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关系，摆脱西班牙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经过两国近两年的尝试性贸易、文化往来，1977年初，西班牙与苏联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任命萨马兰奇为驻苏大使的消息是巴塞罗那省长鲁道夫·马丁·比利亚通知萨马兰奇的。一天，比利亚邀请萨马兰奇及夫人玛丽亚在马德里共进晚餐。
  “祝贺你，你已经是大使了，”比利亚开门见山。
  萨马兰奇以为是驻奥地利大使，便不再说什么，只是简单地道了谢，然后又继续谈天气，谈旅游等等。
  过了一会儿，比利亚忍不住问道：
  “可是，你不想知道派你到哪个国家当大使吗？”
  “……当然想知道。”萨马兰奇仍然有些不以为然。
  “你对苏联有兴趣吗？”
  萨马兰奇不禁一怔：
  “苏联，你说的是？俄罗斯？……当然，我当然感兴趣。”
  虽然在此之前，萨马兰奇对内阁委派他到苏联任职有所耳闻，但未想到事情果真如此。从国际奥委会这个角度来考虑，苏联是个更具吸引力的国家。因为苏联正在筹办1980年第22届奥运会，萨马兰奇身兼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苏联对他必然另眼看待。同时，1980年改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苏联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做好了苏联的工作，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就有了较大的把握。
  西班牙内阁内部对委派萨马兰奇担任驻苏联大使意见并不一致。派遣萨马兰奇作为从佛朗哥独裁统治下刚刚解脱出来的西班牙的大使？一个外交新手到这样一个关系微妙的国家任职？苏亚雷斯首相刚刚向内阁宣布这一任命时，外交大臣马塞利诺·奥雷哈表示了他自己以及职业外交官俱乐部的疑问。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确支持苏亚雷斯首相这一决定。理由是，萨马兰奇有着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对待任何工作都十分认真；他了解苏联，在苏联开展外交工作游刃有余；最主要的是，卡洛斯国王已经认识到国际奥委会对西班牙的重要性，派萨马兰奇到苏联工作无论对西班牙，还是对萨马兰奇都十分有利，特别是对于萨马兰奇竟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萨马兰奇虽然生活在西方，但是对苏联政权的机制，对于苏联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十分了解。这样，在一个有着绝对秩序的国家里，他可以周旋自如，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当时，西班牙同苏联的经济关系已经理顺，而政治关系才刚刚起步，微妙但却没有任何危机。
  1977年6月10日，萨马兰奇被正式任命为驻苏大使。这项任命意味着其巴塞罗那议长职务的结束。而随着议长的卸职，巴塞罗那议会宣告解散，代之以卡塔卢尼亚省议会。在6月30日巴塞罗那议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萨马兰奇宣布财政部已经批准将巴塞罗那省储蓄银行改名为卡塔卢尼亚储蓄银行。他还对已经改名为卡塔卢尼亚图书馆的原中央图书馆为保存大量有关体育和西班牙内战资料而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了感谢。
  讲话中，萨马兰奇的声音哽咽了。这大概是他平生中最后一次因为动情而泣不成声。他回顾说，在过去的4年里，西班牙发生了自1936年以来最重大的变革，他所领导的议会竭力适应这种政治变革的节奏。他很高兴现在国家随着佛朗哥的去世又恢复了民主。
  谈到他担任议长的1443天中曾主持了所有例会和特别会议时，萨马兰奇的声音猛然嘶哑，满面泪痕，最后他宣布：
  “闭会……再……见”
  两天前，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议会会议厅正式接见了新当选的卡塔卢尼亚议会议员。尽管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仍然神态自然。他双手下垂，两腿并立，含笑向大家致意。
  卡塔卢尼亚议会议长特拉特利亚斯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
  “萨马兰奇议长接见了卡塔卢尼亚省议会议员。他做得十分得体。他知道以无把握换取有把握，接受了西班牙驻苏联首任大使的职位。他正在为实现他的最高愿望——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铺展道路。”
  又过了几个星期，直至7月17日中午，萨马兰奇才走出原巴塞罗那、现卡塔卢尼亚议会大厅。4年前这一天，也是在中午，他走进了这座大厅，带着对自己前途的美好憧憬。
  萨马兰奇走出大厅时，大厅的乐钟响起了《告别曲》的旋律。萨马兰奇用西班牙语和卡塔卢尼亚语发表了《致巴塞罗那人的公开信》。西班牙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封公开信。信中他表示为曾同全体议员们一起获得了一些成就感到荣幸，同时为未实现的一些预期目标承担全部责任。他将在新的位置上随时听从巴塞罗那市民的召唤。
  “我的任期就此结束，”萨马兰奇在《公开信》中宣布，“巴塞罗那议会亦将告别时代。我们希望卡塔卢尼亚议会能够承担起巴塞罗那议会的全部职能。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它至少应当承担起国家所赋予它的职能。”
  第二天，他登上飞往莫斯科的班机赴任。
  坐在头等舱舒适宽敞的座椅上，萨马兰奇仍然心绪难宁。自32岁投身政治，至今已20余载，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能够品味到。如今他要告别巴塞罗那，远到一个他自己还不甚了解的国家担任他从未涉足过的重要职务，心中既有对巴塞罗那的丝丝留恋，又有对新任职务的忐忑不安。
  苏联人很快就认识了西班牙的新大使。萨马兰奇一走进驻苏大使馆，立即开始了紧张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大使馆的各个部门高速运转，马德里与莫斯科间的无线电波频繁往来。对苏联的工作局面渐渐打开，苏联人看到了一位干练的西班牙大使。
  10月12日是西班牙国庆。按照惯例，萨马兰奇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而后来到电视台，通过电视向苏联人民发表简短的礼节性讲话。不同于其他大使的做法是，萨马兰奇是用俄语讲的。他讲了三分钟，而且不看稿。这个举动立刻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博得了他们的好感。
  在讲话中，萨马兰奇特别强调了西班牙政府改善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关系的诚意。“10月12日，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纪念日，新西班牙把这个日子定为国庆节，象征着各国人民——不仅是讲同一种语言和有同种传统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平和安定。西班牙希望这种同美洲传统的友好合作变成她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苏联人民友好合作的旗帜。”
  作为外交官，萨马兰奇善于人际斡旋。他摒弃政治见解的不同，尽可能利用机会接触苏联人。对于西班牙的同胞，他一视同仁，尽可能予以照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加里略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到苏联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他给予适当的礼遇；有的普通旅游者到使馆找他，寻求帮助，他同样热情接待。在任大使的3年时间里，萨马兰奇赢得了东欧国家的支持。苏联人还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伊万·安东尼维奇”。
