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灰色的眼珠
  １９６９年春末的一个中午，我的房东老大娘的继女桑妮亚，带着她的井然有序的五个
  小不点儿，到她继母家——也就是“我们家”来喝奶茶。喝茶是在室外的凉棚下面进行的，
  差不多每年雪刚化——有时候残雪还未尽消，一天三顿饭就在室外进行了。伊犁的维吾尔人
  是非常重视呼吸新鲜空气的，或者用他们的一种粗犷的说法，多在户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
  “吃空气。”喝了一碗又一碗，馕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来了：“因为富才把钱花光，因为馕多才把茶喝光。”诚然如
  此，馕与茶的关系是这样的：愈吃馕就愈想喝茶，愈灌奶茶就愈想吃馕，良性循环。循环完
  了，桑妮亚和她的继母便嚼起茶叶来，满嘴都是砖茶的剩叶子，咀嚼得津津有味。这时，桑
  妮亚的小三和小四之间忽然爆发了“文攻武卫”，两个小丫头吐字不清地却是分明地骂出了
  最最最侮辱女性的语言，而且小手乱扑乱抓。桑妮亚要骂，却被剩茶叶堵住了嘴，呜呜呜地
  叫了几声以后，好不容易把正嚼得有滋有味儿的碎茶叶吐到了碗里，大喝一声：
  “该死的，用你们的脑袋喂狗去吧！”
  有效地用棒喝制止了武斗以后，桑妮亚抓起碗里的茶叶，似乎是准备来个“二进宫”，
  但这时她看见了我。我正在用瓦片磕擦砍土镘上挂着的泥，整裤脚、系鞋带，准备上工。她
  不好意思把吐出的茶叶再抓回来嘴里，便把茶重新放下，把碗一推，问我：“听说您调到二
  队去了，是吗？”
  “是的，大队书记让我到二队去了。”
  “那你认识马尔克木匠了吧？”她问。
  马尔克木匠，哪一个是马尔克木匠呢？
  阿依穆罕大娘从容地把茶叶碎渣（已经嚼得其碎如粉了）吐净，对她继女说：“马尔克
  傻郎又不在队上劳动，老王上哪认识他去。”
  马尔克傻郎？呵，想起来了，四天以前，我去二队队部办公室找会计开条子领劳动补助
  粮，曾碰到一个高大，英俊、黑头发、大眼睛（眼睛这样大的人并不多见），眼珠发蓝、高
  鼻子、大手大脚的男子，他的形象，用《史记》里的语言是称得起“美丰仪”、“伟丈夫”
  的。这个美男子正在为口粮问题与会计争吵，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大，而且一口一个“伟大导
  师教导我们说”。少年老成的会计一脸倦意，根本不理会他的喊叫。见到我进来，小老会计
  欠了欠身，用无力的手与我走过场式地一握。我说明来意以后，他慢腾腾地、艰难地拉开抽
  屉，找纸、找笔、找图章和印油，用十分钟的时间给我开了一个本来用十秒钟就可以开好的
  条子。
  这个期间，“伟丈夫”紧紧握了我的手，自我介绍说：
  “马尔克”，又用汉语说：“我是木匠”。
  “您懂汉话？”我问。
  他从鼻子眼里一笑，问会计：“队里到底给不给我口粮？”
  会计回答：“拿你的小摇床去黑市换小麦去吧！”
  马尔克骂了一句，但他骂人的样子并不凶恶，倒是一副斯文相和笑眯眯的，好像他是在
  说一句甜言蜜语。然后他又大叫道：“伟大导师教导我们，人总是要吃饭的，不吃饭就不能
  干活！你们……”
  “明天到瓜地浇水去，上工就给粮食，这是革委会的规定……”
  “他们完全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毛主席说，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连
  连地摇头，叹息，伤心地走了。
  桑妮亚和她的继母说的大概就是他了，难道他的外号叫“傻郎？”
  我点点头，告诉阿依穆罕妈妈和桑妮亚妹妹，马尔克木匠我已经见过了。
  “你见过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吗？”桑妮亚问。
  我模仿当地人用舌头“啧”了一响，表示否定。
  “阿丽娅是整个毛拉圩孜公社最漂亮的女人。”桑妮亚拉长了声音，用唱歌一样的声
  调，笑眯眯地说。说的时候，她眯着眼睛，略略向前探着头，鼻梁上方，眉间下方，出现了
  可爱的细小的皱褶，一副完全倾倒的表情。我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女人这样心悦诚服、如醉如
