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何况南非问题在当时是罕为人知的。
  我退一步想，不管我所遇到的问题有多么严重，遭受的苦难有多么深，我只不过是闯入这位主笔办公室的无数人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问题。这位主笔怎么能够对每一个人都加以接待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明白，他的权力实在非常有限，甚至连他的办公室的门槛都难以跨越。不过，我并没有灰心丧气，我还是继续去找其他各大报社。和以前的做法一样，我还是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笔。《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的主笔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他们作了长谈，他们在各自报纸上全文刊登了我的报告。
  《英吉利人报》主笔宋德斯先生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他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并把报纸的一部分工作交我处理。他甚至准许我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进行随意修改，所有关于此问题的发文校样要先送给我看。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我们之间通过这件事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答应尽其所能为我的工作提供帮助，而且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后来他和我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他病重为止。
  我这一生能够有幸得到了许多这样无私的友情，它们往往是在不经意中产生并发展的。宋德斯先生对我如此爱护，是因为我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对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表示同情与支持之前，曾对我进行了至为详细的询问。他因此了解到，我连南非的白种人的情况都向他作了详细而公正的说明和评价，并不夹杂个人恩怨。我的经验告诉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对待。
  宋德斯先生给予了我意想不到的热心帮助，我于是开始有勇气去设想，如果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会成功的；这时我却接到了从德班发来的一份电报：“议会一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给报馆写了一封信，说明我匆忙离开加尔各答的原因，并立即出发赶赴孟买。在动身之前，我发了一个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行，请他们定好开往南非的最早一班轮船的舱位。达达·阿布杜拉当时刚好买了一艘名为“戈兰”的汽轮，他坚持要我搭那艘船，并答应给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费乘坐的优惠待遇。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盛情。就这样，我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的外甥，于１２月初第二次远渡南非。当时还有一条“纳德利”号轮船也在同一时间开往德班。这家轮船公司的代理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这两条船的乘客总共有８００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兰士瓦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