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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进入计算机时代的今天，从事海上贸易的资本或可支配的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规模时，用于交易的商品，从生产、收购、保管、运输、集散到金融结算等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沈万三在14世纪以货殖起家，积累起如此巨大的财富，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资金、人才及管理技术。
  千百年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我们的整个世俗社会乃至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商业文　化和商人形象始终都采取了不见容的态度——无不斥之为重利薄情，无商不奸。
  看着踽踽走在云南道上的沈万三的背影，或许人们至今都会解气。这个讨了十三个老婆、拥有20多亿两银子的家伙，福享得太多！哼，只有受不完的罪，没有享不完的福呢！
  然而，经济界人士的命运毕竟折射着当时政治、经济决策的光环。
  当我们看一看那踽踽而去的背影并对之作一番历史和文化的透析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人格上或许并不为我们所喜欢的财神爷经历了从巨商到囚徒的角色剧变。正是在这种剧变背后，存在着的令我们怦然心跳的某种悲剧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属于他沈万三个人，而更多的是属于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
  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这一点。
  巨商沈万山　/吴恩培
  一五八
  （六）
  沈万三的角色剧变只不过是这种社会嬗变的象征而已。
  其实，被朱元璋打下去的沈万三在当时只不过是个挑头的。朱元璋对富人的仇恨，早已刻骨铭心。当他从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手里攻下苏州城不久，他就把苏州的大批富户下放到他的老家濠州（即凤阳）。那句“命徙苏州富民实（填实）濠州”的话语，至今还冷冰冰地躺在记述朱元璋言行的那本《明太祖实录》里。
  他要他们的钱，同时也要泄泄心中的忿。
  朱元璋整治苏州一郡的富民，无疑还夹杂着吴地富民曾支持过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的政治因素。作为报复，他毫不犹豫地给予当初协助张士诚守城的吴人，一是大规模地下放，二是课以重赋。《中国史稿》第六册记载的苏州田赋变迁情况的数据表明：宋时苏州征粮三十万石，元时八十万石，张士诚据守吴时，增至一百万石，而朱元璋为惩罚吴人，更是一下子大幅度地提升到二百八十多万石。以上情况宏观地反映朱元璋对苏州一郡人所怀的情感。而微观的情况，则是以沈万三为典型例证了。对于曾为张士诚刻纪功碑、为张士诚输钱输粮的沈万三，清代乾隆年间的吴郡诸生顾公燮在他的《丹午笔记》（又名《消夏闲记》）中说：“太祖取沈万三租薄定额，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其重十倍。”
  上述对苏州富民的整治夹杂有政治的因素，而据《明太祖实录》和徐学聚的《国朝典汇》等记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正为父母大规模营建中都皇陵的朱元璋，下令徙江南富民14万到凤阳屯种。
  当朱元璋把江南富民下放到他的老家去时，已不单单是泄政治的忿了。
  嘿！让你也去吃吃老子少年时曾吃过的苦！
  被小农思想蛊惑着、被阴暗心理折磨着的朱元璋一边在应天（南京）皇宫的角落里撒着尿，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
  休养生息了十几年后，各地富民又渐渐隆起，朱元璋又第三次进行这种全国性的移徙。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下令徙天下富户5300户到南京，所涉及的对象又主要是中国最富庶地区的江浙富民。甚至直到朱元璋临死前一年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朱元璋还提取江浙等处上户4500余家填实京师。
