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　　年10　　月6　日，星期天的晚上，乔治·劳伦斯在诺丁汉维多利亚车站将
  欧内斯特送上返回伦敦的火车，乔治已经意识到他的兄弟病得不轻，他便嘱咐他回
  去后看看医生，并在床上静养几天。欧内斯特的感冒变得更严重了，他的脸好像由
  于高烧而变得彤红。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办公室，但他看上去病得非常厉害，所以，
  老板将他送回到了他的住所。在那里，他的房东太太让他服了一些塞得利兹粉后便
  上了床。乔治·劳伦斯说，那房东在后来两天中，把他给忘了，当她想起来后走进
  他的房间时，发现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躺在地板上，她便给他的母亲发了电报。
  在伦敦南部迷津般的街市里，费尽周折的劳伦斯太太终于找到了欧内斯特的住
  处。他已处于昏迷状态，没能认出她便离开了人世。阿瑟·劳伦斯被人从矿井里找
  上来，（欧内没了，那孩子？）当他来到伦敦时（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来伦敦），
  一切都使他眼花缭乱。“他一点也帮不上忙”，劳伦斯太太后来告诉吉西·钱伯斯
  ：这位极度悲伤的母亲不得不亲自去和那些殡仪局打交道和料理所有的后事。遗体
  将在周末运回伊斯渥，那口大棺木将要放在沃克街家中起居室里的椅子上，家里的
  孩子们给那间屋子起绰号为“灵堂”。
  欧内斯特在10　　月14　　日（星期一）被葬到了伊斯渥墓地。
  劳伦斯在1912　　年写给爱德华·加勒特的《儿子和情人》的梗概中说：他的这
  位兄长“把他的性爱给了一个轻佻的女子，而他的灵魂却始终为他的母亲所占有，
  正是这种分裂毁灭了他。”在劳伦斯后来的小说《可爱的太太》里，这位长子热恋
  上了一位女演员，因此“他的母亲就对他冷嘲热讽”。“他本来得了些小病，但由
  于受刺激太深而病入膏盲……这显然是谋杀：一个母亲谋杀了她感情脆弱的儿子，
  他迷恋着他的母亲，这个锡西！（译注：锡西：
  Circe　，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引诱男子的女魔）
  欧内斯特死后，劳伦斯太太失去了本来有时能解除一下她忧郁愁闷的欢乐之源，
  她只是默默地坐着，黯然神伤，同样，《儿子和情人》提供了这时候的一段印象深
  刻的回忆：母亲从伦敦回来，小儿子去接她，“她让他吻她，却好像一点也不理会
  他；”葬礼以后，“她仍是闭口不言；”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当他晚上从诺丁汉
  回来，想和她聊聊他一天的工作时，”他的母亲总是漠然地坐着，看着前面，双唇
  紧闭，这种情况继续着：“以10　　月份到11　　月，一直到12　　月，他就可怜地撇在
  一边。他的母亲试图使自己振作起来，但是不行，她只是为她的亡子沉思默哀；她
  曾是那样残酷地断送了他的生命。”最后，好像是他哥哥的旧戏重演似的，伯特·
  劳伦斯也患了肺炎病倒了。
  他险些丧命，幸亏他母亲的悉心照料才救了他。家里的一个成员说，伯特的这
  次病也挽救了丽蒂娅。他的小儿子活下来了，在她生命的最后9　年中，他成了她深
  情厚爱的唯一接受者。
  “离开学校以后，我当了3　个月的职员，”劳伦斯在许多年后写道，“然后得
  了严重的肺炎，那年我17　　岁，此病毁了我终生的健康。”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
  海伍德工厂去。
  这“毁灭性”病患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受冷落的孩子有意识地模仿他兄长的
  病症，试图以此赢得他母亲的爱。乔治·内维尔和这时期的劳伦斯非常熟悉。他的
  解释则有所不同，内维尔对劳伦斯在海伍德的经历确实作过不少评述，他总是认为
  这段经历对劳伦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1931　　年，内维尔写道，劳伦斯“对一些妇女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始于她兄长
  欧内斯特死后的一次事件……当他在诺丁汉的一家工厂做一名国外客户联系人时，
  这种态度在他“年轻的心灵”被“疮瘳感染”而留下了深深的痕印。在1950　　年与
  本书作者的一次交谈中，内维尔解释说，他的这些评叙的论据之一是指吉普西·丹
