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莉曼健壮得像一匹二岁的马驹，面色红里透黑，肌肉是紧密、富有弹性、而又富有光
  泽的。她的眼睛也像还没有套上笼头的马的眼睛，热情冲动，眼珠乌黑，她的黑眼珠大得似
  乎侵犯了眼白的地盘，尽管她努力用羞涩的睫毛的下垂来遮挡住自己的眼光，然而，你仍然
  一下子可以感觉到她的眼里的漆黑的火焰。她的鼻子微微上翘，结实有力，她的嘴唇略显厚
  了一些，嘴也大了一点，然而更增加了她给人的一种力感，也增加了朴实感。她比阿丽娅年
  轻多了，一看便知道是个未婚的、却是渴望着爱情的姑娘。她个子比阿丽娅矮一些，肩却比
  阿丽娅宽，她穿一件褐底黄花连衣裙，上身还罩着一件开领西式上衣，她的左手放在衣袋
  里，伸出右手示意欢迎，这种姿势流露着一种洒脱和强悍。她只用鼻腔里的几个“嗯”回答
  了我的问候。
  马尔克补充介绍说：“这个姑娘是我们的邻居，她跟着阿丽娅学缝纫。她本人是粮站的
  出纳，是月月挣钱的人哪！”
  马尔克的介绍使爱莉曼不好意思了，她转过了头，而且，我觉得她不高兴地努了努嘴。
  我回头看了看马尔克，这一瞬间我才注意到在汽灯的照耀下他的眼珠是那样的蓝，也许
  说蓝不恰当，应该说是绿，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颜色，它使我想起天空和草地，一望无边。
  这三个人的眼珠从颜色到形状、到神态是如此不同，对比鲜明，使我惊叹人生的丰富，祖国
  的丰富，新疆各民族的丰富。我甚至从而更加确信，我在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遭到厄运，
  在６０年代远离北京，在１９６５年干脆到伊犁的毛拉圩孜公社“落户”，确实是一件好事
  情。至少不全是坏事情。
  马尔克把我让进了里屋，习惯上这应该算是他们的客房。客房比外屋大多了，墙龛里放
  置着一盏赤铜老式煤油灯，发出柔和的光；地上铺满深色花毡子。有一张木床，床栏杆呈优
  美的曲线，每一个接榫处都雕着一朵木花，四条腿像四只细高的花瓶；床上摆着厚厚的被
  子、褥子和几个立放着的大枕头，靠墙处悬挂着一个壁毯。我知道，这张堪称工艺品的床定
  是马尔克的得意之作，我也知道，维吾尔人家的这种床一般不是为了睡人，而是为了放置卧
  具和显示自己的富裕、自己的幸福生活的。看来他们是上等户，都有手艺嘛，我暗暗想。
  这间客房墙壁是粉刷成天蓝色的，在煤油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安宁。正面墙上竟贴着五张
  完全相同的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像，五张像排列成放射形的半圆，这种独出心裁
  的挂“宝像”的方法确实使我目瞪口呆。至少在晚上，这五张花环式的照片与天蓝色的墙
  壁，与古老的煤油灯及同样古老的赤铜茶具与赤铜洗手用曲肚水壶，与雕花木床及雕花木
  箱，与壁毯及精美的窗帘，并无任何不协调之处。正像他在说话的时候那样大量地引用（有
  的引用是准确的，有的是大概的、半准半不准的，有的我以为是他自己杜撰的）语录一样，
  乍一听没有任何生硬之感，这实在是“三忠于”、“活学活用”的维吾尔化、伊犁乡土化，
  我想。
  下面我不准备详细描述这一晚上他们对我的款待了，这款待是成龙配套、一丝不苟、而
  又严格地符合礼仪的。我只准备提两个事实，第一，在夜里两点的时候（爱莉曼已经告辞
  了），阿丽娅开始切另一部分肉，为我们做酒后食用的酸面片汤。第二，本来我至少近一个
  月，消化不大好，我一向没有夜餐习惯，但这次被拉了来，甜食、肉饼、奶茶、抓饭、酒
  菜、面片汤，我一点没含糊，舍命陪君子，全吃了个超饱和。我本以为第二天非得急性肠胃
  炎不可的，结果完全相反，不但未有异常，而且治愈了酵母片与胃舒平没给我治好的肠胃
  病。噢，我还要罗嗦一句，饭菜确是第一流的，但他的酒实在可怕。他透露说，我们喝的是
  医疗用的酒精，正是那个要了他的小摇床的卫生学校的朋友“关怀”给他的。
  席间，马尔克向我敞开了心扉，挥动着双臂与我畅谈，大部分话是用汉语说的。我曾经
  建议用维吾尔语交谈，一是给我自己创造更多的学维语的机会；二是我觉得他的汉语说得不
  算流利。但是他坚持要说汉语，遇到表达上的困难他随时插入维语还有别的语。他说：“我
  们实际上是汉族人哪，我们爸爸是汉族人啊，我们爸爸是黄胡子啦，黄胡子，老王，你知道
  吧？”
  “黄胡子”，据说原是东北抗日联军和难民，被侵华日军打散，从海参崴、伯力一带逃
