉命成为国家大员时俾斯麦向君主表示抗议，抗议他当众向他的仇敌表示好感。对三人中的一人俾斯麦这样写道：“这个人反对我好几年，惟有这件事使众人注意了他。他既没有才能，又没有办过什么事。在外交部，他很讨人厌，因为他没有真才实干。碰到紧要关头，他差不多是个疯子，自十五年前起到现在，他没做过什么事，除了说话与写东西反对我。他自高自大，自叹他是被人误解的，说话总带着怒气。”
  俾斯麦很清楚地知道该怎样报复他的君主加给他的屈辱，但又不失作为人臣的礼节。在1874年，君主不满意谕旨里的一句话，嫌说得太重。俾斯麦从瓦森写信说，如果作一点点修改，他就不回柏林开会，他请赫因罗厄转告君主，俾斯麦自认为是个大作家，不肯接受任何修改的建议。赫因罗厄把话送到了柏林。老头子很着急，说：“别人从这一段话里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又要同法兰西打仗了！……我不想听见这样的话……我太老了，我担心不修改这句话，俾斯麦会逐渐地拖累我再去打仗！”赫因罗厄很礼貌地否认人们会推断出这个结果，威廉持持胡须说：“关于这件事，我不能同意俾斯麦的意见。请你把我的意思告诉王爵。”君主与臣仆就是这样请一个中间人来传话，以免两人当面冲突起来。最后，当然是老头子让步，没有改动俾斯麦的底稿。
  太子说：“我们简直不得不依从他。假如俾斯麦对我父亲提议要同加里波第或玛志尼联盟，刚开始时我父亲会在屋子里很绝望地跑来跑去，喊道，‘俾斯麦，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接着他会站在屋子中间，说，‘虽然这样说，如果你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非这样做不可，我就不再反对了。”’我们不难明白一个在柏林身居高位的人何以会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很诙谐地说俾斯麦是卡刺卡拉。我们也会明白1873年元旦，这两个人辩论之后，老头子受了俾斯麦的怂恿，写了一封很能感动人的信给他。俾斯麦站了出来，马上告诉一个自由党（目的在于传播这件新闻）说君主把这封亲笔信的草稿给他看了，他并没有改动，不过是把一两个字的拼音改正了。俾斯麦很狡黠地说：“可惜我改正了拼音，因为经我改正之后，好像是有些靠不住了。”
  对于这件事，无论什么人都不肯说实话。温鲁有一次却说了实话：“君主不单是留用了一个可憎的大臣，其可憎程度超过以注任何一位被普鲁士君主任用的大臣，而且君主无条件地相信这位大臣的话。将来的历史对这件事的记载肯定是有利于皇帝的。”俾斯麦听了这几句话，并不生气，他的回答已经成了经典：“你说得对极了。君主们在对待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时，总是有着特别敏锐的感觉。”
  无论在什么地方，俾斯麦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老皇帝的短处说出来。路西亚曾记着1875年俾斯麦在一个人员混杂的聚会上所说的话：“有时候我们接到皇帝亲笔写的公文要忙上几个星期才能答复。皇帝不吸烟，不读报，只读公文！倘若他肯独自一个人玩纸牌，那会更好一点……如果我说了一句比较尖锐的话，他就变得脸无血色，说，‘我知道我在受老迈无能之苦，但是我活到这样的年纪并不是我的过错呀！”这样的话自然会使我听了很难过。“俾斯麦告诉他的医生，在宫廷里必须说无关痛痒的官话。”我既不能用直白的话说’陛下正在说糊涂话‘，也不能说’陛下不懂政治，就如同一个第三级的孩子一样‘。必须用好听的话把真实情况掩饰起来。人们无法体会同一个年老的大人物相处十八年的不易。如果我没有辞职的威胁，就如同身上带着手枪一样，我是绝对无法同他相处的。“
