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　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零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
  ——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　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　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极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　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
  ——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街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苏铭等四个“反骨仔”，　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的斯诺、史沬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
  ——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撞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末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园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足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　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零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留学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都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　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