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长不到4O岁，长相英武，但是个矮锉儿，望着亭亭玉立、天生丽质的苏谨芬，含糊其辞。她好话说尽，起身告辞时，没忘记把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副局长严肃地把“信封”递回给她：“我试试看吧。把你家的电话留给我就行了。”
  苏谨芬不胜感激，虔诚地写电话号码时，手甚至有点微微颤抖，并一再恳请副局长收下“信封”。后者突然一笑，干脆把“信封”塞进她裙襟处的双｜乳之间，并挑逗地说：“你可别让我犯错误埃”她一脸羞赦，落荒而逃。
  几天过去了，没有副局长的消息，苏谨芬按捺不住，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他说：“这里不好谈，去你家吧。”
  她不好拒绝，从此引狼入室。
  “目前正在风头上，轻判白瑞明可能比较难。”副局长手捧茶杯，在苏谨芬的住处，主人似的踱来踱去，说到此处，顿了一顿，盯着她，慢条斯理地加了一句：“不过，这一切可能取决于你。”
  “我……我不明白。”苏谨芬嗫嚅道。其实她十分明白。
  “只要咱俩真情合作……”他搁下茶杯，轻车熟路地伸手揽住了她的腰。
  她挣扎着，想给他一耳光。又不敢，苦苦哀求：“除了这件事，我什么都答应你。”
  “除了这件事，你还有什么可以答应我的呢？”他反问一句，又绅士一般幽了一默：“看起来，我要站在一条小凳子上，才能心安理得地吻着你。”
  连苏谨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他彬彬有礼的话儿，在她心中引起了何种反应，她竟然不无怜悯地俯瞰着他，浑然不觉把自己的红唇奉献给了他满嘴的口臭……就这样，她成了副局长泄欲的工具。
  几个月后，白瑞明被判4年徒刑。苏谨芬获准探监，带着强烈的负罪感，失贞的隐痛像锥子一样刺着她的心，所以面对丈夫既有几分伤感又有几分迷惘。白瑞明满怀悔恨地说了一番话，表示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苏谨芬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流泪。
  她决心摆脱那个副局长。
  一天，他又大摇大摆闯进门来，苏谨芬义正严辞地让他别再来纠缠，他双手一摊：“你怎么能过河拆桥呢是不是？”
  “你想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你我两讫了。我一看见你就恶心。”
  “怎么会两讫呢？”副局长残酷地一笑，“是的。我想得到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而你得到了什么呢？告诉你吧，你丈夫的事，我连问都没问。”
  苏谨芬当即眼前发黑，颓然跌坐沙发里，然后又“霍”地跳起来，歇斯底里大叫：“畜生，你给我滚出去！”
  “恐怕我做不到。”他相当温和，以几乎带点忠诚的口吻说，“我觉得我欠了你很多，我必须补偿。而且……而且我认为自己有点爱上你了。这很奇怪。跟我玩过的女人挺多，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像吃了感冒药似的。喏。今天，我给你送一个‘信封’，希望你给点面子，别从窗口扔出去好吗？”
  说罢，副局长离去。
  苏谨芬还真想把那个“信封”扔了，但它的分量显然足够制约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一抖，便抖得满地都是极端的沮丧和无奈，仿佛脆弱的红花绿叶，遭遇寒风便纷纷凋谢了。
  过了两个星期，副局长打电话请苏谨芬出去吃饭。她没理睬。不料午夜时分，他喝得醉醺醺的，嘴里嘀嘀咕咕，把她的门敲了个惊天动地，吓得她赶紧开门纳入之，扶他躺下，而且像细心的妻子一般，做了不少处理醉酒的善后工作，直至他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晨，他有点惭愧地说：“你不赴约，我就很孤独呐，一孤独就容易喝醉。这怪谁呢？”
  “照你的意思，我是你的冤家罗。”她的话并未准确地表达她的内心，甚至，已经南辕北辙，带点打情骂俏的味道。