  当他的密友路西亚恭维威廉的时候，俾斯麦很粗鲁地说：“凡是做君主的都有相同的秘诀，即如何利用他们的最有才干、最可靠的顾问。我们的君主必定是获得了腓特烈大帝的秘诀。他是很冷漠的，其心肠坚硬如铁石，他并没有感激我的意思，他挽留我替他办事，是因为他认为我对他还有用处。”
  俾斯麦与奥古斯塔的冲突在1870年间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皇后和她的顾问施莱尼茨，内务府司库官，养着一帮人专门写东西反对俾斯麦，想出阴谋陷害俾斯麦。不管是贵族抑或是信天主教的，一到俾斯麦和自由党合作之时，奥古斯塔就变成了一个反对自由党的人。当战争结束时，她参加了人柏林凯旋的仪式，人们根本不知道（直到现在也还不很清楚）她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地拖延凯旋大典。那时皇后在矿泉别墅休养，无论什么事全被她耽搁了六个星期。晚六个星期遣散军队，使国家蒙受了好几百万元的损失。人们怀疑这是不是自大到发狂了？
  她的态度影响到了国内的议员们与阁臣们，影响到了国外在位的王公们，这对帝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极有害，拖累了俾斯麦，使他极其为难。俾斯麦同时对两位密友说：“她亲笔写信给外国的元首们，据说是受她丈夫的怂恿；她反对我的政策，与法兰西大使往来甚密，反对我而听温德赫斯特的话。她的阴谋几乎近于大逆不道……她叫人写信给她，她随后把这封信给皇帝看——在吃早饭时给他看——饭后我就会接到皇帝不高兴的信。如果往后还是这样，我就只好辞职了，这样我就可以坦白地说我想说的话了。”
  她扶助法兰西大使，大使是个贵族，他希望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她就帮他的忙。她让一个人读法文给她听，她就用这个诡橘的光棍作奸细；她专门优待一些奇怪的外国人和天主教教士。施莱尼茨是“一种对抗的大臣”，他把阿尼姆、温德赫斯特与心吓不满的贵族们反对俾斯麦的计划都告诉给她，结果，众多的反对俾斯麦的政党都受到了鼓励，希望将来推翻这个永远在位的宰相。俾斯麦查出来散发《警钟报》的行动就是在内务府司库官的办事处布置的，“中间人是一个领袖的下属，他专门替施莱尼茨的太太拿鹅翎笔，替她收拾写字桌。皇后不断地使我觉得她不喜欢我，她的走狗们是宫里的大官，对我很无礼，因此我不得不写信向皇上倾诉。”
  有一天早上，俾斯麦跑去见皇帝，求他给中央党一种特别的优待。他看见皇后在皇帝病榻边呆着，“看她的装束，我知道她是听见说我来了她才下楼的。当我说我要对皇上一个人说话时，她就走开，只不过走到门外，却并不关门。她似乎有许多事，接连不断地走进走出，使我知道她什么话全听见了。”昨天晚上宫里有舞会，俾斯麦求她不要用激烈的话劝皇帝，免得伤了他的精神。“在宫廷里向来是不许这样的，我的举动出乎她的意料，却产生了一种引人注意的效果。在她最后的十年间，我从未见过奥古斯都皇后像这一次那么美丽。她挺直身子，两眼冒火，从前与今后我都没有见过她这样发火。她把谈话硬生生地打断，毫无礼貌地转身走开了。后来一个出入宫廷的人对我说，皇后说，‘我们有礼貌的议长今天极其无礼’！”
  俾斯麦用寥寥几笔把早上和晚上两次的情形写得非常传神，皇后显示出了她的特色。那天早上，她满怀妒忌地向俾斯麦挑战，这行为是很失庄严的，她是要干预政事，不惜躲在门后偷听。到了晚上，她摆出皇后的架势，产生了返老还童的效果，恢复了她数十年所享有的美名。我们还能责怪俾斯麦最盼望她死去么？他半是怒气半是幽默地说：“两种制度必须废除一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