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适应，有些时候红着眼睛去上课，有时候哭了，说想妈妈、想家。有些宿舍里的学生告　诉老师说，有些中国学生不会自己照顾自己，与其他国家同龄的学生相比，其生活自　理能力就差一些。”　他还说：“这两年，我本人曾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曾获得新加　坡　奖学金。可是，她到新加坡不到一年，就因为想家而辍学了。我们也觉得很可惜，我们辅导　她，也告诉她妈妈，让她妈妈来新加坡劝她，可这女同学还是觉得不行，就辍学了。”　还有一个案例是，他说：“好几年前，有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好像是哪个省的状元。他在　新加坡学习的压力比较大。可能是与其他国家高才生相比，学习成绩不再是第一了，于是有　点苦恼，也有点想不开，就萌生了自寻短见的念头，结果自杀没有成功，而被送进了精神病　院。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可惜。”　他评论说，留学生到外国学习，思想上要开通。你到外国学习不是去争第一名的，而是去　扩大你的视野，换换脑筋。当然，这也不是说，总是考最后一名也没关系，前十名就已经很　不错了。所以说，中国学生去新加坡留学或是去其他国家留学，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调整　好心态，否则的话，对身心也不太好。　关于中国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在新加坡的声誉，一个名为“宁宁”的网友曾对新加坡留学发表　看法。宁宁说：“我曾经在新加坡工作四年，那是一份让很多　人羡慕的工作——稳定、收入高、体面。在这四年生活里，我认识了很多善良的新加坡人，　包括我的几个房东，他们对我如朋友和亲人一般的体贴与照顾让我深深地感动，有些直到现　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络。”　宁宁还说，她也曾体验过新加坡人对中国人的“特殊感情”：朋友会在夜总会里指着那些三　陪小姐说：“你看，她们大多都是中国人，是中国来的学生。”在外面也曾被不认识的人叫　做“小龙女”（即卖淫女）；也曾经被一大帮阔佬在后面追。最让宁宁气愤的是，一个出租　车司机知道了我们是中国人后，用英语说：“你们中国女孩都是来这里劈开腿做生意的。”　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她对新加坡的美好记忆，因为她不是这样的人，她也不会因此觉得低　人一等。　宁宁还说，新加坡安静舒适的环境让她感到乏味，后来又选择了去瑞士读书。在那里，她又　遇到了大批中国学生，好坏参差不齐。有努力上进懂事的，也有偷东西、逃电话费、骗钱、　打架的。他们很多都在签证过期之后“黑”在那里打黑工或做点别的。在她回国之后，听说　有的同学考上了国立大学，有的转去了欧洲国家和美国，也有的跟泰国人、越南人或当　地人结了婚，但对方条件都很差，他们除了有瑞士护照外什么也没有。
  来新加坡留学，不少是国内有钱人家的孩子，但也有不少是家境并不宽裕，强忍着经济压力　陪送孩子出来“镀金”的。中国一位去新加坡陪孩子读书的母亲自述说，在新加坡陪孩子读　书的母亲为谋生存，有一半都　在名声并不好的按摩院工作，其中又有大多数在按摩院从事“乱七八糟”的高收入工作。　　　2003年3月31日，一个陪读妈妈苏琼（化名）专程向记者讲述了她和其他陪读妈妈在新　加坡充满辛酸的生活历程。苏琼说，她这样做的最大目的就是提醒那些准备去新加坡的陪读　妈妈，“千万要慎重从事，不要听信中介公司一面之词。”　苏琼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从2001年10月开始，她就有了想送孩子到新加坡学习的念头，到　获得签证时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那时，她刚和前夫解除婚姻，她不愿意让八岁女儿生活在　别　人质疑的目光里。经过三个月准备，苏琼花费三万多元人民币为自己和女儿办理了前往　新加坡的签证，她本人则以陪读妈妈的身份同往。　2002年3月21日，苏琼一下飞机，新加坡方面就把她们娘俩送到一个事先帮助联系好的高层　公寓。当地人把这种高层公寓叫做“政府组屋”，是该国政府建好后专门租给一些暂无房子　居住的人。