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提，劳伦斯完成了《吉苏亚尔多先生》的翻译，此书第二年由塞尔洋在纽
  约出版。这是劳伦斯第一次翻译的整本书。后来他还翻译了威加的《西西里的小故
  事》（1925　　年出版）、《乡村骑士及其它故事》（1928　　年出版）
  以及伊尔·拉斯卡的《蒙纳特医生的故事》（1929　　年出版）。在此以前，他
  还帮助过柯特连斯基翻译过伊凡·布宁的短篇小说《旧金山来的绅士》，虽然他的
  名字没有出现在译著《旧金山来的绅士及其它故事》的封面上，此译著是由霍戈斯
  出版社于1922　　年出版的。在译著的首页上，柯特连斯基和列奥纳德·伍尔夫以译
  者署名，只是在一张勘误说明上提到“由于印刷错误，劳伦斯先生的名字在首页上
  遗漏了”。实际上，在首页上应该说明劳伦斯是柯特连斯基的主要故事的合作者。
  伦敦的书商伯特兰姆·罗塔发现，由劳伦斯撰写前言、赛克出版的列奥·谢斯
  托夫的《事事皆有可能》的翻译也是劳伦斯和柯特连斯基合作的结果，尽管在此书
  的首页上只署有柯特连斯基的名字。当伯特兰姆·罗塔发现译稿是劳伦斯的笔迹时，
  他询问了柯特连斯基。后者说，第一槁英语译文是他翻的，劳伦斯则对译稿作了大
  量的修改。罗塔对本书作者说，“在有些地方，劳伦斯对原意作了修改，而当柯特
  连斯基向他指出这一点时，劳伦斯不耐烦他说他不能容忍书中的谬误之笔，他觉得
  有必要对原著的不当之处作修改……柯特连斯基说，劳伦斯的名字没有作为合译者
  出现在这本译著、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检察官》或其它一些他们合译的书上，
  是因为劳伦斯认为以一个译者的身份出现在出版商那里会损害他的名誉。有许多他
  所写过前言或作过部分翻译的作品上都没有劳伦斯的名字。”这是一条有趣的情况，
  说明劳伦斯长期以来翻译过不少东西，但又不属于从事这类工作。但是，如果他确
  实帮助了柯特连斯基翻译过《大检察官》，并为译著写了前言的话，那么当此书在
  1930　　年8　月，他去世5　个月之后发表的时候，他没有以一个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就
  有些奇怪了。当然，此事发生在很久以后，距劳伦斯在1922　　年翻成威加的第一部
  作品己时隔很久了。
  在离开锡兰整整六个星期之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西澳大利亚，然后到达了
  悉尼。劳伦斯在1922　　年5　月20　　日在“马尔瓦”号蒸气轮上写信给筒·朱达，说
  “锡兰是个观光游览的好地方，但不能久住”。塞尔泽曾出版了劳伦斯所著、朱达
  加了插图的《大海和撤丁岛）现在他又想让他们俩合作写一本有关印度的书，但芳
  伦斯“表示没有兴趣”。他曾发现，“一个人可以很舒服地坐这些船的二等舱去旅
  游，——比一等舱要好、方便——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出门。”船上坐二等舱的
  不是30　　人，“都是些单纯、有趣的人”。
  他补充道，“我觉得我一旦离开了欧洲，我就将不停地四处漂游。我很喜欢这
  样。但弗丽达总有些思念‘她自己的小家’。我却无所谓。——我喜欢随心所欲地
  四处游荡”。他和弗丽达在到达西澳大利亚两星期后，便取道去了悉尼。他发现这
  块大陆有“一片奇秒的天空，谌兰清新的大气，和苍穹之下的那片古老的大地、像
  一位被几个世纪的尖埃所覆盖的睡美人。不知道她是否还会醒来。”他没有做什么
  创作工作（尽管在他离开澳大利亚之前，他写了一本有关这片大陆的小说《袋鼠》）。
  他告诉朱达说他不知道贝蒂娜在什么地方，不然他想给她去信。
  劳伦斯所说的这位贝蒂娜是指朱达的未婚妻，伊丽莎白·休姆斯，一位美国
  （南方）姑娘，劳伦斯在开普利遇见过她。她对劳伦斯对她生活的干预很不高兴，
  因此她离开了开普利，但他好像并不记恨于此，在后来的通信中他总是愉快地谈及
  她。在他后来的中篇小说《圣莫尔》中，她的美国姑娘罗·卡林顿的形象并无不当
  之处，尽管她的母亲——小说中的那位母亲威特夫人，部分是梅宝·道奇·斯特恩
  的形象——的遭遇要槽糕得多。但在劳伦斯遇见斯特恩夫人之前，他对那些受意志
  支配的美国妇女的评价是不高的。也许因为伊丽莎白·休姆斯蔑视过劳伦斯，他将
  她在《圣莫尔》中描写成一个精神意志极强的年轻女人。