  整整一天，她在单位上班时，都琢磨着自己的这句话。她渐渐觉悟到，作为一个漂亮的少妇，尤其是一个复婚的女人，丈夫又不在身边，自己骨子里已克服了所有的禁忌，情欲发展事实上也达到了饱和点，她需要而且有权利得到性的满足。
  更何况，如今道德相对主义早就论证了道德的相对性了，你拒绝一个男人的要求反而是一件麻烦的事儿。也许你的内心或多或少会感到焦虑，为了避免焦虑，顶不济，你把事情弄得平淡无奇、了无意义和满不在乎就是了。
  当夜，苏谨芬便主动邀副局长来吃晚饭，吃毕即上床运作。
  也含有对白瑞明跟筱偷情的报复因素。
  1997年初夏，白瑞明出狱时，苏谨芬已给那个矮锉儿副局长做了整整4年的情妇，人也变得尖酸冷漠、妖冶风流，再次跟白瑞明离了婚，并且把孩子也扔给了他，过起了纵情享乐的生活。
  大众道德所鄙视的，恰恰是人类潜意识所崇拜的。女人尤其要警惕这一点。
  某日，苏谨芬在一家旋转餐厅，跟那个曾经忠告她不要轻易复婚的人不期而遇，一定要请昔日朋友喝酒，半醉半醒之际，怆然泪下：“跟婚姻这架风车作战，我输得一塌糊涂……奇怪，你怎么没输呢？”
  “很简单，”对方晃了晃酒杯，“我不是堂·吉诃德。”
  这位忠告者，就是我。
  悲剧的对称有一次，在大街上，我跟一位曾在某社交场合见过面的女记者边走边聊，她告诉我中午要赶回去为两个孩子做饭，瞧她青春洋溢的面容，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居然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我非常吃惊地望着她，并充满赞美之意：“你显得好年轻。”
  话音落地，我知道我错了，因为她留给我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我心里想：不妙。赶快转移话题。
  这位女记者跟我的一个好友甚熟，后来好友告诉我：那两个孩子是她再婚丈夫的一子一女。尽管一般情况下，孩子问题是再婚的最大障碍，而且经历过父母离异的孩子，极有可能变得孤僻、怯懦、抑郁、焦急，甚至神经质，但那个家庭好像压根儿不存在这些问题，孩子们健康活泼，跟后妈的关系很好，一家四口其乐陶陶，和睦美满。
  为女记者的重组之家祝福、欣慰之余，我翻开手头沉重的采访笔记，又不禁百感交集、忧从中来：家庭破碎，废墟几何？废墟上的呐喊，往往是孩子的声音……她16岁，随母姓段名青霞，有一种异国情调，尽管在劳教所，未施脂粉，脸色略显苍白疲惫，但青春丽质仍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一样。
  她向我诉说了父亲（在她的自述里，除了开始时她使用了一次“父亲”的称呼，其余全部用“这个人”或“他”指代）跟母亲离异之后，她悲剧性的人生境遇。
  我是个很没劲的人，因为我是个被父亲强Jian的人，所以我是个破罐子破摔的人。但我说不上怎么恨他，只是不想见这个人。为什么？如果一定要我恨他的话，我可能更恨我妈，要是我妈不跟他离婚，这个人不会整天酗酒，神思恍惚。这一切便可以避免。我想。
  我妈童年时跟外公、外婆从四川到新疆支边，后来外公他们年纪大了，又带舅舅回了老家。我妈就地嫁给了新疆，嫁给了这个人。这个人是个维吾尔大汉，我妈则娇小玲珑。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我妈提什么要求，只要可能，这个人都会想办法做到。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妈对这个人总是不冷不热。
  我13岁那年，搞公安的舅舅不幸被坏人开枪打死，外婆向组织提出要求将咱家四口弄到她身边。我妈先带着弟弟调回去了，我跟这个人暂时留在新疆。谁知不久，我妈花了心，跟这个人离了婚。
  这个人很苦闷，开始酗酒，常常从天黑喝到天明。有一天夜里，我起床解手，瞧他趴在地上还要喝，便去抢他的瓶子。大概，当时我穿着妈留下的一件睡袍，而且，我跟妈长得有几分相似，我一抢他的瓶子，他就把我抱住了，一边喊我妈的名字，一边撕扯我的衣服。我扭来扭去，自然无济于事，想大声叫喊我不是我妈，是他女儿，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我太恐慌了，就像一个在铁轨上散步的人，回头劈面遭遇火车，竟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直到下身感觉一阵剧烈的刺痛，我才尖叫一声。这个人突然醒了过来，跪在旁边，张着嘴，直愣愣望着我，手在发抖。而我仿佛虚脱了，好久都没有流泪的意思，他动了动嘴唇，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妈时，我一下子有了活过来的感觉，不禁嚎陶大哭，爬进卫生间，好像要给自己剥皮似的，狠命用自来水管冲洗自己。
