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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这银行又展开接受金银条块存款的业务。银行给予存款人之信用货币的数目，低于存入金银之市价的5％，存款人在所得信用货币之外，银行也另给存入金银之收据，在6个月之内存款人或其利益转让人，若能将银行所给予之信用货币数目还清，并付少许手续费，仍可凭收据取回其存入之金银，所以银行之信用货币及储存金银之收据，同时可以在市场买卖，只是赎取金银时两者都不可缺。而用荷币购买信用货币之贴水（agio）通常也是5％，因之赎回金银无利可图，反要付手续费，故在一般情形下，收据无转让价值，通常令其逾期作废，存入之金银归银行所有，其发行的信用货币，等于支票存户之存款。如此积年累月的经营，银行的资本愈积愈多。同时贵金属被银行收买，不复为使市价大幅波动的工具，它们所代表的信用，也经常被使用着，不像传统中国，财主以金银窖藏，或者制成首饰器皿，消极地和闭门自守地保存其购买力。
  以上的情形，显示着欧洲初期信用货币开创前后的情形，也呈现着当日所谓“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以确实掌握金银为保持国家财富之根源。此时若非直接控制金银，则无法展开其信用（今日则以外汇存储数为衡量经济力度之尺度）。
  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据说创始于1530年。这不是交易所之最先发初者。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很多城市里的交易所都比这时期早，有的竟早了几百年。不过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首先将现代商业的组织与技术渗入，也可以说是首先带有资本主义特性。现在看来，至17世纪中期，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仍不过是一般商人汇集之处，通过交易所可以买卖转手的物品达300多种，包括农产、矿产及制成品，胡椒则有五种。可是有组织的将政府公债以价转手和将公司股票公开竞争的出卖，要到17世纪后期方才成熟。征之以上阿姆斯特丹银行业务展开情形，也可以见得货币市场有赖于长时间的经营，才能使资金愈为集中，运转也愈显定型，而世纪后期之买空卖空（荷语为windhandel直译为“风中成交”），其所谓“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都出此门径），起先有了“预期交货”（futurity）的型态，次之则公司股票也可以“抛空”（sellingshort，卖者先以借来之公司股票高价卖出，以后趁跌价时购进弥补以从中牟利），都由阿姆斯特丹首创，于1689年光荣革命（GloriousRevolution）后传入伦敦。
  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为人以道德的名义垢病。可是行之几百年之后，在今日有条理之市场中，被认为有其社会功能与效用。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及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也可以说是让资本家投资于待展开之事业，也向推销商保证货物来源及可以预为筹备之价格。买方也通知了卖方，即使生产过剩预定出卖之商品已有被指定的市场和被保证的价格。大凡投机商将各种风险事业及吸收大幅盈亏作为他们的专长，则一般商人更能作较安稳的经营。甚至生产者也可以付少数之价款，以购买权（option，涨价时卖方仍有照预定价格出售之义务，跌价时则买方只放弃定款，不被强迫购买）的方式预定本人生产之商品，作为一种间接局部的保险，因此更可以大量投资，冒更大之险，去采用以前未曾采用之生产方式，而涉猎于以前未曾涉猎的地区使生产成本愈低、利润愈高。本书前已说及，资本主义带有试验与赌博的性格，而不安于按部就班的平淡经营。买空卖空使这种放宽领域的行动为可能。这中间可能发生的弊端极多，也可能影响公众的安全。一个为政府监督的商场能使如此种种经营有秩序地继续下去，无疑的这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
