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做好了潜出的准备，并在暗中试探自己的态度，这说明毛泽东对自己还是信任的。可惜的是，自己的脑袋没有转过弯来，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现在反而被逼上梁山，只有南下。
  “就这样，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所作的忏悔。
  窗外，雨飘飘，路迢迢，马萧萧。
  上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使处于最基层的红军战士们感到迷惑不解。有战士在日记中写道：“近几天来，不知怎么回事，有些情况反常，师里的领导同志显得忙乱不宁，可又不像个打仗的样子，更令人诧异的是把带不走的枪支全部拿去烧掉了。我心想，这些枪支是多少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怎么能一把火烧掉呢？难道没有别的保存办法了吗？”
  师级干部参加前敌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又把团、营干部召集来，传达前敌指挥部的会议精神，其内容主要是重复陈昌浩的话，有的有所发挥，说道：“北上抗日现在是去不得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已被右倾机会主义破坏……你们回去后，马上召开全团党、团员大会，要向大家讲清楚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
  留在巴西附近的红军部队在这几天真是人心浮动，什么议论都有，战士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在互相猜测。
  几天后，大家终于从党、团员大会上听到和证实了上级所发生重大事件的消息。
  在全团党、团员大会上，各团政委奉命统一口径，只讲３个问题：“一是通报情况：中央在９月９日晚上向北逃跑了。毛、周、张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逃跑主义，他们把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都给破坏了，我们再要北上，还要走半个月的水草地，那我们都会死在草地上。二是张国焘主席来电讲，为了革命，为了活命，生存下去，我们不能再北上，而要南下。我们宁可向南走一千，也决不能向北走一天！陈政委指示，我们在包座之战中伤亡很大，说什么也不能再向北走。三是我们要打回老家去，我们四川人要打回四川，回四川吃大米去！革命不能不要家，而且要保卫家乡。”
  半信半疑的红军基层干部战士，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所震惊，对又要过草地感到恐惧。他们都倍尝第一次过草地的艰辛，现在心中极不情愿再第二次过草地。对师、团领导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战士们似乎考虑得并不多，那离他们太远，他们在这时考虑的最迫切的是如何不再挨饿和少走些冤枉路。
  “怎么又回草地走啊！”
  有些人不满地说：“愿走的走吧！我们不想走了。留在这里跟那些土匪拚到底，死了也是光荣的，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我们不怪党，不怪同志们。”
  但是，“南下吃大米”的口号也很具有吸引力，更有军队严密的组织纪律约束，停留在巴西的红军毕竟是没过几天就南下了。
  部队到了这时已经变得不好带，干部的思想都乱了套，何况战士们的思想。当然，也有头脑清醒者。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及时了解到部队的思想动态，在巴西召集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他在讲了当前的形势后，针对部队中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说：
  “党中央北上了，我们却要南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部队思想稳定，执行命令，听从指挥。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在近１年行军作战中得不到休整，小的战斗不计其数，消耗大，伤亡多，兵员有减无增，物质生活更差。但他们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可我们有些同志对别人的长处看不见，对别人的缺点却看得多，传得快，这是一种极不正当的风气。我们才走了多少路呢？哪一个连队又没有掉队的呢？他们为革命流血牺牲，经过一万多里的行程，冲破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没有钢铁般的团结和英勇善战的精神，能到这川西北来吗？在我们军，以后不准讲中央红军的怪话！这是一条纪律。现在，一方面军还有红５军团等许多同志没有北上，特别是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两位领导。今天在场的都是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什么样的干部带出什么样的兵，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教育好部队。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稳定部队的情绪。”
  巴西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中央的红军部队，也尤如失去了主心骨，人心躁动，但由于有徐向前、李先念等这些高中级指挥员的极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波动的部队情绪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缓解和稳定。
  ９月中旬，在分裂公开化的形势下，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再次步入草地，走回毛儿盖。
  道路两旁出现了政治宣传员连夜拟制的许多标语口号：
  “革命为了保家乡！”
  “打回四川吃大米！”
  “宁可向南走一千，也不向北走一天！”
  一首“即景”歌也应急诞生，并迅速强制性地在部队中教唱：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消灭敌人的残兵，创造川陕根据
  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我们有了新的中央来领导。”
  这标语，这歌声，的确诱惑了不少四川籍战士。他们由面向北斗，转而脸朝太阳，这该是他们戎马生涯中所做的最大一次“向后转”队列动作。
  第十三回　俄界改编陕甘支队　二十五军长征传奇
  阿西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意味着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的深夜仓促出走，说明张国焘也是逼人太甚了。张国焘闻言，仅撇下一句话：“木已成舟，就由他们去吧！”
  毛泽东等人是于９月１１日到达俄界的，顺利与红１军团会合。俄界，位于川甘两省交界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即现今的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一身汗水的彭德怀对前来迎接的左权说道：“老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真是比亲人还亲。昨天那一阵子大折腾哟，我是真正体会到了阶级友爱高于一切友情。张国焘的牛肉和银洋，见他妈的鬼去吧！”
  “老彭，话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友情还是要的。张国焘同志的思想也许会转过弯来的。”毛泽东说。
  看来刚刚脱险的毛泽东仍盼望能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因此，他在抵达俄界后，一离马鞍，即以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仍坚持南下，并撇开中央，电致红１、３军（即红１、３军团）领导人，劝诱林彪和彭德怀等人也一同南下，声称：“１、３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１、３军团“速归”，共同“南下首先赤化四川”。
  张国焘亲自拟定好电文后，拿给朱德签阅。朱德一看电文，气得把这份电报扔在地上，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你不签，我也照样发。”张国焘仍是把这份电报发给了林彪和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接电后，立即将这个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半天没说上话来，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似是无意又有意地说道：“难道真的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团结工作没有做好。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红军如此大分裂是个悲剧。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逼宫”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有公论。
  毛泽东与张国焘自夹金山下抚边小镇的握手拥抱，到了这大草地中便彻底决裂。两个人背道而驰，毛泽东向北，张国焘向南，但他们红色的旗帜下仍各自聚集着同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
  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说也是怪事，脱离险境的毛泽东没有一点胜利喜悦，而本是从此走上政治生涯下坡路的张国焘却在这时兴高采烈。张国焘由噶曲河岸边返身率红军总部回到阿坝，大有要举行一次庆功会的架势。
  在阿坝，张国焘受到红９军的欢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除伯钧专门来到张国焘的住处表示迎接，并听取指示。张国焘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纠纷，说：“这个毛泽东是拿中央压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呢，听说他们单独向北逃跑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把他们吓跑了，真是胆小如鼠，还吹牛自喻是小毛奇呢。”
  孙军长、陈政委也随声附和道：“就是嘛，我们为什么非要同他们一道北上呢？他们那么多伤病员，行军打仗，还得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谁有军队，谁有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谁就应说了算！”
  黄超插话说。
  “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着我们８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今天，张主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毛、周、张等人在前天晚上，让国民党的势力吓破了胆，竟然向北逃跑了。”
  会场上传出哄笑声。
  一夜难以入眠的陈伯钧打开日记本，洒泪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次日上午，陈伯钧见到了张国焘，说到痛切处，慷慨陈词：“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无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转危局，匡扶革命。”
  张国焘说道：“这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一样。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还不能及时办到。”
  “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９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