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从而使芬克还充满着徒劳的希望。而在向希特勒报告时，又明显过高估计了芬克集团军的实际能力。
  结果，希特勒继续相信自己的计划可以实现——第9、第12和第3集团军的联合力量还可以拯救他和柏林。可能，他作出留在柏林的决定正是与这些希望有关。应当说，这一决定的前提不论多么希奇古怪，可它还是有某种逻辑性。我再重复一遍，德国人仍然希望，能在最后关头使我们同我们的盟国发生冲突。
  4月25日，芬克的集团军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地域的新尝试也未能得逞。敌人的冲击是凶猛的，但我们十分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冲击，同时损失也很少。
  梁赞诺夫将军为了在这天支援叶尔马科夫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特别成功地使用了自己的强击机。强击机通常是低空一批接一批地活动，向进攻的德军坦克投去小型反坦克炸弹。现在敌人的坦克部队已经体验到当年，即1941和1942年我们坦克兵所体验到的一切。当时德国法西斯空军不许我们的坦克兵生存。
  看来，这天对于芬克来说是心理转变的一天。他继续执行受领的命令，但是他的行动使人觉得，干这一切已经没有实际目的：进攻只是为了转移视线。
  到4月25日，敌人为柏林解围的一切企图，把乌克兰第1方面军分成两半，切断其突击集团与其余部队的联系的一切努力显然遭到了失败。任何东西已经不能使希特勒和躲在柏林废墟下面的残余部队摆脱他们所落入的陷井。
  在希特勒军队的退却道路上，电线杆和树上吊满了士兵的尸体，似乎是因在战斗中胆怯和随意撤离阵地而被处死的。我用“似乎”一词是因为，按我的印象，德军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是很顽强的。在这些日子里，能把必然结局钓到来拖延几天和几个小时的几乎唯一的实际力量，不是希特勒或者凯特尔和约德尔，而正是这些士兵，
  法西斯上层人物绞死自己的士兵，力图推迟自己的末日。我说的最原始的含义——肉体的死亡。因为他们的精神死亡早就来临了。
  所有这一切，究竟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是够卑鄙、够狂妄的了。
  在柏林，直接处于合围的有一个很大的德园法西斯军队集团，人数20余万，该集团包括：第9集团军6个师的残部，1个党卫军警卫旅，大批警察分队，10个炮兵营，2个强击炮旅，3个坦克歼击旅，6个反坦克炮兵营，1个高炮师，还有2个高炮师残部及数十个国民突击队营。而且，该集团在每天的战斗中，还或多或少地由市民加以补充。
  所有可以彭动起来同我们的进攻部队作战的柏林市民，都鼓动起来了。他们不缺少武器。此外，市民们被用于进行防御作业，以及充当弹药搬运工、卫生员，甚至充当侦察员。
  谈到柏林街道上穿便服同我们作战的那些人时，应当指出，这是战争最后几天和投降时将有的一种现象：一部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官兵，为了设法不被俘获，乔装成老百姓，混入当地居民中。
  总之，参加柏林防御的有2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依据的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侦察机关提供的情报），我想，这个数字不完全准确，最大可能是，它不会高于、而只会低于实际数字。
  4月25日，在柏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日终前，崔可夫集团军已在柏林市中心的东南街区作战，而在马林多夫区，崔可夫集团军左翼已与雷巴尔科集团军会师。加强有卢钦斯基集团军3个师的雷巴尔科集团军肃清了柏林西南郊的敌人，现在在进行争夺施马尔根多夫的战斗，迎波格丹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实施进攻。列柳申科在继续进行夺取波茨坦和勃兰登堡的战斗。
  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在柏林战役现阶段上，我们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协同中出现的复杂性，并且，我要补充说一下，这种复杂性是难以避免的。两个方面军部队愈接近柏林市中心，出现的困难就愈多，特别是在航空兵的运用和瞄准方面困难更多。
  在市内进行巷战时，确定航空兵对当时应该攻击的目标实施准确突击的方向，一般是很复杂的。一切成了废墟，一切都笼罩在火光、烟雾、尘土之中。从上面往下看，很难看清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
  从雷巴尔科的报告我得知，曾有过他的部队遭到我航空兵突击而造成损失的个别情况。
  很难搞清，究竟是哪个方面军的航空兵打了陷入巷战的混杂人群中的自己人。
  而如果由于某种疏忽，在前线突然打了自己人，而且还造成了损失时，常会引起极度紧张。在争夺柏林战斗时，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尤其是4月25日的一整天，这类报告一个接一个地传来，而且，显然，不仅报告了我，也报告了朱可夫。
  两个方面军的司令员都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建议，希望对柏林地区作战部队如何进一步组织协同的问题，加以明确，消除谁也不希望的争论。
  于是，根据大本营的训令，划定了一条通过米腾瓦尔德、马林多夫、腾珀尔霍夫、波茨坦车站的新的分界线。军事文书指出，以上各点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负责。
  这件事发生在傍晚。在确定分界线之前，雷巴尔科的1个整军和巴季茨基指挥的军，已过分界线很远，现已将他们所占地区划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地带。必须将他们从柏林市中心撤回分界线内。但是，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就难了。凡是打过仗的人都能理解，帕维尔·谢苗诺维奇将自己的坦克兵撤回分界线时的心情是多么难过。
  而且确实是他们首先进入突破，首先转向柏林，夺取了措森，强渡了泰尔托运河，经过最激烈的浴血战斗，从柏林郊外突入市中心的。而在最后决战的紧张时刻，却突然接到将自己的作战地段交给友邻的命令。要经受住这个，是容易的吗？
  然而，命令就是命令，无疑是要无条件地执行的。这项命令还是执行了，伹执行得不容易。
  正如我们看到的，4月26目这天充满了重大事件，但其中最大的一个事件不是发生在柏林，而是发生在易北河，发生在扎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里，在那军里，巴克拉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34军与美军会师了。正是在这里，在德国的中心，希特勒军队完全被分割成两半。
  在柏林、柏林附近和柏林以北，有德军第9、第12集团军和坦克第3集团军的部队，而在其南部，有舍尔纳元帅指挥的整个“中央”集团军群。
  会师本身是在平静气氛中、在没有同敌人战斗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是多年斗争的结果，是一系列战役和交战的结果，是这些战役和交战导致了易北河会师的临近和最终实现。
  我们曾给大本营一份报告，现摘录其中的一段：
  “今年4月25日13时30分，在近卫第5集团军作战地带内，在易北河斯特列拉地域，近卫第58师部队与美军第l集团军陆军第6军步兵第69师的侦察组相遇。