  痴地称道另一个女人。何况桑妮亚本人也是相当俊的，身材挺拔、轮廓鲜明，除了下巴略嫌
  长嫌尖以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尤其惊人的是，她３０多岁，已经生了五个孩
  子，但腰身没有变粗，皮肤没有变糙，肌肉也没有变松弛。用当地维吾尔人的说法，她是一
  个“结实得厉害”的女人。而她说起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时，那神情真是不折不扣的五
  体投地。她连连摇头，说：“唉，老王哥；唉，老王哥！”似乎没见过阿丽娅是我做错了一
  件事，至少是丢失了一件最不该丢失的东西，因而使她无限惋惜。
  在队部办公室与马尔克的邂逅以及桑妮亚对于阿丽娅的介绍引起了我对这对夫妇的兴
  趣。马尔克一般不在队上干活，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但同队的其他社员，向我介绍了许多
  有关他们的情况。马尔克原籍在霍城县清水河子那边。１９６４年年底，他才孤身来到了这
  里——这么说，他在毛拉圩孜公社的资格，比起我来不过多四个月。他的母亲是俄罗斯族，
  他的父亲的民族归属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维吾尔，大部分人坚决不信，认为他的父亲不但
  不是维吾尔而且不是穆斯林，最有力的论证是小会计提出来的，他说他切近观察过，马尔克
  没有行过割（包皮）礼。有人说他爸爸是蒙古人，有人说是汉人，有人说是满族，还有人说
  他爸爸其实是一个英国商人，从巴基斯坦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后进入我国藏阿里，经叶城、
  喀什噶尔、阿克苏……最后经过霍城，与那个俄罗斯女人作了露水夫妻，才有了马尔克。至
  于阿丽娅，家庭是上中农，最初嫁给裁缝阿卜杜拉赫曼，后来与阿卜杜拉赫曼离了婚。由于
  她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产业，成为令许多人垂涎的美丽的富孀。但是，
  她整整过了十年单身生活，拒绝再次出嫁给任何人。１９６４年冬天，马尔克到达这里的第
  一天晚上，就被她收留了。“缘分，这也是缘分。”人们说。
  找了一个机会我问房东老大娘阿依穆罕：“您为什么把马尔克叫作马尔克傻郎呢？”阿
  依穆罕妈妈嗫嗫嚅嚅，回答不上来。“大家都这样叫嘛，总是有犯傻的地方吧。他自己不出
  工还天天跟别人辩论，娶了个媳妇像是他的大姐……”
  房东老大爷穆敏打断了她的话，似乎不赞成她这样含含糊糊地背后批评别人。矮个子的
  老大爷面带神秘的微笑，富有哲理意味地说：“所谓人，就是带傻气的种子嘛！谁能说自己
  不傻呢？我，还有老婆子，还有你——老王，还有马尔克，还有阿麦德与萨麦德（提这两个
  名字的含义犹如汉语中的张三、李四），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都各有各的傻气吗？”
  说完，他理理自己的银白的胡须，非常满意。
  对于阿丽娅的前夫阿卜杜拉赫曼裁缝，我也作了一些观察。他已有５０多岁，未老先
  衰，戴着一副老式的厚厚的滚圆花镜片，驼着背，身材高而瘦，皮肤松弛，脸面浮肿，眼睛
  里布满血丝，一说话就露出了黄舌苔极厚的舌头和一口黑牙。他的形象是令人厌恶的。但据
  说他是方圆百里技术最出色的裁缝、全活。南疆式、北疆式、哈萨克式、汉族式、俄罗斯式
  的男式服装，他都拿得下来。不仅农村，而且伊宁市的一些干部职工，也常常慕名跑上八公
  里，拿着衣料到他这儿来。他大概是全大队最有钱的人了，有六间北房，还有一片占地一亩
  二分的大果园。在几次“运动”中，曾有人打过他的主意，给他规定了种种上缴利润的制
  度，但都堵不住他。他吃自己的手艺，自有四面八方的人来求他、助他。他也很注意和干部
  们搞好关系，给本公社有实权的干部及他的家属做衣服，总是奉送手工，或者只象征性地收
  一、两毛钱。所以他的根基是稳的。至于他的婚姻状况，有人说他结过四次婚了，有人说五
  次，有人说六次。阿丽娅大约是他第三个妻子，和阿丽娅离婚以后，他又娶过两次亲，都是
  比他小２０几岁的丫头。他现在的妻子叫玛渥丽妲，我见过，２０多岁，目光流动，眼神有