  尼斯在欧内斯特死后写给劳伦斯太太的一封信，吉普西虚假地声称，她再也不会爱
  任何男人，也不再婚嫁——对此劳伦斯太太辛辣地说：“她已经在想‘那些’事了。”
  关于劳伦斯的“年轻的心灵”被“疮疹感染”一说，内维尔对他的陈述曾补充道：
  “工厂的那些姑娘们显然以玷污他的年轻天真为乐趣。你们也许认为对劳伦斯作出
  这样的评述是奇怪的，但事实如此，相信我，这是千真万确的。”在20　　年以后的
  一次谈话中，内维尔作了同样的解释：海伍德的那些姑娘，并非《儿子和情人》中
  的那些正经姑娘，而是一帮厚颜无耻，庸俗粗鲁的人，她们不时地用粗俗的玩笑戏
  谑这个乡村男孩。她们看上去很像劳伦斯的战时小说《请买票》中的那个野蛮的电
  车女售票员，她打昏了一个发脾气的男主管，并剥掉了他的衣服，在海伍德的姑娘
  们有一次将年轻的伯特·劳伦斯逼到楼下的库房里，扑到他身上，想要暴露他的阳
  具，他从她们中间挣脱出来，但已被弄得气喘吁吁，感到讨厌和恶心。乔治·内维
  尔说，他认为是这次惊吓和疲劳，导致了他在1901　　到1902　　年冬天发生的那场肺
  炎。
  在劳伦斯病故前对他进行过治疗的肺病专家安德鲁·莫兰德医生。并不同意劳
  伦斯的那次肺炎毁害了他终生健康的说法；至少他认为不是那次疾病引起了他致命
  的肺结核病。在1952　　年9　月12　　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很难断言他的肺病始于
  何时。我认为他幼年时的疾病和16　　岁时的那次肺炎与他的肺结核病没有什么联系，
  他的肺病可能始发于他第一次咳血的前几个月或更早些时候。”劳伦斯一直到1920
  年才发生第一次咳血。
  那次肺炎也许影响了他的声带，威廉·霍普金回忆说，自那以后，劳伦斯的嗓
  音变得很尖了，其他人在回忆时也提到了这一点。
  不管怎样，17　　岁时的那次病患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如果说在他病愈的
  过程中，他汲取了不少他母亲的爱的话，那么他肯定汲取了她更多的苦涩。
  在温和的冬日里，劳伦斯坐在他们沃克街家里后花园中的椅子里，裹着毯子，
  以吸收一些中部地区微弱的阳光。他的病也使钱伯斯一家人感到忧虑——他称钱伯
  斯家人为海吉蒂斯——他开始和他们通信，由他们家的父亲传递，他因牛奶场的活
  计每天要来伊斯渥。在一个春日里，吉西的父亲用送奶车将他带到了他们的农庄。
  劳伦斯“很虚弱但很热切”，他很高兴又能和他们在一起。钱伯斯夫妇像欢迎他们
  自己的儿子一样地欢迎了他，甚至男孩子们对他的冷淡态度也开始消除了。
  劳伦斯太太把伯特送到她的姐姐（贝利太太）处调养了一个月，那是在林肯郡
  海边的一幢红顶公寓里的一套她“精选”的供膳寄宿处。这里对这个从伊斯渥来的
  男孩子来说是个极有魅力的地方，对此，他常写信给钱伯斯家进行描述。
  回到伊斯渥后，他恢复了对钱伯斯农庄的走访，在这段时期，吉西还不算是劳
  伦斯的一个特殊的朋友——他更注意钱伯斯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大儿子，艾伦和休伯
  特——但他也意识到了她的存在。他所谈论的事情引起了吉西想得到更多的教育的
  渴望。因为这看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她很不满意，但最后，可能是在劳伦斯
  的怂恿下，吉西的母亲同意让她回到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劳伦斯渐渐地开始插手他们家的事务了：教小一些的孩子们玩惠斯特（惠斯特
  是类似桥牌的一种牌戏的名称——译注）。帮助钱伯斯太太清理草坪和收拾蔬菜。
  他觉得没有一样家务是令人厌烦的，在收获季节，他和钱伯斯先生和他的儿子们一
  起在禾场干活，这些禾场离农庄四英里，在格利斯列教堂对面：它们也是《儿子和
  情人》中的部份场景，也为短篇小说《草垛里的爱情》提供了背景。
  吉西听她父亲说过，“当伯特在场的时候，干活就像游戏。”另一次，钱伯斯
  太太说，“我愿在天堂里和伯特为邻。”许多年以后（在1928　　年），劳伦斯在写
  给吉西的小弟弟大卫的一封信中充满了对往昔的美好回忆和那匹叫“花朵”的马和
  叫“旅行”的猛犬。“我可能忘却其它东西，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赫格斯——我是
  那样的爱它。我很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对我来说那确实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
