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它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宇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大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　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末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位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零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零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零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零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例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　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训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零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　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预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　可下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顼。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
  ——全国暴动已蔷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曰）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
  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气“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　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又“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朗，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