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赵平啊？啊，我已经到家了。怎么了？”
  “我没事，就想给你打一个电话听听你声儿。”
  我翻了一个白眼，傻呵。没事打什么电话啊？
  “是吗？你好好休息啊，我也挺想你的。”我对着话筒含情脉脉地说。
  “你能不能当我的妹妹？这样我们能常联系。”
  “当然可以了……”
  “太好了。”
  “是啊……就这样吧，啪！”想起他我就厌恶，再也不想与他有丝毫纠缠。
  我挂下电话，就让悲剧快点儿结束吧！
  赵平没事就打过电话来，如果我不接就一直打到我接了为止，所以我们家的电话经常关上，但还是防不胜防，赵平的电话犹如见缝插针般不断打过来（可能都是在东北旺的大街上欠着人家的钱打的吧），到后来他一听到我接电话就骂我，程度严重到后来我们班的女生听我说了这事儿以后集体写了一封骂人的信，让我下次赵平一打过电话来就照着读。这让我对赵平无可挽救地鄙夷同时也痛恨自己怎么就没早和他掰呢？要认清一个人的本质，看清楚第一次就不要留机会！你这个笨蛋！绝对不要结交固执吝啬的人，他可能固执地爱你，当然也可以固执地误解你！现在我真像厌恶一条蛇一样厌恶那个瘪三。我现在真恶心！所以当他下次再打电话找我时我当机立断地说：“我操你妈，滚蛋吧，傻逼！”从那以后他便消失在我的生活中了。
  犹如“我来剥摇滚的皮”，我来剥赵平的皮，就是他华丽的外衣。一个虚假自私的人，却在一本全国著名的令人尊敬的摇滚杂志上粉饰自己，让天下摇滚乐迷蒙羞，欺骗真理。纵然他将全天下的人欺骗，我也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于1974年出生于陕西咸阳，1988年开始写一些“啊，理想走远了，还有追上她的脚步”之类的诗投稿给《中学生语文报》，1994年来到北京，来京之前曾在新疆、云南、南京一带转悠。1998年12月组建他现在的这支乐队“W”。他的乐队名是个奇怪的名字。中国他最喜欢的朋克乐队是盘古，而对北京的一些朋克乐队嗤之以鼻。他住在北京西郊一间月租一百四十块人民币的房子里，起床，烧开水，然后写下诗歌。身无分文，拖欠四个月的房租，饿着肚子去录音棚，依旧东蹭西蹭，依旧在东北旺欠下电话费和买包子的钱，劳动救不了命，依旧体弱多病，靠最好的朋友的药钱活命。我知道在他名利的光环下面，隐藏着一颗多么黑暗、糜烂、发臭的心。他写长诗，这个不孝的农民的儿子，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很贱。
  2。两个世界
  白建秋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和贾佳大概一个礼拜以后要到北京来。来看看我，顺便倒点打口盘回去卖。
  他们来的那天上午我在班里上课。学校现在对请假的事管得特严。我给他们在桌子上留了一个条，跟我妈交代了一下就上学去了。
  放学回家时见他们坐在我们屋里，白建秋弹着我的那把木琴。他们还是老样子，建秋穿着一件黄色上衣，贾佳则看上有点儿傻乎乎的。我妈说白天她让一个战士带他们去逛故宫了。晚上住我们家旁边的海军干休所的招待所。
  “嘉芙，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一下演出好吗？”
  “好吧。”我从柜子里拿出《摩登天空》，“明天晚上‘17’号酒吧有演出，是木马和另外一支乐队，到时候咱去看一下吧。”
  “好吧。”
  晚上我把他们送到海军干休所的招待所里。然后再一个人走回家。
  第二天晚上我们坐地铁去了三里屯。我们坐在靠后的桌子上喝酒聊天。坐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外国人，只能看到他穿着黑色衣服，一动也不动。他一个人坐在那儿，有时候站起来拍几张照片，然后再静静地坐下，喝两口啤酒。好看的柔和的背影，黑色的衣服。身上流淌着一种我喜欢的优雅气质。后来我才想到，那是灰色所特有的气质。
  “那个老外挺有意思的。”我跟他们说。
  “敢不敢上去跟他说话？”贾佳说。
  “啊？我不敢。再说说什么呀，我英语那么次，还不够给咱中国人丢脸的呢。”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去聊聊呗，我觉得他一个人坐着也应该挺无聊的。没事，去吧。”白建秋怂恿道。
  “不会吧？”我笑着说，“那过一会儿再说吧。”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看，看到他叫啤酒，小姐过来递酒，他说“Thank　you”，然后一口一口喝酒。
  “要不然我真过去啦？”我吃了一口冰淇淋说。
