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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就去。有什么不敢？”我大声回敬他。
  我们约好晚8点在校门口见。
  但左等右等，不见他的人影。我又气又恼，第二天，跑到他的宿舍去讨个说法，发现他正在看一本滥俗的琼瑶小说，用一支钢笔煞有介事地画着条条杠杠。
  我想这样的大学生倒是少见，觉得他特没劲，不免有几分轻视，把原准备大声质问的腔调降低到随随便便的样子，问他为什么失约。他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失约。问来问去，才弄清我们去的不是一个门，他去了北门，而我等在南门。
  当他知道我给了他面子赴了约，很高兴，立马冲了楼，爬上一棵最高的梧桐树，摘下一片叶子，递到我手里，嬉皮笑脸说是什么信物。我就问他这一招是不是从琼瑶读物里学来的。他骄傲地打了一个夸张的手势：“纯属个人发明，可申请专利。”
  我就喜欢上了他。
  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3个月后达到了白热化，除了上课，几乎整天泡在一起，晚上去图书馆自习，也要互递纸条，写一些通常是神志不清的人才会说的疯言疯语。很显然，我们幸福得有点过头了，结果期末考试时，我有一门功课亮了红灯，而彭子民因为三门不及格被学校勒令退学。
  我们一下子懵了。彭子民的父母在农村，年过花甲，含辛茹苦挣钱供他上大学，容易吗！他沮丧得甚至想要自杀！可把我吓坏了，想方设法安慰他，并对天发誓，不管怎样，我这辈子一定嫁给他，叫他回去好好复习，争取重新考上大学。
  但他决意南下广州打工，把退学的消息瞒着家人。每月从广州寄一封家信到学校，再由我转寄给他的父母。
  他在一家公司应聘做了推销员，一干得非常卖力，好不容易挣了几千块钱。我一再鼓励他重新参加高考。第二年，他又考回了北京，上了另一所著名大学的金融系。
  1991年，我毕业分回杭州。他送我时，一副很脆弱的样子，很伤感地对我说他害怕失去我。我内心的那份眷念就没说的了，我对他说我会挣钱供他读书。在站台上，在午后的阳光中，我似乎真的把他当成了一个可怜的孩子，吻了他的嘴，又吻了他的前额，好像这火车将把他亲爱的“妈妈”，带到遥远的不可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去。
  我们为自己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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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雁传书，饱受相思之苦，过了一年。
  一天，他突然发来一封没头没脑的电报：“如果你还爱我，就辞去工作。限你一个星期内到北京。”
  当时我确实非常爱他。可让我辞去工作，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思想了几天，犹豫了几天，最后横下一条心，收拾行李，跳上了北上的火车。
  转弯抹角，在一间10平米的出租民房找到他时，我还来不及放下行李，就被他搂吻得喘不过气来。我环顾一下简陋的四壁，开口的第一句话，就问他我们将来的生活怎么办。
  他很神气地告诉我，近半年来，他在各高校组织了几次大的商业行动，挣了不少钱，足够我们花十年八年的了，以前不告诉我，是为了今天让我大吃一惊。
  我喜出望外，搂住他的脖子，撒了一娇又一娇。从前，那个爬到高高的树上摘梧桐叶子的男孩，经过一场变故，已迅速成熟起来了。我对他的爱慕中又多了几分敬佩。
  1992年底，他从朋友处得到消息，去海南炒了一把房地产。他的财富发疯一般上涨。我对他的崇拜一下子无以复加。
  你也许会认为我崇拜的是钱。我并不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我想强调的是，会挣钱的男人有一种力量感，我更看重一个男人获取金钱的机智和勇气。这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1994年，他大学毕业，申请成立了一家公司。我们紧接着结了婚。我们买了自己的小楼、小车，经常出人星级饭店豪华娱乐场所，以前对我来说也许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现在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那一阵子，我完全陶醉在优越的生活享受所带来的浪漫情怀中。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甜蜜的。
  不负责任的小东西。不过请注意，这个“不负责任”，指的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以前我做辩手时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从此在他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附和，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民，你真棒。我听你的。”