  劳伦斯夫妇在西澳大利亚的琅思逗留了数日之后，便东行16　　英里去了内陆城
  镇达林顿，此镇位于丛林的边缘。他们是在一位澳大利亚妇女A　·L　·杰金斯夫人
  的鼓动下去珀思的。他们是在“奥斯特雷”号船上认识这位杰金斯夫人的，她也许
  是《袋鼠》中维多丽娅·卡尔考特的原型。她和她的一位朋友，梅·爱娃·高勒夫
  人，一起带劳伦斯夫妇去野餐，高勒夫人是一位有名的植物学家，她向劳伦斯介绍
  了澳大利亚的植物区系。劳伦斯在珀思几天的短访激起了一点波动。他在扎贝尔夫
  人的爱书者图书馆会晤了当地的文人墨客。一位住在琅思附近的女作家凯瑟琳·苏
  珊娜因期望与劳伦斯会面而兴奋异常，以至引起了早产。
  劳伦斯在达林顿还遇见了另一位作家，他后来的合作者，莫莉·斯金纳护士。
  就是在那里，他获得了那段在《袋鼠》中索默斯所体验到的经历。一天晚上当他独
  自走进丛林时，他看到“一轮大大的、令人惊异的月光，无比硕大，那些树干像赤
  裸的、苍白的土著人一样站在深黑色的树叶之中。月光下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
  丝毫没有，”尽管因为空兀，那地方似乎有鬼魅出没·劳伦斯——索默斯觉得脊背
  生寒，仓惶逃遁。
  劳伦斯夫妇在悉尼只呆了一天，但这已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登高眺望那“犬
  牙交错的港湾”，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在“悉尼市开销大得吓人”。
  他们又南行40　　英里到了海边的蒂罗尔，并在靠海的悬崖上找了间房子，这幢
  房子有一个澳大利亚式的双关语名字，叫“怀阿伍克”（其发音意为“干吗工作”
  ——译音）。在那里的开始几天中，劳伦斯开始了《袋鼠》的创作，除最后一章
  “再见，澳大利亚”之外，他在6　个星期中写完了该书的其它章节。尽管此书的大
  部分内容是想象性的，但这是《儿子和情人》之后的又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当
  然那些创造性的片段代表了那些使劳伦斯感到困惑的问题。
  故事是从悉尼开始的，讲的是两个异乡人在那里找寄宿之处：“一个瘦小的男
  人，脸色苍白，留一脸黑胡子”，和“一个丰腴、漂亮、容光焕发的女人，她可能
  是个俄国人”。《袋鼠》的大部分内容是精彩游记，其中也不乏富有哲理性的评论
  以及一些记叙性的闲谈。因为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悉尼或蒂罗尔没有什么熟人，另一
  些人物只能从过去的经历中选用：袋鼠本人，这位犹太律师本·柯利，是柯特连斯
  基的形象，尽管如往常一样，劳伦斯在一封信中否认了这一点。弗丽达说，大卫·
  伊德医生也是此形象的一部分。至于本·柯利的法西斯似的淘金者们，劳伦斯从澳
  大利亚早期的历史人物那里借用了一系列的名字。
  杰茨这个从“科尼什告密者”詹姆斯·特鲁赫勒那里移植过来的人物，是劳伦
  斯对阴险，狡滑的科尼什人，特别是对考森港的贝尔斯福德旅馆房东的回忆。但维
  多丽娅·卡尔考特和杰克必须是澳大利亚人。杰克有像袋鼠般的大粗腿，而维多利
  娅则是一派“殖民者”的高雅风姿：劳伦斯可能足根据他在帕思和达林顿或在船上
  遇到的人对他们进行描述的。
  在“怀阿伍克”，劳伦斯常常谈一份叫《悉尼新闻报》的报纸聊以消遣，这份
  报纸风格独特的报道使他写成该书的一整章。“闲言碎语”；这种风格带有些1922
  年的时尚，但实际上并没有给故事增加色彩。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了关于那位悉尼著
  名的律师和工程师约翰·蒙那什爵士（此人曾在一次战争中统率过澳大利亚军队）
  的故事之后，劳伦斯也许为本·柯利找到了外部形象：像袋鼠和犹太人一样，蒙那
  什的照片和劳伦斯所描绘的长脸形象是一致的；在那时，蒙那什的照片时常会出现
  在《新闻报》上。同样，如本书的第一版（1954　　年）所指出的那样，劳伦斯可能
  在那份报纸上找到了那位社会主义者领袖威利·斯特鲁瑟斯的外部形象，因为当时
  报上常常提到工党领袖詹姆斯·赫尔曼的情况。但尽管威利·斯特鲁瑟斯可能长着
  赫尔曼的脸，而他的声音却常常是威廉·霍普金的。