  第二天，我被送到爷爷奶奶家，从此我就不想见他，更别说跟他说话了。每次，这个人来爷爷奶奶家，我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无论他怎么恳求，我也不肯开门。
  我的情绪糟透了，学习成绩直线下降。班主任找我谈心，我很反感，满不在乎地撒谎说自己谈情说爱了，吓得其他的女同学都像躲避瘟疫似的疏远我。
  一个高年级汉族男生，叫何伟，比我大4岁，自吹是个玩刀子的好手，有很多成｜人的习惯，比如抽莫合烟，连吐痰的姿势也学着警匪片里大流氓的派头，瞅空老给我献殷勤，还说我特像一个瓜熟蒂落的女人。我操他妈，十分恼火，不时跟他打架。他当然让着我啦。男孩不坏，女孩不爱。一打一打，一不小心跟他打到了床上。他发现我居然不是Chu女，就问我这是谁干的，居然跑在他前面，像什么话？要拿刀子去捅。受不住他一再追问，我告诉了他真相。他大为不齿，往地上唾了一口，还骂了一句：“你他妈真是个脏货。”
  那话让人听了格外羞耻，无地自容，连死的念头都有。
  当晚，爷爷奶奶在饭桌上告诉我，我弟弟被拐骗到贵州一个小山村，出了大事，不久前才被有关部门送回老家。我听了十分震惊，随即大哭一常（说到此处，笔者打断了一下段青霞的话头，问她弟弟到底出了什么事，她说后面再讲）。
  我跟弟弟的感情很深，小时候给他做过很多动物卡片，我时常想念他，我要去看他。
  我从爷爷的抽屉里偷了200多块钱，留了一张字条儿，就大胆地上了乌鲁木齐开往郑州的直快，计划在宝鸡转车，折向成都。
  在车上，我一直小心翼翼，不敢打盹，生怕自己也被别人骗了。可后来实在熬不住了，不知不觉睡死过去，错过了中转站，醒来已进入河南。
  在郑州，又一错再错，急急忙忙随人流挤上车，站了几个钟头，直到有人来查车票时，我才搞清楚这趟列车开往广州而不是成都。那个女查票员是天下长相最丑的麻婆，一定要我补票。除了流下委屈的泪，你还能怎么着？身上只剩下25块钱了，下一步你怎么回家？听何伟说过，广州是个花花世界，他曾许诺带我去南方玩儿，他堂兄在那一带混得很活泛。好歹要对得住手中的车票是不是？我一咬牙，去就去吧，他妈的花花世界。
  半夜到广州，像被挤牙膏似的挤出车站，瞧着广场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一脸茫然，不得要领，稀里糊涂被一辆拉客车载到一家残破不堪的旅店。坐车吃饭花了15块钱，还有10块钱，可旅店最便宜的铺位是12块，16人一间。天！我只好在外面，像一头可怜的小毛驴，干巴巴站了一夜。
  我想我已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第二天早晨把兜里的钱全花光，跳上一辆车，拿出一副小皮条客的架势，到了中山。
  我对自己突然来到异乡，并没有什么陌生感，尽管我来自遥远的新疆，要知道，新疆本来就不是我的故乡。在中山市郊，我谎称自己有16岁了，到一家服装厂应聘，因为发育早，个儿高，很顺利就混进了打工妹行列。
  工厂是个小厂，厂子越校榨人越厉害，比四川老地主刘文彩还过分。于是，我联合几位姐妹偷成品（羊毛衫）出去卖，得手两三次，被老板的小舅子抓获了，那家伙歪鼻子斜眼，十恶不赦，当众剥光我们几位的衣服，饱打一顿。被赶出厂子时，我们身无分文。
  怎么办？两个年龄大的姐妹提议大家去当舞女，甚至干脆做“鸡”算了。我不干。我觉得自己年龄还小，干那事起码对不起我妈，虽然我妈她一点儿也对不起我。那两个姐妹现在混得蛮不错，有一个很漂亮的被大老板包起来了，成天在家练钢琴，学淑女的坐姿呢。
  我再也不想进厂卖苦力，整天浪迹街头，小偷小摸。有一天，我看见从新疆来了一个时装表演队，有俄罗斯人、维吾尔人，当然还有汉人，就死打烂缠地跟着他们。经理像个白面书生，3O岁左右，不肯要我，说我三围不行，个子也没达到1。70米。我苦求他收留我，让我干什么都成。他想了想，引我到一间房，一脸无奈地糟蹋着我，仿佛他糟蹋我是给了极大的面子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