  尽管他在物质生活上充分满足我的一切需求。但坚决不让我涉入他的生意圈。他认为女人一旦跟生意有了瓜葛，人就会变味。他永远需要一个比纯净水还纯洁的妻子。
  我放弃自己的职业，放弃同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与各种有价值的人打交道的机会，甚至还放弃了自己的种种爱好，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为了什么？为了一段女儿梦时辉煌的憧憬，它怎么结果变成了笼中之鸟富贵的啁啾？花开花落，你突然间变成挽髻的深闺妇人，有了这如许没来由的闲愁，每当午夜梦醒，四壁仿佛朝我挤压过来，我是那样害怕寂寞，尽管我并不觉得特别孤独不幸，但却不断地被一种失落感所侵蚀，在不为男人所知的痛苦中，又多了个会让你同她一起哭一起笑的精灵。
  我渐渐感觉到，夫妻间的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生活的丰富性中去，只在一个窄小的空间翻来覆去地温习，是绝对不会天长地久的。正当我做着他所谓的那种“比纯净水还纯洁的妻子”，没滋没味，乃至心烦意乱时，他变成了一个不纯洁的丈夫。
  他聘用了一个看起来相当纯情、既少不更事又十分骄傲的女秘书，有时还大大咧咧把她带回家来。我看不惯，跟他理论。他轻描淡写说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他自己都没认真，别人还认哪门子真呢？好像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你瞧气人不气人？直到有一天，我偶然碰见他们在床上红红火火地演戏，一下子便气得晕了过去。
  醒来时，在医院打点滴。
  彭子民见我睁开了眼，慌忙扔下烟头，抓住我的手，神情非常夸张，乞求原谅，说他已让那个女秘书滚了蛋，并不厌其烦地赞扬我是一个好妻子，一再发誓他永远爱我。
  都说女人喜欢听好话，经不住男人的哄爱。然而，他越是这样说，我就越反感，就联想到他对别的女人也一定是这样花言巧语的。假如他客观一点，比如说，男人的生活与女人的生活不同，他需要多种兴奋剂，在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来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的壮志，他应当被宽耍我反而会在理智上接受，当然，在感情上肯定会有一个疙瘩。
  一个丈夫，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还对妻子奢谈什么爱情，显然极不明智。我不知道彭子民心里是怎么想的。后来一段时间，我好好反省了一下自己的爱情误区：作为一个女人，我如此渴望被爱，以致按照男人喜欢样子改变了自己，从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来顺受的小妇人。我失去了自我，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撑点，因此不仅得不到现实的确认，而目更惨的是常得不自己的确认。如果你问我叫什么，我还能够回答我叫刘英；如果你问我是谁？我除了说我是彭子民的老婆，还能说什呢。是不是？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我为自己无力摆现状感到惭愧。我不是没动过离婚的念头，但已怀上了他孩子，一想到孩子生下来便失去父亲，就不寒而栗。
  现在，我跟他的生活更趋于烦恼的境地。我虽然争取到了外出工作的权利，但以前我的附庸身份使他形成的大男子主义作风，一点没变，他动辄指责我对家庭不负责任，有时甚至无端猜度我跟某某男人怎么样了。有一次，我忍不住大声吼道：“如果我真的跟外面的男人怎么样了，那也是你逼的！”
  接下来，我质问他：以前那个从农村来的男孩，那个从来就没有把白衬衣洗干净过的男孩，那个读琼瑶小说的好笑的男孩，以及那个爬上高高的梧桐树摘叶子的男孩，他哪去了？！
  彭子民笑了那么一笑：“如果那男孩还在的话，一定是乞丐。”
  “你说我该怎么办？”
  ——采访录音之二
  （谭丽丽，女，39岁，工程师。）
  我这是第一次接受采访，想说的话好像有点儿说不出来。
  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就随便扯一扯吧。
  我这人很传统，可能跟我的家庭有关。父母是大学里的正、副教授，一向洁身自好，饮食起居也一丝不苟。22岁那年，我从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了一家国营中型企业技术科。在这里，我爱上了厂办公室的一个秘书。他来自郊外农村，高中好像都没毕业，但文章写得特棒，人也长得蛮潇酒。我们在一块，彼此觉得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默契。可是我的父母坚决反对，知识分子都差不多，表面上清高，骨子里其实非常世俗，他们很讲究门当户对，堂而皇之死抠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学历。