  从政治上看，1922　　年是澳大利亚平静的一年，没有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澳洲兵
  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劳伦斯夫妇离开了的4　个月之后，一次全国性的选举
  在12　　月如期举行。作为这次政治竞争的一部分，休斯首相在全国作了游说，尽管
  选举从根本上说并无精彩之处，但双方还是用激烈、尖刻的言辞互相攻击了一番。
  劳伦斯在报上谈到了所有这一切情况，并回忆起他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最后几年中的
  所见所闻，即新生的法西斯党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争斗。他创造了一个法西斯
  团体作为袋鼠实施领导权的武器。另外，如柯蒂斯·阿特金森在澳大利亚的杂志《
  明镜》（1965　　年）上指出的，1921年，也就是劳伦斯来到的前一年，在其它地方
  发生过游行示威，而劳伦斯肯定从他的澳大利亚朋友那里听说过这些。这些骚乱主
  要是由“退伍军人政治同盟”引起的。此时期中，这个同盟的10　　万多名成员在全
  国各地的会议上起哄闹市。
  在《袋鼠》的社会政治对话描写中，劳伦斯追溯到了1915—1916　　年和拉塞尔
  的言论以及战时康沃尔的苦涩记忆（这一点由拉夫·莫德作了详尽的表现）。确实，
  到达蒂罗尔的第一天，劳伦斯写信给他的岳母说：“天空灰蒙蒙的，使我想起了康
  沃尔。”作为一场个人与社会的长期斗争，劳伦斯这次抗争——或再抗争的对象是
  他的想象。在小说中，他不愿跟随那位强悍的领袖和他的法西斯似的澳洲军，也不
  愿接受那位社会主义者要他主编“一份建设性的劳动者的报纸”的请求，而宁可
  “依附于独立的个体和他所信奉的上帝”——这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最易于采取
  的方式。这对于一贯反对民主的劳伦斯无疑是一种讽刺，但是，这无碍于此书成为
  一种现代社会最为深刻的政治条约。”这就是米德尔顿·莫里的评判，也是他对劳
  伦斯作品的最为热情的评论：他指出，《袋鼠》“表明了对现代人的政治意识的完
  整的道德要求。劳伦斯对这种要求的拒绝——‘他的伟大的拒绝’——并不能改变
  这样的事实；即他是一个意识到这种完整要求之严酷的第一个现代英国人。”此书
  对澳大利亚的沿海作了充分的描述。确实，此书的抒情和游记特征和其主题故事同
  样重要。迄今为止，只有莫里和马丁·贾瑞特一克尔主教以及一两位其他的评论家
  将《袋鼠》放在劳伦斯的重要作品之列。作为一部小说，它不能与《虹》和《恋爱
  中的女人》相提并论，部分是因为它不是一本真正的小说，而是一部特殊的作品，
  可与卡莱尔的《文学箴言》或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列为一类。单从文笔上
  来看，它位于20　　世纪文学之冠：海边的那些黎明，那个在南海上游弋的男子，那
  些参差散落的尖顶农舍，那将索默斯和他的妻子围困在那间小屋里的四天的瓢泼大
  雨——这些情景在许多小说家的笔下可能会写得平淡无奇，而劳伦斯却以他的极强
  的语言表现力将他的这些经历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澳大利亚时，他收到了塞尔泽于4　月出版的和赛克在6　月出版的《阿伦的杆
  杖》的文本。劳伦斯将此书寄给他的许多朋友时说他们可能不会喜欢这本书。对此
  书的评论也不外乎是不喜欢劳伦斯或不理解这部小说——或两者皆而有之。出乎意
  外的是，莫里在《民族和雅典娜神庙》上对此书作了极为热情的评论：“谈一谈《
  阿伦的杆杖》，就好像是饮一口生命之泉？　《阿伦的杆杖》是战后英国文坛上发生
  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在我看来，它比《尤里西斯》更为重要”（这里也许也该提及
  莫里是乔伊斯小说的最早欣赏者）。
  但其他的评论家对《阿伦的杆杖》的反应则冷淡得多。
  在美国，H　·w　·鲍因顿在《独立》上毫不掩饰地怀疑此书作者“不过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性反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