  “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我吃完最后一口冰淇淋站起来向那个人走去，“打扰一下，”我说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当然。他回答。酒吧里的音乐很吵，他示意我出去聊。我向身后的贾佳和白建秋使了个眼色，就跟着他推门出去了。
  我们到了外面，有卖花的小孩，乞讨的小孩，我无奈地向他笑了一下，他耸了耸肩。这时我才发现，他出来太匆忙了，只穿着一件黑色T恤衫。“OH…”他抱着胳膊，我看到前面有一家小卖部，就拉着他走进去。里面挺暖和的，有一位女士在大声地用英语打手机，看来可能也是附近哪个酒吧太吵躲在这里的。
  “你是哪儿的人？”我用英语问他。
  “Finlandin　Europe　north。”
  他说了几遍我都没听懂，“What？…”
  身边那个打手机的女士不耐烦了，“Finland——芬兰，在欧洲北部。”
  我遭到她的抢白，心里很不舒服，我想她应该是很看不起我糟糕的英语，而且居然还用这有限而暧昧的英语妄想和外国人沟通。
  “小孩儿……”我猜她心里肯定在这么评价我。
  后来我们就管小卖部的人借了根笔在纸上交流。这样比说话要简便点。因为彼此发音的问题，让我那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词汇量又灌了不少水。
  他在纸上写他Janne，来北京旅游，住在京伦饭店里，下礼拜五离开。我算了算，正好离现在一个礼拜。今天也是星期五。我们在纸上聊了一会儿，Janne给我留了他房间的电话，我也留了一个家里的电话。
  我们回到楼上，还在聊个没完。乐队已经演完了。我，Janne，贾佳和白建秋四个人走出酒吧。我向Janne介绍：“这是我的两个朋友。”他向他们笑笑。我和Janne走在前面，把贾佳和白建秋甩在了身后。我真的有点兴高采烈。过了一会儿，贾佳和白建秋赶过来，说：“要不然你们先聊吧，我们先打车走了。”
  “……好吧。”我说。然后挥挥手送他们上车。“再见啊！”他们向我和Janne打着招呼。
  “你的朋友很好。”Janne说。
  “是。他们挺好的。他们喜欢摇滚乐。”
  这是在北京。The　city　is　grey。Janne的眼睛是柔和的灰色，带点银色，有些像玻璃碎冰。褐色的头发。从头顶垂下。他的名字用芬兰语拼，应该是“杨内”，我叫惯了，第一次见他就是叫他“简”。
  他这个礼拜就要走，我又想要什么呢？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要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吻。只能如此。
  我高二了，很快就要青春不再。我讨厌寂寞，可我偏偏很寂寞。
  Janne，点亮我面颊的光，燃烧我想象力的火。
  他不会说中文，我的学识也不具备让我说好英文的能力。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用笔交流。这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我们一直走啊走，直到看见京伦饭店的影子。“你明天有时间吗？我们还在那个地方7：30见。”临走时他对我说。
  我从地图上看到Finland，在欧洲的北部，那里冬天很冷吧？
  我花一个钟头坐地铁去见他。我们还约在老地方，“17”的门口。7：30，简没有来。我等了十分钟，买了个三明治，边等边吃。7：50，简的身影还没有出现。我决定接着等下去，这么好的夜，我不想辜负这美好的月光。
  快八点的时候，他到了。“Sorry。”他说。
  “没事儿。”我说。
  我们进酒吧，聊了一会，我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北京，他说也许是明年八月的时候，但是不一定。他说他买了新裤子、A　Jerks和许多许多中国CD。他还说了一些什么，我记得他说“我不想因为我要走了让人难过，”我记得我说Never　maid。
  临走时，Janne坚持替我付了帐。我们从酒吧走出来，来到街上。车排着长长的队，亮着灯。这就是北京的冬天。风有一种坚硬的力度。“How　do　I　lie　if　there’s　less　and　less　time﹖No　one　teaches　you　how　to　fly。”
  我和Janne像昨天一样散着步向前走。我想好了，拖一分钟是一分钟。我是那么地想和他在一起，我是那么地寂寞。