  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第一章）。荷兰共和国透过司法和立法，使各种冒险与赌博的行动合理化，当初必迁就于资本家，否则不可能突破传统道德观念之约束。事实上共和国初成立时，传统的道德观念并未消失。改革教会仍有不许放高利贷者参加圣餐的情事，各大学也不发给他们学位，尤特列克特大学神学系更以传单制止之。后来由荷兰省及菲斯兰省（Friesland）出面申明教堂不能干预银行之事，这些阻拦才告平息。能如此急转直下，实因荷兰地方小，历史情形特殊；阿姆斯特丹占着商业战略重要的位置，而加尔文派也始终没有一个机会坚持其立场，才使地方分权政教分离的精神排除众议。发挥得尽致。因此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之形成，不能忽略这许多因素错综的关系，也更能体会到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
  经济史学家熊彼德说及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一般利息之高，是基于三个条件：一是朝代国家向商人强迫借贷而通常有借无还，二是货币市场缺乏组织，三是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为美洲之金银尚在不断的输入，无法扼止。荷兰共和国本身已将前两个条件消除，第三条件虽没有完全逆转，到17世纪下半期金银的输入已降低。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息由12％跌至10％而更跌至6％，有一段时间内更低至4％，已低于一般新教领袖认为非高利贷的数额。利率既低，以前无利可图的事业此时转为有利。由于荷兰的利率经常低于英国约2％及3％，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与保险业的经营，遂得以超过国界，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而表现一种国际性质。
  荷兰共和国此时还有一种较西欧其他国家占优势的条件，为造船业之突出。其标准之商船称“弗罗伊德”（fluyd），它的特点不在设计之复杂，而是简单。通常船长125英尺，载重300吨，因此与战舰及大型商船分为两途。“弗罗伊德”船长为其宽之5倍至6倍，船头直截下水，船尾为圆形，没有一般战舰及大型商船之重楼叠阁，脱离了中世纪以来的设计，开始表现近代船只之直线型。由于桅杆之间距离大，又节省船员舱房，因此载货多，可节省脚水30％至50％。其他各国商船不仅难望其项背，即制造技术亦不及荷兰之价廉工精。“弗罗伊德”只用于西欧地区，其他远洋航船另有其设计。
  16世纪末，荷兰船开始航行于远洋，1590年后航行于西印度群岛，1595年进入远东，也在这同时进入地中海，1601年各国船只进入伦敦的共714艘，英船为207艘，荷船则有360艘。此时据估计，荷兰共和国共有各式商船2000艘，总吨数在50万吨以上。其国民经常有20000人捕鱼，20000人参与西葡贸易。这在一个人口只100多万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17世纪初期，荷兰共和国实际掌握着瑞典的经济，又因三十年战争，汉撒同盟的力量衰微，英国则因内争而引发内战，荷兰经营之航海业及国际贸易一时世无其匹。远东运来的治肉香料，仍为大宗。此外瑞典之铜、铁、柏油及沥青，波兰及俄国之麻及亚麻绳索（均用于造船），挪威之木材，波罗的海各处所产之谷物，全部西南运。西班牙与葡萄牙经常感到食粮短缺，全赖北方剩余的国家供应，此时又全赖荷兰的船运解决交通问题，即在独立战争，荷兰共和国与菲力普交战之际，亦未停止。法国食盐为腌制鱼类之必需品，为北运物产之大宗。法国之酒大批由荷兰人预先购买，荷兰共和国商人在法国派有长驻经纪，专营此业。此时欧洲的毛织品有几个生产中心，各有专长的产品也由荷兰商人作中间交换人。此外，德国出产的兵器推销至远东，英国与法国的食粮不足或过剩时，亦是由荷兰人为之截长补短。至17世纪，荷兰人已发明一面捕鱼，一面在船上腌制装桶的办法，所以其水产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行销各国，甚至在英国附近水上所捕之鱼行销英伦，此最为英国人指责。此外经荷船转运的货物尚有皮毛、皮革和钾碱。总之，欧洲经过长时间的人口增加，城市兴起，产生了一种国际市场物资全面供应的形势。以上所述大都是国家经济及一般市民之必需品。荷兰人的经营，瑞在“以低廉的价格造船，而将之彻底使用尽致”（buildShipsCheaplyanddrivethemtodeath）。其能运载不同而又笨重的货物，而无其他国家能与之竞争，所以前述市场投机的事业，也要有如此下层的坚韧耐久的工作支持，否则无从有组织的展开一种有秩序的商业经济。