  朱元璋在江浙、江西等地实行粮长制度，规定每万石上下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佥派田粮多的富民充当粮长。为了鼓励他们忠诚地为朝廷服务，朱元璋给他们很好的优遇恩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嘉定县志》里的话说：“当时父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者为贤，而不慕科第之荣。”优惠的政策加之以金钱和权力，这些富起来的粮长，难免是为霸一方，科敛害民了。对之，朱元璋又愤恨至极，大骂他们是“虐民之心，甚如蝮蛇”（《大诰续编》）了。《大诰三编》里记载朱元璋杀起他们来，一次就要了160颗这些粮长的人头。嘿嘿，几乎是类于集体屠杀了。
  不仅如此，《九朝谈纂》里还记载：金华首富杨某作粮长，口出狂言，说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整过了沈万三的朱元璋听了，会是个什么心情并不难揣摩。这年这个杨某解粮进京，朱元璋见了他，问：“粮食何在？”杨答曰：“霎时便到。”
  “杀时便能到吗？”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终是莞尔一笑，说着便命人将他推出去杀了。消息传出，杨某家人逃散，财产被抢掠一空。杀了杨某后，朱元璋晚上做了一梦，梦见一百个无头人跪在陛阶之下。几天以后，正好有百名粮长送粮至京朝见，这些粮长恰恰又都未能按期缴纳。朱元璋便联想到他们的作恶多端，更想起了那个梦，于是命令将这一百名粮长拉出去砍了。刑部的官员依大明刑律连忙阻止，认为罪状不明，况且又是这么多人呢！可朱元璋执意不饶，这百人终成刀下之鬼。
  朱元璋对这些富人大肆整治以至杀戮，以刻板的阶级论观点来看，这里的关系颇混乱——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把大大小小的地主狠狠整治了一番。
  然而，刻板教条的情感好恶毕竟只是情感范畴内的浅层次的东西，当我们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更深的层面上来观察，不能不看到，在沈万三身后，一大批虽说规模比其小，但也本可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人才、管理技术等，也少不得被朱元璋一棒子统统地打趴在了地上。
  苏州的大儒方孝孺当时就指出：太祖皇帝“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大家富民多以逾　制失道亡其宗”，“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逊志斋集》）
  洪武初年参加编修《元史》的贝琼也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盈且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清江集·横塘农诗序》）
  明宪宗成化年间会试廷试皆第一的苏州人吴宽，入宫后侍奉太子讲读。太子即位即明孝宗，这位皇帝的老师入东阁，专典诰敕，后官至礼部尚书。久处庙堂之上的他，从时间上讲距朱元璋已近八九十年，尽管时过境迁，但当日朱元璋移徙富户的影响却依然显著。他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劊鞔　保ā掇宋碳也丶つκ考罚灾滤募艺罩莩嵌霸馐蓝喙剩谥泪阏叽。穆洳豢删印保ā掇宋碳也丶は瓤挤馊辶掷珊擦衷盒拮怪尽罚昂槲渲溃缛硕啾悔蒯悖蛩烙谛蹋诶锎铡薄＃ā掇宋碳也丶は仁朗侣浴罚?br />
  和吴宽同时代、别号梦苏道人的苏州人王锜，在他的《寓圃杂记》里也写道，苏州这座素称繁华的江南名城，在战祸之余，再加上大户的迁徙和远戍，已是“邑里萧然”，几十年后尚不能恢复昔日旧观。
  比照上面这些明人笔记里记述的“杀富”之后果，再回过头来看看沈万三，我们会发觉，这个沈某人仅不过是个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已。小农思想影响下的朱元璋经济政策的肃杀之处，在这些沉在水下的冰山山体中，才真正体现出它的可怕影响来。
  富庶的江南、富庶的苏州情况尚且如此，那大明统治下的其他地方则可想而知了。由此，我们回过头再次看一看沈万三的发迹及其下场，看一看这对中国社会后来的深层次的影响，或许，你会多凝视这个踽踽而去的背影一眼。
  巨商沈万山　/吴恩培
  一五九
  （七）
  沈氏发配之际，夕阳下衬托着那个悲凉的背影。惨淡的气氛中，升腾起的或许是一种文化的凝重。
  越是看不清楚，倒越想看清楚。抱着想看清他的脸的目的，我曾试图走近沈万三。
  1997年，《巨商沈万三》在沈厅召开首发式时，其时被镇上旅游公司任命为“厅长”的一位女同志告诉我，在大明时被剿杀了两次的沈家，如今在周庄已没有了后裔。这些后裔现已改姓，据说散居在上海南汇一带。
  声名远播的沈厅也并非沈氏旧时物，而是其后裔在清代时留给今人的一笔旅游资源。这笔无价的遗产，使得今天的人们可以连绵不断地吃着这个“死人”！
