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节
作者:莫再讲      更新:2021-02-25 04:39      字数:4809
  姑娘在出嫁前正是寻欢作乐的时候。”
  她就同巴维尔闹着玩。从此以后,我又多了这一个拚命说背后话的对头。
  在铺子里愈来愈不能忍受,一切宗教书都读完了,鉴定家的议论和谈话,也不能吸引我了,他们说来说去老是这么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知道生活的黑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还能引起我的兴趣。有时我想:狐单而又爱报复的先知以利沙,在大地周游,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我把别人的事,自己的心思,坦白地同这个老头讲的时候,他总是挺高兴地听着我说完,然后把我所说的告诉掌柜,掌柜听了不是难堪地嘲笑我,就是愤怒地叱责我。
  有一天,我对老头说,他所说的话,有时我曾经记在本子里,我在那本子上已经抄摘各种诗句和警句。鉴定家大为吃惊,急忙走到我身边,不安地问:“这是干什么?小孩子,这不行呀。为了记住吗?不,不能这么干。你真会闹新花样。你把记了的交给我好吗?”
  他一股劲地劝了我好久,叫我把本子交给他,或是把它烧掉。然后,又气鼓鼓地同掌柜嘀咕起来。
  我们往家里走的时候,掌柜严厉地对我说:“听说你在抄什么,这种事不许做。听见没有?只有密探才干这种勾当。”
  我不经心地问他: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呀。”
  “他也抄吗?这个高个子傻瓜……”
  沉默了许久,他以从来没有的柔声说:
  “唔,把你的和西塔诺夫的本子给我看看——我给你五十戈比。但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要悄悄……”大概他认为我会答应他的要求,再没说话,迈开短腿望前头跑去了。
  到了家里,我把掌柜的要求对西塔诺夫讲了,他皱皱眉头说:“你太多嘴了……这下他一定会叫什么人来偷你我的本子。把你的给我,让我藏起来……而且,你不久就会被撵走的,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等外祖母回到城里,马上就离开他们。她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罕纳,有人请她到那里去教姑娘们织花边。外祖父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来城里时,也从不来看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他穿一件沉重的浣熊皮大衣,象神父一样的在街上大摇大摆缓步地走。我招呼他,他用手遮着眼向我望望,在想什么心事似地说:“啊,是你呀……你现在在画圣像,是的,是的……唔,去吧,去吧。”
  他把我从道上推开,又照样大摇大摆缓缓地走去了。
  外祖母不常见到,她要养活衰老痴呆的外祖父,拚命地在干活,还要照顾舅父的孩子。最费手脚的是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漂亮青年,爱幻想,喜读书。换了好几家染店工作,失业下来就依靠外祖母养活,静候她给他找到新的位置。萨沙的姐姐也是外祖母的累赘,她命运不好,嫁了一个喝酒的工匠,他打骂她,把她赶出来了。
  每次同外祖母碰见,我都更加打心底里佩服她心地好。但是我已渐渐感到这种美丽的心灵被童话蒙住了眼睛,不能看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的现实生活的现象。因此我的焦灼和不安,她是不能体会的。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长篇大论地对她说到生活的丑恶,人们的苦痛,苦闷扰乱了我的心的一切,这便是她所能回答我的唯一的一句话。
  我不会忍耐,假使有时候也能表现出这种牲畜和木石的德性的话,不过是为了锻炼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在地上的坚实程度而已。有时候,青年人常常凭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气力,试着去举起对于自己筋肉和骨头过重的东西,并且举起来了,为了炫耀自己,象有气力的大人一样,试着挥舞两普特重的秤锤。
  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我的肉体上,在精神上都有过这一切的行为。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受到致命的重伤,没有变成终生的残废。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忍耐、对于外部条件的力量的屈服更可怕的使人残废的东西。
  如果我终于变成一个残废者躺进坟墓,那么我在临终的时候,依然可以骄傲地说:那些善良的人,在四十年之中,拚命想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一番辛苦都白费了。
  想闹着玩,想使人家高兴,使人家笑,那种激烈的愿望愈加频繁地驱使着我。我常常做到了这一点,我会假扮尼日尼市场上那班买卖人的脸相,把他们的情形讲给人家听。我模仿乡下男女买卖圣像的神气,掌柜如何巧妙地欺骗他们,鉴定家们怎样吵嘴。
  作坊里的人都大声笑了,有时师傅们看着我的表演,放下手里的工作,但在这以后,拉里昂诺维奇总是劝告我:“你顶好是在夜饭后再表演,免得妨碍工作……”“表演”完了,我好象放下重担,心里觉得轻松了。半小时一小时之间,头脑里很清爽。但是过了一会儿脑子里好象又装满了尖锐的小钉子,在那里钻动着,发起热来。
  我觉得在我四周滚沸着一种什么泥汤,而我自己也好象慢慢地在那里面煮烂了。
  我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吗?我要同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不能活得更好一点,不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吗?”