  同一天，在易北河托尔高地域，还是近卫第58师近卫步兵第173团先遣营，与美军第1集团军陆军第5军步兵第69师的另一侦察组相遇。”
  我早就想谈一下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哪怕是简要地谈一下也好。看来，现在最适合这样做，虽然此时他还没有结束自己的战斗历程（这一战斗历程将通向布拉格），但他的集团军已前出至易北河，并首先与美军相遇。
  1943年6月，我在接管草原方面军部队时，第一次认识了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当时，他是中将军衔，任近卫第6集团军司令员。在此之前，他指挥的集团军在顿河方面军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其中，在战斗结束阶段，俘虏了以司令官施特雷克尔上将为首的所谓德军斯大林格勒北部集团的基本部分。该集团军就是从这里来到我们方面军的，并和整个草原方面军一样，作为预备队，进行战斗训练。
  还在第一次见面时，也就是在巡视该集团军预有准备的防御地段时，扎多夫就以其开朗、明确和个人判断的正确无误，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你在同某人第一次见面时，对他产生了敬重和信任，那么，这种好感以后你会一直保持下去。在我和扎多夫的相处中，就是这样。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对他的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战争，起初，一起在草原方面军，后来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最后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即使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并能对他作为我的第一副司令进行评价时，我对他仍旧保持着这种敬重和信任。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期间，作为集团军司令员的扎多夫本人及其指挥的整个集团军，表现了无比的坚定性。扎多夫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罗特米斯特罗夫指挥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卡城郊打退了德军的突击，这对库尔斯克会战南部正面出现的整个局势，无疑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不久，近卫第5集团军前出至第聂伯河，并在克列缅丘格地域渡过该河，夺取了对岸的登陆场。
  1944年1月，А·С·扎多夫率领自己的集团军，参加了基洛夫格勒战役。我们实施该战役的企图是：消灭伸向我方的德军突出部之敌，并为尔后的科尔孙—舍夫琴科夫斯基战役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这一重要战役不得不在冬季，1945年1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同时，还遇上了由大量坦克部队组成的德军坚固防御。扎多夫的第5集团军完成了突破防御和解放基洛夫格勒的主要任务。该集团军部队表现了极大的坚定性和军人技能。整个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
  1944年，当我被任命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并着手拟制大规模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计划时，方面军需要一支大的预备队，我请求大本营将扎多夫指挥的集团军转隶我们（当时，该集团军作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预备队，正在休整）。大本营同意了我的请求。从此以后，我就和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一起，度过了以后的整个战斗历程，直至战争结束。
  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日子里，我长期克制住将近卫第5集团军从预备队中抽出，去完成那些没有该集团军的参加也能完成的任务的种种诱感，并且一直坚持到交战的关键时刻，即在维斯瓦河争夺桑多梅日登陆场的激战白热化时才使用它。
  德寇往那里调遣了大量步兵和坦克部队，并一个劲地向我们压过来。情况很复杂，尤其是在左翼。
  就在这时，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发挥了作用。该集团军使战斗性质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它从行进间击溃了部署在维斯瓦河东岸我们当面的整个敌军集团，扫清了通往渡口的道路，并确保了这些渡口。随后，该集团军渡至桑多梅日登陆场后，在那里占领了左翼的防御阵地。
  德寇曾三次以数个坦克师的兵力实施密集冲击，近卫第5集团军打退了敌人，在自己司令员的指挥下，表现出了无比的坚定性，他们的这种坚定性尤其值得赞扬，因为参战的敌坦克中，除有“费迪南德”式、“虎”式和“豹〃式坦克外，还首次使用了“虎王”式坦克。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对自己的所有决心，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情况了如指掌。凡是他定下的决心，都十分周密可靠。并且，这种可靠性并不妨碍其灵活性，恰恰相反，这种可靠性是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当我们实行军队改编措施时，扎多夫认真探讨和总结战争经验，并将它们固定在条令和教令中，他是一位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我可以大胆断言，他对陆军的了解是那样深刻和详尽，是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
  在谈到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战役时，我十分满意地回想起我最亲密的战友中的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他是一位天才的集团军司令员，一位真正勤勉于战争的人。和平时期，他又是部队训练和教育的大师。
  4月28日
  柏林战斗正在日以继夜地进行。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柏林防御的性质问题，而不把这种观察与某个具体日子联系在一起。
  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些议论，说什么柏林战斗本来可以不必那么激烈和匆忙，因而牺牲也可以小一些。
  这些议论具有表面的逻辑性，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实际的情况，战斗的实际紧张程度和入的实际精神状态。而当时，人们急不可待地期望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那些想评论这种或那种牺牲是必要的或是不必要的人，那些想评论晚一天或两天可以或是不可以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