  中外学者有时提及，中国北宋期间、明清之际，有商业资本活跃的情形，并提出一个全国市场的形貌。乍看起来，好像与欧洲的国际市场不相上下。但是仔细比较以后，则可以指出中国从未产生一个如此各地区各就所长，分工合作到如此程度的局面。同时荷兰人已经在西欧和北欧有了相当的制海权，中国历史里更无此事例。至于阿姆斯特丹，10万人口中特权阶级执国家经济各前进部门之牛耳，又通过共和国之特殊体制，左右其内政与外交的情形，更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梦想之事，即本书最粗浅的解释，也可以说明两方有天渊之别。
  过去有很多学者强调荷兰商人是靠剥削掠夺殖民地来累积资本。20世纪后一般的看法则重视历史上的小商人刻苦成家，如莫特里所说的，“渔人和河上的筏夫成为海上的冒险家和商业的皇子”，以及“穷困的法兰德斯织工变成雄厚的制造家”。这种情形诚然有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绅商，并非在17世纪初期突然发富。即如我们列举以上银行、股票市场、造船和国际贸易的展开，也隐约可以推断其后面必有一段艰难创造的背景。但这也不是说剥削掠夺并未发生，这一点即荷兰本国的历史家也不隐讳。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资本650万荷币（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只有资本30000镑）。这公司由不同之“厅”（chambers）组成，阿姆斯特丹厅即承担公司一半的债务。在10年之内，公司只发放一次红利，然其数额为股本之162％。世纪中期，这公司在东印度积存储币金即达2000万荷币，为当初投资之三倍。原来东印度公司经过全国议会立案的时候，荷兰尚在战时，这公司被赋予在它武力能克服的地区执行国家最高权力的任命，所以公司的海外执行人等于大帝国殖民地的开拓者，早有立法的根据。
  荷兰人独霸远东治肉香料专利权的经过，早经以前的作家一再详细叙述。过去葡萄牙人首先进入东方，只控制着印度至红海间的水道，使印度洋运来的香料都落入他们手中（详第二章）。荷兰人的办法是摈弃所有中间人，直接进入产地，故舍亚洲大陆而进入印尼。在当地的政策，也非常的简单，凡出产香料的主要岛屿，即以武力占领，不能占领或其他出产较少的地方则将其作物破坏，甚至将其岛上人口杀戮迁移。荷兰人能较葡萄牙人及英、法人占优势者，端在其资本组织雄厚，如每三四年即装备能战斗之商船50艘进入此地区，所以有足够的力量将对方封锁困住，或使用武力，在某些场合，不待交涉即开火。1619年以巴达维亚（Batavia）为设防的根据地，禁止他国商人履足香料群岛（spiceislands，西塞蒲斯与新几内亚间的岛屿），几乎完全垄断了肉豆蔻和丁香的生产，也掌握了胡椒与肉桂的供应，欧洲香料市场的价格可以一次陡涨二倍半，即是此故。印尼的土人也受他们统制，酋领被任为摄政阶级（regents），以封建方式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管制。荷兰人控制的生产以后也延伸到其他物质，如咖啡、靛青、奎宁。土著的供应某时候甚至成为一种上贡制度。荷属东印度的农业自此世纪后受国际市场支配。
  西印度公司组织于1621年，当时与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已失效。西印度公司也以拦截西、葡越洋的商业，夺取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如巴西）和贩卖人口为要事。宋巴特曾指出，此公司在1623到1636年间制造船只800余艘，可是同时期却截得敌船540艘，其船货价格已两倍于造船时投入的资本。1628年一次截获
  西班牙船只上的白银总值荷币800万元。种种的发展使我们只好相信克拉克所说：“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商业的事体，一半是征服占领，也可以说一半是对缺乏抵抗能力的土著所加的一种抢劫。”阿姆斯特丹保险公司本身拥有战舰60艘巡游各地，也只有在这情形下获得确切的解释。
  荷兰独立战争期间，很多企业家与技术人员和工匠北移，其影响以纺织业和金属与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