  亡到苏联境内，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苏联的中亚，从阿拉木图一带回到我国新疆伊犁地区
  的。但新疆少数民族用“黄胡子”这个词儿，常带有贬意，因为有许多关于“黄胡子”的吓
  人的流言传说，历史上不只一次有人利用这些流言来煽动民族不和。马尔克这样坦然地承认
  自己是“黄胡子”的后代，这倒是很惊人的。另外，他的汉语腔调也很特别，既不像新疆汉
  人的口音，又完全不是当地少数民族学说汉语的口音。他把“我”全部说成“我们”，也挺
  有趣。
  “我们的妈妈是俄罗斯。”他继续介绍说，“她的名字本来应该是娜塔里雅·米哈伊洛
  夫娜，但是她直到死，人们只叫她娜塔沙。”他叹了口气，然后用我虽然听不懂，但我听得
  出他的发音并不标准的俄语咕哝了几句，估计那意思是祝祷他那到老得不到尊敬的母亲的在
  天之灵安息。”她本来是一位伯爵夫人的使女，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跟随主人
  来到新疆。我们没见过我们的爸爸，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
  后爸爸是塔塔尔人，他骂我们。”这时他改说塔塔尔话，大意是他是他母亲被黄胡子强奸的
  产儿。然后又用汉语说：“我们说不上，我们不信。老王，我们一点点儿也不知道我们是怎
  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呀，胡大知道！”
  在维吾尔语里，“知道”和“做主”可以用同一个词。我认为，他这里用的“知道”二
  字，受维语的影响，包括着做主的意思。“反正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嘛。”忽然他又“暗
  引”了一段语录，“我们不愿意做汉人，也不愿意做俄罗斯，也不愿意做塔塔尔，后来我们
  就成了维吾尔了。我们也不愿意做农人，我们愿意做木匠……”说着他来了劲，走出室外，
  从另一间充当库房用的屋里拿来一个精美绝伦的折叠板凳，一个小儿摇床，一个雕花镜框
  架，“这才是木匠。现在的木匠能叫木匠吗？现在的木器能叫木器吗？我们是人！我们要做
  好好的木匠，好好的木器。我们做不成，那就去养鸡儿，养羊儿，养牛儿去嘛……”他把不
  该“儿”化的鸡、羊、牛“儿”化，讲得兴奋起来，颇有点滔滔不绝的架势。他接着说：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女人呢？噫，有男有女才成为世界。女人，这真是妖怪、撒旦、精灵
  啊！她们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活，又让你死……”他说，他在他的原籍霍城县清水河子，
  就是为了女人的事才搞得狼狈不堪，无法再呆下去，才来到这里的。“是她们来找的我，我
  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脸上显出天真无邪的表情，“我们不能让她们伤心呀！”他继续说，
  自从来到毛拉圩孜公社，自从和阿丽娅结合以后，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哎，老王，
  你哪里知道阿丽娅的好处！与阿丽娅相比，我们在霍城相好的那些女人，只值一分钱！”
  传来了外屋阿丽娅的咳嗽声，她声音不大，但是坚决地警告说：“不要冒傻气，马尔克
  哥！”
  阿丽娅管马尔克叫“哥”，这使我不大信服。从外表看来，阿丽娅至少比马尔克大个五
  六岁。阿丽娅即使确是美人，也已经是迟暮了。而马尔克呢，身大力足，似乎孕藏着无限的
  精力，还没有释放出来。他所以这样滔滔不绝地讲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句语录加一句
  俚语，一句维语加一句汉语外带俄罗斯与塔塔尔语，声音忽高忽低，忽粗忽细，似乎也是一
  种能量的释放。这种半夜里突然举行的宴请，也含有有劲要折腾的意思，虽然，我丝毫不怀
  疑他们连同那位邻居姑娘的好客与友谊。
  他和我第一次正式聚会便这样坦率，特别是这样起劲地夸赞自己的老婆，又使我不禁想
  起一句维吾尔谚语：“当着别人夸赞人家的老婆是第二号傻瓜，当着别人夸赞自己的老婆是
  第一号。”
  后来他又向我介绍那位帮助阿丽娅做饭的邻居姑娘爱莉曼。爱莉曼是十点多钟告辞走了
  的，她走后，马尔克问我：