  噢，我多想回到19　　岁，走过瓦伦来到农庄，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些房屋和农舍。然
  后，我会坐在窗边的沙发上，我们会围坐在茶几旁喝茶，在那间我感到最为自在的
  小厨房里……不管我现在成了什么人物，我仍然是那个兴冲冲赶往赫格斯的伯特。”
  （四）教区的年轻恋人
  埃达·劳伦斯·克拉克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吉西最初吸引劳伦斯是因为她的认
  真，她对学校工作和书籍的兴趣，这些是她与那些伊斯渥的没有思想、天真无忧的
  姑娘的不同之处。再与他人不同的是，吉西对情人或花俏的服装并不在意，她常被
  她的兄弟们误解，他们常用农庄生活中的粗俗语言使她难堪，但她还是把劳伦斯当
  作她最好的朋友。她倾听他的诉说，分享他的兴趣，帮助他发展他对生活和对文学
  的信念。
  吉西起初不愿去劳伦斯家里作客，他责怪她不敢去见他的父亲，虽然她在童年
  时受过一位醉叹的惊吓，但她断言说她不愿去与他父亲并不相干。劳伦斯好像还是
  不太相信她的话，他说：“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决不会见着他的，——他很少
  在家。”她后来发现这是事实。然而，在沃克街的那幢山顶住宅里有“一种奇异的
  气氛，一种紧张的气氛”，吉西觉得这既可怕又令人兴奋，她认为这气氛是来源于
  她母亲对欧内斯特的悲伤，以及与她丈夫的对立和她对伯特的钟爱。
  这段时期，劳伦斯太太常为这俩个年轻人安排旅行活动，在劳伦斯太太和一个
  朋友的陪伴下，他们乘闸车去麦特洛克，这是德比郡皮克地区的一个有名的矿泉之
  乡，那里有多岩石的小山和岩洞，有模仿中世纪的城堡和“亚伯拉汉高峰”。在这
  样的旅行中，劳伦斯总是热切地充当众人的向导，介绍各个风景点和各种花鸟的名
  称。当然，如果没有长者在场陪伴，那是吉西最高兴的时候，虽然劳伦斯仍要充当
  向导，但他会更注意她。
  吉西·钱伯斯在她的《D。H。劳伦斯：个人经历》一书中，对在一次旅行中发生
  的一次事件记忆犹新（这事也许是发生在1903　　年的耶稣受难日）：“我转过身去，
  看见劳伦斯在路中央，蹲在一顶伞下。他的神情中有一种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他
  蹲着的姿势看上去有一种紧张、甚至痛苦的样子。那时，在我看来是他的一种象征
  性的姿势。我很受触动并缓缓向他走去。”她问发生了什么事，他答道：“是欧内
  的阳伞，母亲看到我将它弄坏了她会发疯的。”之后，她俩继续一同前行，但她
  “没有告诉他我看到的情景。这大概是我们意识到相互同情的开始。”从此，“我
  对他有了一种新的发现，它使我以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看劳伦斯了……”在《儿子和
  情人》中，也出现过这段重要的插曲，只是与此稍有不同。
  确实，观察一下劳伦斯是怎样对此情景加以描绘的，不但能看出劳伦斯和吉西
  在观点上的异处，而且，也能看出劳伦斯在小说中是怎样使用生活素材的。
  吉西的描述也许是十分“真实”的；看来她常写日记，因为经多次核实，她的
  回忆是很精确的。显然，她早先对此阳伞事件有过记叙，大约在此事发生的七、八
  年以后，当时她正为劳伦斯写作初期的《儿子和情人》提供建议。
  可惜的是，她对那事件的原始记录没有像她的其它建议一样得以保留。幸好在
  劳伦斯这部小说的早期手槁的残留部分中还保存有她的这段记叙。
  也许这里我们还需要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的这许多手稿和笔记之间的关系。在文
  学上和生活中，对于一对恋人之间的关系有如此丰富详实的记录，并告诉我们如此
  之多的人类的行为和这些行为转化成艺术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这些材料充满生活气
  息，使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现实存在和这现实存在的艺术性深化，以及一个女人和一
  个男人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共同经历的过程。
  在对《儿子和情人》大约二年的写作以后，191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