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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可夫两脚跟用力一磕，一个立正：“是，斯大林同志，我可以走了吗？”
  斯大林点点头，两鬓花白的头发，眼角上、额头上密密的皱纹，在近处看得相当清楚。朱可夫一下子觉得，仅仅一个多月，斯大林就苍老多了。可也是呀，谁能称得出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放在另一个人身上，恐怕早就压垮了。
  告别了最高统帅，朱可夫来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那里。沙波什尼科夫告诉他：“最高统帅命令为你准备的西部方向的地图，马上拿来。”并在详细介绍了莫斯科方向的情况后，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兹派朱可夫大将到你作战地区为最高统帅部代表。
  最高统帅部希望你们向朱可夫同志介绍情况。今后，朱可夫同志有关各方面军部队使用和指挥问题的一切决定，必须执行。
  受最高统帅部的委托。
  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1941　年10　月6　日19　时30　分编号2684”
  在等地图时，双方都发现对方非常疲劳，严重的睡眠不足，沙波什尼科夫给朱可夫倒了一杯很浓的茶给他提神。朱可夫一边用鼻子嗅着浓烈的茶香，一边关切地盯着这位颧骨高凸、眼窝深陷，脸色苍白中泛着微黄的总参谋长，问道：“你脸色不大好，鲍里斯·米哈伊诺维奇，身体不舒服吗？”
  “太累了。。有时我真想好好睡上一觉，就四五个小时，不要有任何报告、电话来打扰。。”沙波什尼科夫双手抚腮，喃喃地说，那语气好像这样的要求跟小孩子幻想自己身上长出翅膀一样，又羡慕又无可奈何。
  “觉恐怕要等到胜利以后再补了。”朱可夫这句打趣话，既是安慰这位总参谋长，又是说给自己听的。
  途中在手电筒光下，朱可夫研究了前线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行动。想睡觉，但为了不打瞌睡，朱可夫不得不时常将车子停下来，进行短距离的跑步。
  朱可夫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时已是夜间。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和军事委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等人，正在几支蜡烛的昏暗的亮光下开会，尽管房间很暗，朱可夫还是能看见大家脸上的紧张表情。朱可夫说明了斯大林派他来的用意。参谋长马兰金中将立即向朱可夫介绍战况。第一句话就让朱可夫暗吃一惊。马兰金说道：
  “我军设置的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已于6　天以前，即10　月2　日被德军突破，昨天传来消息，我西方方面军第19、第20　集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第24、第32　集团军在维亚兹马地区陷入合围。”
  “怎么又是陷入合围？”朱可夫心里在想，嘴上没说，但身子不由得更靠近地图。在场的人尽管谁都没有解释造成4　个集团军被全围于维亚兹马的原因，但朱可夫从图上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领导们，与原西北方面军领导们在卢加防线上，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没有及时、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甚至根本就没有试图去作出判断！而是平均部署力量，处处设防。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从尔热夫以北，经过维亚兹马，南到布良斯克以北。纵贯南北，犹如在莫斯科正西距它300　公里，拉起一道绵亘400　公里的巨大屏风。这么宽的正面，平均部署本来就不富余的兵力，于是面对敌人强大的突击集团，形不成拳头，而像五指伸开的手掌，在局部力量对比上，处于明显的劣势，怎么能挡住敌人呢？既然挡不住敌人，又缺少快速撤出部队的时间和手段，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合围。“两翼突破，分割包围，这是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现在惯用的战术，已经使用了许多次了，作为方面军领导，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平均部署力量，不善于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这是我们用许多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为什么就不吸取呢？难道这样的悲剧非要在每条战线上都重演一遍吗？”朱可夫心里很恼火，真想把这番话喊出来，但终于忍住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身份不同于去列宁格勒的时候。那时候，他兜里装着最高统帅的任命，他一去就是西北方面军的司令员了。而现在，他只是最高统帅部派来的代表，职责是了解情况并且上报最高统帅。但是，他心里更明白：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是抵挡德军冲向莫斯科的第一道防线。现在，这道屏障不仅被多次突破，而且更严重的是竟然有4　个集团军被敌人合围在防线中央的维亚兹马。如果这4　个集团军被消灭，那么敌人就可以从最短的距离直扑莫斯科了！一想到这儿，朱可夫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继续问道：
  “两翼的情况怎么样？”
  “情况也很严重。”马兰金指着地图说，“右翼加里宁方向，敌人对我预备队方面军的防线施加了很大压力，在司切夫卡至格道茨克一线，我军已被迫后撤。左翼，市良斯克方向，第3　和第13　集团军面临被合围的危险。
  听到这里，朱可夫知道，现在这条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指望下一道防线——莫扎伊斯克防线了。
  莫扎伊斯克防线距离莫斯科150　公里，位于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和莫斯科中间。300　公里长的防线上，不仅兵力单薄，而且修筑阵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朱可夫在向斯大林汇报情况时，着重讲到：
  “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线的掩护兵力薄弱。因而敌人的装甲坦克兵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尽快设法从别处抽调部队增强莫扎伊斯克防线。”
  汇报一结束，又立即请示去预备队方面军找布琼尼元帅了解情况。
  朱可夫动身去找布琼尼。天正下着小雨，乡间田野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10月8日拂晓，朱可夫来到距莫斯科50公里的奥布宁斯克车站。他看见两名通信兵拉着电线从普罗特瓦河桥上走过来。他问他们往哪里拉线，他们回答很唐突。一个战士冷冷地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朱可夫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并讲明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这时那个拉电线的战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大将同志，请原谅，我们不认识您。因此那样回答了您。您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它在两个小时以前从这里已经转移到森林的小室子里去了。你看就在那边山上。在那里警卫人员会告诉您往哪里走。”