  “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如何？”在天桥下的一座椅子旁，他问我。
  我坐下。两个人开始聊一些漫不经心的问题。但后来由于语言不沟通只聊了几句就停下来了。他说英文，很快。虽然我不懂什么意思，也能从他的表情中体会出他的意思。他说如果我们仅仅是今天晚上相爱，而从今以后就只是普通朋友，这是不可能的。
  不，天哪，这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
  “I　would　like　to　love　you　but　I　don’t　want　to　make　you　feel　bad　because　I　can’t　stay　in　BJ。”
  “My　heart　says　I　love　you
  But　my　mind　tells　me　not　。”
  还没有分别，我已经在预支想念。
  “自古多情空余恨。”我对自己说，闪着泪花，既可气又可笑。
  也就是这样，还能怎样呢？身处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时空已经隔开了怀念。
  我和Janne约了第三天还要见面，“他怎么还不给我来电话呢？”正想着，电话铃响了，我条件反射般抓住电话，里面传出Janne的声音，还好，没有让我的父母接到这个电话，要是他们接到，我能想像到的惟一结局就是“啪”地一声挂下。他向我约今天晚上的见面时间。“8：30吧。”我说。
  我的父母和朋友在客厅打麻将。当我七点半收拾好要出门时我爸突然不让我出去了。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不许出去！”
  “啊？我有事儿。”
  “有事也不行。这么晚了，干嘛去呀，怎么不早点出门啊？”
  “我，我真有事儿。”急死我了，眼看着和Janne的约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还困在家里出不去。
  “别劝她，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她要是敢出去，我打断她的腿。”我爸对劝我的叔叔阿姨说。
  我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你打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
  “我还不知道怎么会有你这种孩子呢！”
  “我要出去！”
  “看你今天能不能出得了这个门！”他得意洋洋地说。而我面对这一切发现却只有无奈。当我最终终于冲出了门打车到地铁站坐地铁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到酒吧的门口时已经10：20了。Janne不在，没有他的身影。我像一下子扑空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我决定给Janne打个电话，也许他已经回去了。我一定要向他解释一下，我不是故意迟到的……
  电话通了，一个外国女子接了电话：“Hello。”
  我说找Janne。
  “他不在。”她说，“他出去了，我是他姐姐，你要留口讯吗？”
  “不用了。谢谢。”我放下电话。我很高兴他还没有回家，但他现在在哪儿呢？我决定接着等，直到给Janne打电话他姐姐说他已经到家并且睡了。
  过了大约四十分钟，我终于看到了他的身影。我高兴死了，他的脸色好像不太好。
  “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
  “All　rignt，上次我也迟到了。”他有些冷淡地回答就再也不说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他的冷漠、不闻不问的态度让我心情更加难受。
  “我想自杀。”我说。
  他有些惊讶：“NO。”
  这次我们没有在“17”号酒吧坐着，我们有点漫无目的地向前走，Janne的面容很严肃，我不明白是不是在我迟到的这两个小时内他已经决定了一些东西？
  我们走到三里屯酒吧街上，有卖花小孩向他兜售玫瑰，他有点不耐烦地闪开。
  他给自己要了一瓶啤酒，然后问我：“你要喝点儿什么吗？”
  四周环境乱糟糟的，这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
  “不。我什么也不要。”我说。因为我身上的钱不够我付任何一种酒吧里的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