  点凶，喜欢光脚在街上走路，小腿上有厚厚的泥巴，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嗑葵花籽，嗑空了仁
  儿的葵花籽皮沾满嘴巴，积累了一批以后清理吐啐一次。她说话的声音很大，而且里面包含
  着一种类似撕裂绸帛所发出的尖利的噪音。
  阿卜杜拉赫曼其人给我的印象是阴沉的。当他摇摇摆摆地躬着身，自满自足而又虚弱地
  从公社门口的大路上走过时，在我的身上常常产生一种压抑感，相当沉重的压抑感。
  而马尔克木匠却叫人快活。
  这年六月底的一天，全队开夏收动员大会。我到毛拉圩孜公社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也
  是第四次参加这种例行的、既空洞又具体、既热烈又淡漠、既是形式主义的又是必不可少的
  全体社员大会了。依例，这样的会一开就是一天。农忙食堂就在这一天开张，先宰一头牛，
  打两坑馕垫底。这天的中午，肯定是牛杂碎汤，汤中最好吃的叫作“面肺子”。先和好面，
  洗出一桶淀粉水，留出面筋，再把淀粉水灌入牛肺，把牛肺撑得比老牛在世时深吸气的时候
  还要大五倍——真是大得吓人，封上口，与牛肝、牛肚、牛腰、牛肠……煮在一起，熟了以
  后，既有牛杂的荤腥味，又有一种类似北方人夏季吃的荞麦面扒糕的光滑筋豆的触感。牛肉
  会腌晾起来，细水长流地吃。这个以面肺子牵头的牛杂碎汤，乃是这种例行动员会的最吸引
  人处之一。
  其次这个会上多少还要预分一点现钱，少则三块、五块，多则十块、二十块。目的讲
  明，是为了社员买一点盐、茶和手电筒用的电池。
  至于这种会上动员报告，我已听过三次，差不多能背下来了。一个是夏收的政治意义，
  一个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个是一星期地净、两个星期场净的进度指标。这个指标纯粹是牛
  皮。这里地多人少，小麦是主要作物，一个整劳力要收割２０亩左右小麦，一个场要打几百
  吨麦子，怎么可能那么短的时间结束？再说这里夏季干旱少雨，远远不像关内龙口夺粮那样
  紧迫。前三年的实际情况是收割完要一个月，打场完要三个月。１９６６年特大丰收，伊犁
  许多地方（包括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都是入冬了，麦子还没打完，经过冰封雪冻，次年
  四月雪化地干以后又继续打，有的打到“五·一”劳动节，个别队一直打到新麦快下来才完
  事。但社员们在这种动员会上对从关内照搬来的收麦进度指标从来不提异议。相反，每当队
  长问“怎么样”的时候，社员们也照例众口一声，像小学生回答课堂提问一样地用第一人称
  复数祈使式回答：“完成任务！”
  这种动员报告的最精彩、最细腻也最科学的部分是算细帐：“社员同志们，如果我们每
  人每天洒落１５个麦穗，按千粒重平均数与麦穗的平均含粒数计算，我们每天就要损失小麦
  ××××斤，全大队一天损失就达×××××斤，全公社损失××××××斤，全伊犁州，
  全新疆×××××××斤，而我们如果做到每个人都能不丢一个穗，我们每天就要多收××
  ×斤……全新疆就要多收×××××××斤，就够阿尔巴尼亚人民吃××个月，够越南人
  民……”
  １９６９年６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躺在与房东二老同住的一间土屋的未上油漆的木床
  上，一边听小园里苹果树上的羽翼初丰的燕子呢喃，一边想着这一天的盛会与热而香的牛杂
  碎，一边想着算细帐的数学方法的务实性与浪漫性的统一，一边想着各省革命委员会纷纷成
  立到底是吉还是凶。这时，忽然听见一阵吵闹声。
  是谁这么早在我们的窗户根底下喊叫？我连忙起了床，披上衣服，顾不得洗脸，走出房
  子。院门从里面锁着一种式样古老的长铜锁，房东二老还正睡着，我不愿意为找钥匙而惊动
  他们，便从打馕的土炉（新疆俗话叫“馕坑”的）旁的高台上上了墙头，一跃而下，来到当
  街。只见高大俊美的马尔克木匠推着一辆自行车，自行车货架子上面与两旁绑了许多东西，
  正和大队一位１７岁的民兵争执。我走近去一看，原来他的自行车上驮着三个小摇床，看样
  子他要骑自行车把三个小摇床拉到伊宁市早市上去卖，而小民兵根据革委会夏收指挥部的命
  令予以堵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