那是一个带空调的房间，虽只有十平方米大，两张床、一张桌子，但一个月租金　要500元新币，按照新币兑人民币1∶48的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2400元。这个价格在新加　坡很便宜，但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则是价格很高了。　到新加坡第二天，苏琼就赶到附近一所政府办的学校给女儿办理入学手续。随后，　她拿着　孩子的学生证到当地劳动部门，给自己办理了“工作准证”。她说：“在新加坡，只有持工　作准证的人才能合法打工，否则，就是打黑工，一旦被政府发现，立即被遣送回国。”　苏琼说，“政府组屋”里有一半是来自中国的陪读妈妈。当她忙着找工作时，却碰到一个陪　读妈妈哭哭啼啼地闹着回国。原来，这个妈妈和孩子来新加坡才两个多月，她的孩子在国内　已经念中学，来这里不适应，而妈妈一直没找到工作，坐吃山空不是长久之计。一周后，娘　俩回国了。　还有一个陪读妈妈，她和苏琼一起来新加坡。在国内，中介公司承诺她的孩子可入政府学校　。实际上，她的孩子只能进私立学校，学费特别贵，陪读妈妈还不能办理工作准证，无法合　法打工。这个妈妈和国内中介交涉了好几次，最后还是不得不在抵达新加坡的第三天就回国　。
  苏琼把孩子安顿好后，就开始找工作。她联系的第一个单位就给了她机会。“那是一所幼儿　园，正招华语老师。我在国内从事过七年幼教工作，有足够工作经验，非常适合这份工作。　”　听说她是陪读妈妈，幼儿园虽显得顾虑重重，但她们看苏琼是一个“非常正派、勤快的　人”，就答应“试一试”，试用期每个月工资800元新币。4月8日，来新加坡刚半个月，她　就　开始了新工作。苏琼很幸运，但新加坡大多数陪读妈妈都和她一样，在经历了并不美满的婚　姻后选择了到异国他乡来闯荡。　有一位来自青岛的陪读妈妈，由于没有工作准证而在一家纺织厂打黑工，每月只有600元新　币。一次，新加坡劳动部门到厂里检查工作准证，她怕被人查到，冒险从二楼车间跳出去，　结果，右腿骨折，还被劳动部门抓住。随即，她被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定其立即离境，当初　到新加坡交纳的5000元新币保证金也被没收。还有一个做清洁工的陪读妈妈，也没“工作准　证”，每天晚上7时到次日6时工作，“夜里太困，就不断喝咖啡”。　陪读妈妈常说：“宁可自己受苦，也要给孩子正面的教育”。不过，这句话另有深意。在新　加坡陪读的中国妈妈，有一半以上在按摩院工作。“由于新加坡政府对按摩院管理很宽松，　很容易就能拿到工作准证，一些陪读妈妈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好去按摩院。”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报道说，一位陪读妈妈在中国是钢琴老师。她来新加坡后，本想依靠　教孩子弹钢琴为生，然而，几个月也没找到合适工作，只好到按摩院里工作。那个妈妈握着　已完全扭曲变形的手说：“我这双手再也弹不了钢琴了。”　“其实，除了一部分人做正规按摩外，按摩院里的大多数陪读妈妈做的都是些乱七八糟、不　可告人的勾当。”苏琼想了半天，慢慢地说道：那些在按摩院里从事色情服务的陪读妈妈收　入非常高，一个月有几千新币，但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连她们自己的孩子也看不起她们。　苏琼还告诉记者，“除极个别特别有钱人家，绝大多数陪读妈妈都靠自己劳动维持生存。”　苏琼向记者算了一下她和女儿一个月的生活开支：房租350元，女儿的学费90元，女儿在学　校吃饭60元，两个人的交通费100元，女儿的补习费100元，生活费至少150元，这些费用加　起来共850元新币。“事实上，这是我和女儿最少的开支。”苏琼还打算每个月为女儿存200　元　的教育基金，“等她上大学时就不用我拿钱供了。”现在，苏琼每个月的工资有1200元新币　，在陪读妈妈中也算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工资在700—1200元之间。”　　　一些陪读妈妈长期疲于工作，加之除了孩子外很少有精神寄托，一些人不免精神脆弱，　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一次，苏琼邻居一个九岁女孩对她说：“阿姨，妹妹不听话　，　你可以去买根藤条。”苏琼非常纳闷，追问孩子为什么如此说话。这个女孩什么也没说，只　是　撩起衣服让她看身上的红印，“这都是妈妈用藤条打的”。