  “您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来？”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
  “唉，可怜的姑娘，她只有一只手！她左手长疮，小时候齐着腕子把手掌割掉了……但
  是她非常要强，硬是一只手做两只手的工作，什么饭都会做，拉面条的时候用残肢按住面坨
  儿的一端，用右手甩另一端，她连馄饨都能包啊……这也是胡大的事情啊！”
  当我和他谈到队里的生产、分配、财务、干部作风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手舞足蹈地喊叫
  起来：“对对对，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是有宝贝的，我们有！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
  但是没有使用！”说着说着他拿起了两本《语录》，在空中挥舞，“我们队上为什么有问题
  呢？就是没有按照红宝书的指示办嘛，你看你看，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又连篇累
  牍地引用起语录来了，我不得不提醒他那些语录我都读过，也都会背诵。从他那未必准确更
  未必用得是地方的不断引用当中，我发现他确实是全队背得最多，用得最“活”，颇下了一
  番功夫的。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没有选派到讲用会上去，后来想到他原来是一个不肯
  到队上干活也不愿意参加会的人，觉得世界上的某些人和事情真是难以理解。
  在这次被招待以后，我曾与一些社员谈起马尔克学语录的情况，多数人都浅浅地一笑，
  敷衍地说：“好！好！他学得好！”那神情却不像真心称赞。也是，语录背得多，毕竟无法
  不说是“好”事。只是一些队干部明确地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讥笑说：“那正是他的傻
  气嘛！”
  关于他们的那位邻居姑娘爱莉曼，倒是有口皆碑。她是在五岁时候因手上生疮被截去左
  掌的。她非常要强，在学校上学功课出众，由于残废，家里不依靠她作劳动力，小学毕业以
  后每天走一个半小时到伊宁市上初中，之后又住宿读了财会学校。她的一只手比别人的两只
  手还灵巧，而且力气大。据说有一次她放学晚了，天黑以后在公路上行走，有两个醉汉向她
  调笑，她小小年纪，一点也不怕，一个嘴巴把一个醉汉打倒在路边的碱沼里，另一个醉汉吓
  跑了。
  对于爱莉曼也有非议，主要是她已经２２足岁了，还没有结婚，而且拒绝了一个又一个
  媒人。“女孩子大了不出嫁就是妖怪。”有几个老人这样说，据说爱莉曼的爸爸为女儿的婚
  事都急病了，但奈何不了她，因为女儿是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经济独立，社会地位也高于
  一般农民。
  桑妮亚有一次用诡秘的神情告诉我：“老王哥，你没有看出来吗？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
  可不要对任何人说。依我看爱莉曼是让马尔克傻郎迷住了，她一心要嫁马尔克哥呢。”
  “什么，阿丽娅……”
  桑妮亚摇摇头，“阿丽娅是我的朋友。她告诉过我，她的病已经好不了了，她要在她还
  在世的时候帮马尔克哥物色一个女人，她不放心，马尔克是确实有点傻气……”
  我将信将疑。我回忆那天晚上在马尔克家里与爱莉曼和阿丽娅会面时的情形，我想着爱
  莉曼乌黑的眼珠，什么也判断不出来。我想，经过１９５７年以来的坎坷，我确实已经丧失
  了观察人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了，将来重新执笔写作的心，是到了该死掉的时候了。
  麦收期间，马尔克下地割麦五天，大致是一个顶俩，每天自己捆、自己割、完成两亩
  多。队上害怕分地片收麦、按完成量记工分这样做带有“三自一包”的色彩，因为当地习惯
  上把分片各收各的也称为“包”工，而“包”字是犯忌讳的。社员们干脆排在一起，大呼隆
  干活，说说笑笑，干一会儿直一会儿腰，倒也轻松。唯独马尔克绝不和大家混在一起，单找
  一块地干，干完了自己丈量。队上的记工员告诉他，他的丈量是不作数的，工分仍然是按群
  众评议而不是按完成亩数来记，他也不在乎，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