  经过实地了解和勘察，现在情况进一步清楚了。到德国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开始进攻的时候，担任首都接近地防御的有3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是科涅夫上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是布琼尼元帅；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是什廖缅科中将。截止10月初，3个方面军的作战部队总共约有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而敌人方面，其兵力却超过苏联三个方面军的总和：部队超过0。4倍，坦克超过0。7倍，各种火炮和迫击炮超过0。8倍，飞机超过1倍。
  两天以后，斯大林打来电话找朱可夫：“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你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预备队方面军和莫扎伊斯克防线上的部队都归你指挥。”
  “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请求尽快增派较大的部队到这里来。”朱可夫在电话里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
  从此，朱可夫的恃有的精力着手执行他的新任务——保卫莫斯科。
  现在问题很明显，在大敌当前，必须科学地使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必须加强部队的统一指挥和密切配合。于是朱可夫同科涅夫和参谋长李科洛夫斯基一起开会决定，一致同意把方面军司令部迁到阿拉比诺；科涅夫带人前往加里宁，去协调那个极其重要方向上的各支部队的行动。朱可夫则同军事委员布尔加宁一起前往莫扎伊斯克，到现场视察防御状况。
  三、佐尔格的情报
  朱可夫在接受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任命，担负起保卫首都莫斯科的神圣使命时，只对斯大林有一个请求：“尽快派较大的部队到这里来！”
  斯大林知道，朱可夫把要求压到了最低限度，这一点要求是最基本、最必要的。然而，就目前形势来看，又是最难办的。能从什么地方抽调部队来加强莫扎伊斯克防线呢？斯大林一直盘算着，现在各条战线上的战斗都十分紧张，兵力普遍不够用。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是不行的。可是这条防线无论如何又是必须加强的，这可是一个难题！正想着，波斯克列贝舍夫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把一个橙红色的文件夹子放在斯大林办公桌上，简单地说了句：“佐尔格的情报”。便退了出去。斯大林刚刚划着火柴要点燃烟斗，听到是佐尔格的情报，马上把火柴和烟斗都放在烟缸里，打开了文件夹。情报很短，就一句话：“据悉日本政府不会在1942年秋季以前对苏开战。”斯大林把这句话反复看了好几遍，不由得心花怒放，嘴里连说：“好样的，佐尔格，好样的！你这一句话，帮了我们大忙。。”
  日本是轴心国成员，又与苏联的远东地区毗邻，因此，日本对苏德战争的态度，直接决定着苏联会不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同时，日本究竟是北击还是南进，国内一直争论不休，考虑到日本的国策和它与德国的关系，苏联不得不把相当的一部分部队部署在远东地区，以随时应付日本可能发动的进攻。正是由于日本所处的这种地位，凡是来自日本的情报，都受到高度重视，立即呈送斯大林。眼下佐尔格这份简短的情报，告诉远东地区将有一段宝贵的“平静”，它将给斯大林从这一地区抽调兵力支援苏德战争前线缓解紧张局势提供了可能的条件。斯大林当然抑制不住那激动的心情。
  佐尔格何许人也？他的情报竟如此能得到斯大林的重视呢？他是一个神通广大，机智勇敢的传奇式的人物。在西方直到今天，仍是把左尔格称为“20　世纪最大的间谍”。
  左尔格，1895　年10　月4　日生于俄国南高加索的阿吉肯德，父亲是德国人，在巴库一家德国石油公司当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出身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佐尔格3　岁来到德国，在那儿住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多，随后移居到苏联。佐尔格的祖父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卡尔·马克思的提议下，担任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总书记。年青的佐尔格为有这样一个革命的祖父而自豪。但真正决定他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他参加了1914　年至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他憎恨战争，憎恨造成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决心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从1920　年11月到1921　年底，他在佐林根党报任编辑，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佐尔格是在中国“9·18”事变后，奉苏共中央之命开始搞情报工作的。先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回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了德国。那是法西斯政变之后不久。1933　年趁希特勒刚上台，他“积极地”表示“想为元首和他所复兴的帝国服务”，争取到了东京当记者的机会，从而在东京负责拉姆扎小组的情报活动。莫斯科要他们查明：日本是否打算在满洲边境进攻苏联？日本是否因此而训练陆海军？希特勒上台后东京和柏林的关系如何？日本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如何？是哪些势力在决定日本的国际政策？。。佐尔格本人则负责研究纳粹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关系。
  为了获取德日两个法西斯统治集团相互勾结的情况，佐尔格在德国大使馆里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欧根·奥特的军官。奥特说，他到日本有好几个月了，他是作为军事观察员派来的，住在名古屋一个日本炮兵营的营房里，只有妻子来的时候才到旅馆里住。目前，他正在替冯·包克将军写军事评论，可是对于外交部分感到很困难。不知道佐尔格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位可靠的熟悉情况的人。佐尔格看到奥特同德国将军团的最上层有联系，而且来东京也是为德国情报部门搜集情报，自己正好有利用价值，于是攀谈起来。
  “我认为”，佐尔格说：“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它的现行政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明治天皇就说过，大和民族只有实现了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