这个孩子的妈妈在当地一家“中　国　小吃部”做洗碗工，老板不但让她洗碗，还分配其他杂活，累得她直不起腰。有时不顺心，　她就把怨气撒在孩子身上：拿根藤条打孩子，任凭孩子怎样哀求，都无济于事。最后，孩子　实在没办法，自己去看心理医生。　“既然独自抚养孩子压力太大，一些单亲妈妈为什么不在新加坡找个伴侣？”苏琼摇头笑着　说：“不可能的。”也有人曾花680元新币去婚姻介绍所征婚，但没人成功。“陪读妈妈不　是新加坡本国人，还带个孩子，再加上一些人在按摩院工作，使得整个陪读妈妈群体的名声　在新加坡很不好，所以，没人敢找陪读妈妈。”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整理而成）
  第七章　十国联想加拿大：多起中国留学生遇害案无进展
  高中毕业就被父母送到蒙特利尔、后又转学到渥太华学习的小青（化名）说：“自从发生这　些案子后，我妈几乎每周给我打电话，总怕我不听话。”留学异国的孩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让无法控制的父母牵肠挂肚。最近发生在加拿大的连续多起留学生命案，令留学生父母们　更加忧心忡忡。　据报道，2002年8月27日，来自广东的23岁留学生吕震宇在温哥华自己的住所内被人枪杀。　警方发现　他遇害前已经喝醉。与他同住一间宿舍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案发后失踪。在这两起凶杀案之　前，来自武汉的20岁女学生陶琳在多伦多的住所外被人用刀刺死。　2002年10月20日，温哥华米申城斯塔夫湖附近荒野发现一具被装在行李箱内的女尸。经证实　，此人便是10月9日失踪的中国女留学生赵巍。这是继留学生陶琳、唐文峰和吕震宇先后在　加拿大被害后的第四起中国学生被害命案。　赵巍21岁，北京人，聪明漂亮。2001年7月31日她抵达温哥华，在高贵林学院修读英语。该　校校长泰特说，赵巍是一名优秀学生，她在失踪前不久的两门考试中还得了全班第一的好成　绩。令人震惊的是，赵巍竟在住宅区失踪遇害。　据赵巍的男朋友李某说，10月9日晚8时左右，赵巍说要到附近的西夫威超市购物，他表示要　驾车同去，但赵巍劝他在家里做作业，自己可以步行前往。当晚11时左右，见赵巍还没回家　，李某便与室友驾车沿途寻找，但没发现赵巍踪影。李某担心出事，于当晚午夜前报警。他　被告知，要等24小时后警方才会处理，但这一等竟是十多天以后。　10月21日深夜，加拿大皇家骑警在发现尸体后才对赵巍的住处进行搜查，并询问了李某，历　时两个小时。李某说，赵巍曾抱怨，她七月份受到一男子的骚扰。那天，她从学校回家，一　男子从后面追上她说：“你很漂亮。”赵巍要这个人走开，否则就报警。李某说，他已把这　些情况告诉了警方，但警方认为，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亚裔女性是被攻击的特定目标。　据悉，中国公民赵巍失踪后，加拿大皇家骑警并没有及时通报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而是一周　后才公开她的照片，对此，中国使馆十分不满。据10月23日《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中国官　方将就此事正式向皇家骑警提出控告，指控皇家骑警在中国学生赵巍被谋杀案中没有通知中　国官方。中国驻温哥华领馆发言人表示，赵巍是中国人，她持有中国护照，按照国　际领事条例，如果警方掌握任何有关中国公民的失踪报告，都必须告诉中方。这一点，领事　条例　规定得非常清楚，警方必须在48小时内向中方提出报告，而我们直到10月17日才通过媒体的　报道得知赵巍失踪的消息。加拿大警方此举明显违反了国际惯例。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续　发生多起中国留学生命案，这是非常少见的。一系列中国留学生遇害的案件，引起了加拿大　华人社区对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生活状况的关注。　据中新社2002年12月3日报道，不久前，加拿大多伦多警局证实，“中国留学生唐文峰谋杀　案”的疑凶吴辉已在中国被扣留，这是2002年连续多宗中国留加学生遇害案中惟一找到疑犯　的。而另外一宗杀害武汉籍陶琳、广东籍吕震宇和北京籍赵巍的案子，现在仍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