  “马克西莫维奇,你生气啦,”日哈列夫注视着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不知怎样回答。
  生活顽固而粗暴地从我的心上抹去美面的字迹,恶意地用一种什么无用的废物代替了它。我愤慨地对这暴行作强悍的抵抗。我和大家浮沉在同一条河水里,但水对我是太冷了,这水又不能象浮起别人一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我常常觉得自己会沉到深底里去。
  人们对待我越加好起来,他们不象对巴维尔那样喝斥我,也不欺侮我。为着对我表示敬意,用父称叫我。这很好,但看了许多人狂饮的情景,喝醉以后他们那种讨厌的样子,和他们对女子的不正常的关系,心里实在痛苦,虽然我也知道,酒和女人在这种生活中是唯一的安慰。
  我时常痛心地想起,连那个聪明大胆的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自己也说女人是一种安慰。
  那么,我的外祖母呢?还有,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感到一种近于恐怖的感情。她与大家是那样不同,我好象是在梦里见过她。
  我非常多地想到女人了,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次休息日,我是不是也到大家去的地方去呢?这不是肉体的要求,我是健康好洁的人,但有时候,却发疯似的想拥抱一个温柔而聪明的人,象告诉母亲一样,把我心里的烦恼,坦率而且无穷无尽地向她倾诉。
  巴维尔每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门房子里的女佣发生的罗曼史,我非常羡慕他。
  “是这么一回事,兄弟:一个月以前,我拿雪球扔她,还不喜欢她。但现在坐在长凳子上紧紧偎着她——再没有比她更可爱的了。”
  “你们谈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讲自己的身世,我也对她讲我的身世。以后我们亲嘴……只是她这个人很正派……老弟,她人怪好的。……唔,你象个老兵一样地抽烟。”
  我烟抽得很多,抽醉了,心里的忧愁和不安就都麻木了。
  幸而我不爱喝伏特加,我讨厌它的气味和味道。但巴维尔却爱喝酒,喝醉了就伤心痛哭:“我要回家去,回家去。让我回家去吧……”我记得他是孤儿,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没有兄弟姊妹,大约从八岁起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正当情绪这样激动不满的时候,更加受了春天的诱惑,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决定去波斯,这理由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或者只因为我曾在尼日尼市场上见到波斯商人,觉得非常合意的缘故:他们跟石像一样盘膝坐地,染色的胡子映在太阳光中,沉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象天底下的事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说不准我真会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复活节的那一周,一部分师傅回乡去了,留着的也只有一天到晚喝酒。因为天气很好,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在那里碰到了我的旧主人,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着薄薄的灰大衣,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含着烟卷,帽子戴到后脑壳,他的和蔼的脸,对我做着友好的微笑,有一种令人倾心的快活的自由人的风度。旷野里,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别人。
  “啊,彼什科夫,恭喜基督复活了。”
  我们接吻三次,他问我生活过得怎样,我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一切都已经厌倦,因此想到波斯去走走。
  “算啦,”他认真地说。“什么波斯不波斯呀?见鬼。老弟,我知道,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想远走高飞。……”他虽然开口就见鬼见鬼的,我听了却挺舒服。他的身上有一种美好的春天的气息。他显出一副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样子。
  “抽烟?”他问,向我伸出一只装着粗大的烟卷的银烟盒。
  这可终于把我征服了。
  “唔,彼什科夫,再到我这里来吧。”他向我提议。“今年市场里的建筑工程我包下了有四万多,兄弟,你明白吗?我派你到市场上去,替我当个象监工的人,材料运到,你收下来,按时分配到一定场所,防备工人们偷盗,好吗?薪水一个月五卢布,另外每天给五戈比中饭钱。你同我家里女人们不相干,早出晚归,不要管她们。不过你别说我们是在路上碰到的,你装做随便跑来就得。多马周的星期天,你来好啦——就这样吧。”
  我们象朋友一样分别,他握了握我的手走开去,甚至远远地殷勤地摇着帽子。
  回到作坊里,我告诉他们我要走,开始,大半的人都表示了使我感到荣幸的惋惜之情,巴维尔尤其不好过。
  “你想想,”他责备我说。“咱们在一起惯了,你怎么能跟那些杂七杂八的乡下人过活?木匠,彩画匠……你这是干什么。当家师父不做倒去做香火和尚……”日哈列夫咕噜说:“鱼往深处游,漂亮小伙子却往狭处钻……”作坊里给我举行的饯别会,是很愁闷而枯燥的。
  “当然是什么都应该试一下,”醉得脸发黄的日哈列夫说。
  “不过最好一下就抓紧一件什么做下去……”“做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低声补充说。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勉强的,好象只是一种义务。我同他们联结着的那根绳子,好象立刻霉断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发着沙嗓子说:“我一高兴,让你们都到牢里去。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呀?嘿,嘿……”和平时一样,墙旁边靠着没有脸部的未画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贴着玻璃球。早已不在灯下做夜工了,它们好久没用,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四周一切,都深深留在我记忆里,就是闭着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见地下室的全景: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画笔和笔插、圣像、放在屋角上的脏水桶、水桶上面消防夫帽子似的铜的洗手钵、从高板床上垂下来戈戈列夫的发青的象淹死鬼的脚似的赤脚。
  我想早一点离开,但是俄国人是喜欢拖延悲哀的时间的,同人分别,也好象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把眉头一动,对我说:
  “那本《恶魔》,我不还你了,你愿意算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当消防队队长的老头儿给我的,我不愿意把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让给别人。但我不大高兴地说,我不要钱,日哈列夫也就不客气把钱收进钱袋里,坚定地说:“随你便吧,不过书我不还你。这本书对你没有好处,带着这种书马上会犯罪的……”“可是店铺也有卖的呀,我亲眼见过。”
  但他很恳切地对我说:
  “那没有关系,店铺里也卖手枪呢……”结果,莱蒙托夫的作品终于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向老板娘告辞,在门廊下碰见她的女儿。她问:“听说你要走?”
  “是的。”
  “你若不走,也会把你赶走的。”她虽说得不大客气,倒十分真诚。
  醉醺醺的老板娘这样说:
  “再见,上帝保佑你。你这小孩子很不好,犟得很。我自己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你的坏处,但是大家都说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起来,泪汪汪地说:
  “要是我们那个死人还活着,要是我的丈夫,亲爱的宝贝还活着,他一定会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