  那个年代，猛刮文凭风，我也不是没有受到影响，人要战胜习惯很难。父母抓住我的动摇心理，迅速托人给我介绍了好几个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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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面夹击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跟那秘书摊牌，为了安慰他，我希望把我们之间的爱情转化为友谊。他一脸苦笑，告诉我：尽管友谊距爱情只有一步之遥，而如果爱情破灭了，要想回到友谊，那几乎没有可能。彼此分了手。
  很快，我投进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这个男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比我大5岁，“工农兵”大学生，另一家大型企业的处长，虽然其貌不扬，但总算满足了我潜意识里对社会地位看重的心理。
  婚后，我一直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照料孩子到照料丈夫。
  每天下班后，我总是急急忙忙买上菜，手脚麻利地做出来，然而心情激动地等他回来。但常常是，左等右等，从7点等到8点，从8点等到9点，肚子饿得不行了，我还坚持着。
  直到1O点，他还没回来。我想他肯定已在外面吃过了，于是懒心无肠地扒拉上几口饭，黯然神伤地将菜饭撤去。可当你刚收拾完毕，他回来了，只说还没吃饭，却没有丝毫内疚的表示。于是我又急急忙忙为他热上。最初，我还以为他工作忙。后来，我才发现主要是由于他家庭观念淡薄，从不考虑别人，性子疲疲沓沓，干事磨磨蹭蹭。
  尽管他是这样一个人，我也没有表露出什么怨气，可人不能老是“一厢情愿”呀，你说是不是？男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就容易麻木。久而久之，我丈夫就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安之若素，别说体贴我，连一句暖人的话也不说。
  你也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女作家，你肯定比我更清楚：女人单靠个人努力，也能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她们真正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支持。我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就很失望，开始后悔嫁给了他。我想当时要是跟那秘书结婚，他绝对不会这样对我熟视无睹。
  后来有一件小事更令我七窍生烟：有一次宿舍停水，因急等着做饭和给孩子洗澡，我请他下楼提一桶水上来，他无动于衷。我只得自己咬着牙把一大桶水提上了6楼，竟被他没心没肺地冲了厕所，还说什么屋子里的味道难闻死了，质问我是怎么搞卫生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跟他大吵一场，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一个月，他只打来两次电话，有气无力地说要我回去。我没有理他。
  当年那个秘书，如今做了厂办主任，有一回在走廊上碰到我，问：“丽丽，你气色很不好。怎么啦？”
  自从分手之后，我们也常碰到，在一个厂嘛，只是打一声招呼，或点点头。他这样问我，关心我，还是第一次。我没回答他，当时的感觉只是想哭。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我去了。
  我们相互对视了很久。我眼里有泪，他眼里好像也有泪。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尽情地向他倾诉了出来。
  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一直想着我。即使在跟他妻子Zuo爱时，他也常常把妻子臆想是我谭丽丽。
  然而，当我一听到“Zuo爱”两个字，感到是那样刺耳，一把推开他，还顺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目瞪口呆。
  我也愣了一愣，跑了出去。
  虽然我跟丈夫的关系已是如履薄冰，但我又唯恐自己一失足就成了“坏女人”，我并不是不知道初恋的情人他是真心爱我，我自己同样也一直念着他。很大程度上，我害怕自己心理脆弱，承受不了偷情的负担；还有所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