  沈万三那些财产早已如过眼云烟，云散水流。惟一使人们还能说起他的就是那座南京的明城墙了。
  冷兵器时代，这座城墙可说是固若金汤。
  南京的城墙至今保存完好，尽管1937年日本人攻陷南京时，曾以现代炮火恣意地摧毁过它，至今的中华门城墙上还留着日本人的炮火弹痕。南京惨案六十年后，一些日本团体为了表示歉意，愿意和中国方面一起修复南京城墙。
  修城墙和造城墙，其代价似不可同日而语。可沈万三却以一个私营业主的力量主持筑造了南京城墙的一半，其中还包括迄今为止中国最宏大的城门——中华门。该城门原名聚宝门——据说因埋有沈万三家那只著名的聚宝盆而得名——1931年改为现名。时至今日，南京人认识到这“国之瑰宝”的城墙能给他们带来的潜在价值。据1999年2月10日的《扬子晚报》报道，南京的有关部门经长期调研后指出，南京明城墙应尽快申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并说此建议已引起省和南京市的高度重视云云。
  朱元璋的“高筑墙”显然是意在“武化”，沈万三被打了秋风做冤大头，也仅仅想花钱买个平安。几百年过去，他们做的这一切倒成了一种文化遗产留了下来，说不准今后还会成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一切，沈万三在当初是万万不会想到的。他在筑造这座城墙时，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镌刻了上去，这使得今天的人们还常常说起他。
  沈万三的背影渐渐淡出了。在他以后，谁也不敢再当出头的椽子了。于是大明一代，再也没出什么纵横捭阖的大商人。
  然而，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此后的数百年间，在西方各国，一大批巨商大贾却在发轫冒尖，从而为几百年后的今天那一个个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积累了最初的原始资本。
  沈万三当初的那二十亿两银子，灰飞烟灭，说不准有些已充成了给西洋人、东洋人的一次次赔款的白银。时至今日，在全球的跨国集团排名中，排在前面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的。
  （八）
  《元史演义》里，沈万三被称为“财神爷”。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世俗社会对之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敬畏或祈求保佑的功利情感。诸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等等。而沈万三作为一个传奇人物，一方面，他身上的种种神化毕竟只是世俗社会赋予他的。另一方面，在世俗社会里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一个某种意义上颇能获得世俗社会注视和同情的人。
  我曾去过山西商人聚居的祁县、平遥，在借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闻名遐迩的祁县乔家大院，在中国清代最著名的票号“日升昌”的小楼上，我曾自觉不自觉地将山西的这些商人民居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周庄的沈厅作番比较。南北的建筑风格自是迥异，南北的风土人情也大不相同，南北的富商们更生活在不同的时空。然而，山西商人的发迹史，年代靠后且大抵清楚。相比之下，沈万三的发迹史，一是年代稍远，二是聚敛财富的过程，充满着种种隐秘而显得模模糊糊。
  这就为沈万三文化提供了极大的“做”——虚构——的空间。
  在这个大富豪轰然倾颓的倒塌声中，人们对这个巨富的财产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在不得知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理解来塑造他，或是虚构，或是想象。所有这些，使得他成为一个介于人、神之间的人间财神，从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对财富追求的一帖精神迷幻药。于是，沈万三发家暴富的财产来源，便有了种种的民间版本，更有了种种的传奇故事。
  清诸人获《坚瓠集》及《坚瓠余集》引《挑灯集异》等都说沈万三是以聚宝盆致富。沈万三在尚未发迹时，有一天做了一梦。梦到一群青衣人，一个个睁着双凸眼向他求救。次日，沈万三走出家门，刚好看到一个老渔翁正欲杀一捆青蛙，沈万三救下了这一串青蛙。于是后来青蛙们踞坐在一只盆上，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