  从某种程度上说，萨马兰奇不仅是西班牙大使，而且也是奥林匹克大使。他在莫斯科的很多活动都是为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而寻求苏联各方的支持。为此，他外出旅行，有时只身一人，有时偕妻同行，走遍了苏联受苏联控制的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萨马兰奇与苏联领导阶层采取了互相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不伤害对方及自己国家的利益。西班牙外交部长奥雷哈在萨马兰奇到任后不久便访问了苏联。本来这是西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可是令奥雷哈愤愤不己的是，在西班牙使馆他住的房间里居然发现了几个窃听器。奥雷哈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万万没有想到，窃听器居然安到了西班牙驻苏联的大使馆里，并且把他作为侦察对象。暴跳如雷的奥雷哈要立刻质问苏联当局。萨马兰奇劝阻了他，并解释道，对付窃听器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反正窃听器已经失去了作用。相反，如果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奥雷哈采纳了萨马兰奇的意见。
  你不仁我也不义。不久西班牙政府以“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活动”为由驱逐了几名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官员。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苏联没有按照惯例采取对等报复办法。这种息事宁人的作法可能是出于某种外交上的考虑，但更可能是，苏联当局之所以忍下一口气，与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有关。在苏联即将主办奥运会、萨马兰奇有望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际，驱逐西班牙外交官，后果可能是严重的。
  1980年是萨马兰奇值得庆贺的一年。因为他己疏通了苏联方面的关系，至少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苏联和它的盟友的代表们会投自己一票。除此，萨马兰奇还因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受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嘉奖，并获得西班牙王室颁发的“外交银质勋章”。
  1980年是苏联注定感到沮丧的一年。
  莫斯科奥运会遭到抵制，苏联原来准备通过奥运会完善自己国际形象的意图却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举办奥运会的初衷与结局之间的急剧变化，无论是国际社会，国际奥委会，还是苏联本身都是始料不及的。
  苏联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的要求是在197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但是未能获准。4年之后，他们又在维也纳重整旗鼓。有趣的是，这次申办也只是苏美之间的竞争。代表苏联方面的是莫斯科，美国方面出头的是洛杉矶。
  苏联从1912年开始停止参加奥运会，直到整整40年后才重新加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也许是由于布伦戴奇离去的缘故，也许是美国出兵柬埔寨影响了美国的形象，1974年苏联争办奥运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意想不到的支持，几乎所有委员都投票支持莫斯科。甚至还有人建议，由尼克松总统出面劝说洛杉矶不要强烈地申办奥运会，把这次机会让给苏联。当然，这样的建议是很难被美国奥委会、洛杉矶市代表团和国际奥委会接受的。
  另外，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于苏联第一次向全世界所有人打开大门表示高兴。继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1973年8月访问苏联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就对基拉宁重申了苏联奥委会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的保证，即允许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所有国家奥委会和运动员入境，不管苏联是否与该国建立有外交关系。因此，国际奥委会原来担心以色列、韩国等国代表会被阻止入境的顾虑顿时消失。
  1976年，基拉宁再度访问莫斯科时，又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的同样保证。
  当然，苏联领导人也绝没有料到，1979年12月出兵阿富汗会给莫斯科奥运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苏军进入阿富汗后，美国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美国驻苏大使也立即向华盛顿提出了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延缓工业合同、废除贸易协定等行动建议。不过这些行动虽然能够打击苏联的经济实力，但同时也会使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1980年元月的前两个星期，卡特总统提议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活动就开始了。
  1月28日，美国驻爱尔兰大使约翰·穆尔从华盛顿打电话给在都柏林的基拉宁，询问他是否愿意会见美国总统顾问劳埃德·卡特勒。穆尔在电话中明确提出，这次会见与奥运会和阿富汗问题有关。
  2月2日，基拉宁在都柏林住宅的书房里会见了卡特勒。
  卡特勒首先从政治和地理等方面就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危险性发表了长篇大论，并论述了苏联南下到波斯湾切断西方石油供应的可能性。他确信，这就是苏联的战略意图。他还说，他此行带来了美国总统的要求，即国际奥委会推迟或取消第22届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基拉宁对美国政府向国际奥委会指手画脚的行为感到气愤。他表示，不管他本人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的态度如何，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不能允许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干扰国际奥委会对莫斯科和全世界运动员的承诺。
  基拉宁还强调指出，重要的是举办奥运会，而不是在哪里举办的问题。而且一旦做出了举办的决定，所有国际和各国体育组织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都应在法律和道德上对此承担义务。
  卡特勒开始施展他律师职业的善辩特长，对基拉宁说，按照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奥运会的惯例，奥运会应当在国际休战的情况下进行。
  基拉宁觉得卡特勒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