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阉党为了在开封建魏阉生祠，竟拆毁民房2000余间，建起九楹的宫殿，状如
  皇宫。有些官员在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头礼。有个叫陆万
  龄的监生，甚至无耻地说：孔子作　《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
  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
  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七年　（1627年）秋八月，熹宗病死，没有儿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入
  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依靠，东林党人纷纷上
  书弹劾。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振兴一下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
  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忠贤闻讯，
  畏罪自杀。忠贤的侄儿、侄孙及客氏的兄弟、儿子都被处死。崇祯二年（1629
  年），崇祯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罪：崔呈秀等
  6人被定为首逆同谋，即时处决，田尔耕、许显纯等19人被定为交结近侍，
  秋后处决；还有180多人被定为交结近侍，分别判处充军、徒刑和革职闲住。
  同时，还为遭受迫害的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崇祯皇帝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
  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复辙，信任宦官。在整个崇
  祯朝，东林党和阉党仍潜伏地对立着，并且时有纷争。崇祯政权复亡后，在
  南方的几个偏安小朝廷中，这个斗争仍一直继续着，直至朱明残余势力彻底
  覆亡为止。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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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玛　窦　在　中　国
  在中国文化史上，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国和西方有过一次
  影响深远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就是徐光启和利玛窦。
  利玛窦，全名玛泰奥·利奇　（Matteo　Ricci），“利”字，是他的姓的
  第一个音节Ri音译，“玛窦”，这是他的圣名Matteo的音节。到中国后，
  他为自己取的号叫“西泰”，也就是把“泰西”倒过来读（明代称欧洲为“泰
  西”，“泰”是“极”的意思，由于欧洲在西域之西，故称为“泰西”），
  因此又称他“利西泰”，或干脆尊称“利子”。他是意大利人，出身贵族家
  庭，1552年生，16岁时奉父命到罗马神学院学习法律，1571年加人耶稣会。
  曾跟当时著名的天主教神父、学者克拉维学习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历法等，
  自然科学知识非常丰富。那么，利玛窦为什么千里迢迢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及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文
  化交流的历史。
  明朝自英宗（朱祁镇1436—1449年）以后，开始由盛转衰，社会矛盾逐
  渐尖锐化。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官场贪污成风，
  吏治更趋腐败。正统以后，宦官开始插手政治，干预司法、军政，甚至发展
  杀戮朝臣、废立皇帝。到明神宗时，明代宦官专权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宦
  官专权的结果，使明代的政治更加黑暗，人民的苦难加深，阶级矛盾进一步
  激化。
  明中叶以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官僚和缙绅、皇族及勋贵等通过各
  种手段大肆地兼并土地，农民则赋税负担日益加重，沉重的赋役使大批失去
  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流民几乎遍布全国。
  自明中叶以后，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全国各地农民不断地
  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
  “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斗争形式多样，规模越来越大。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地主阶级当权派中已有人意识到再也不能因循苟且
  下去了。他们呼吁作某些改革，以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样，在万历年间，
  张居正发起了社会改革运动。但是，由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
  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解决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巩固明朝的统治。所
  以农民的赋役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而且由于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大官僚
  大地主一些眼前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1582年　（万历10年）
  张居正病死后，他们立即群起攻讦，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改革措施逐渐被
  破坏，明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愈来愈严重了。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也就是明朝初期与中期时，中西方人员往来
  和文化交流一度比较沉寂。可是这段时间双方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化，
  待到16世纪中期再度恢复接触时，形势就和200年前的元朝大不相同了。就
  中国而言，蒙古的统治已由汉族的明朝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大的重视
  与恢复，中国文化界和外人的接触不再存在以前的民族壁障。就意大利与欧
  洲而言，这两百年正是文艺复兴由萌生而繁荣之时，西方已有较高文化水平，
  不但在吸收和恢复古典文化方面有了青出于蓝的成就，而且在科学发展方面
  已开始形成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就比起中国来前进了一大步。这两方面
  的变化，当然会为新恢复的中意文化交流促成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我国明朝
  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发展阶段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相仿，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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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走向近代社会的发展并
  不顺利，日后终于形成中国落后的局面，然而这些新的发展情况却为明末清
  初的中意文化交流添了异彩。
  15世纪以前的东西方经济交流多系地方产品的小规模交换，而文化交流
  往往具有某种贵族的宗教的性质。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归根到底只
  是与极少数特权阶层有关的事。可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等，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作为后盾，强制地进入美洲大陆和亚非腹地，剥削和奴役那里的土著居民，
  强制传播欧洲的宗教，推行欧洲的文化，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16世纪，西方历史上掀
  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为了对抗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发动了一场反
  改革运动。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就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中坚，后来又是远东
  传教士的主要派遣者。自从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东来。当时，
  传教士与商人是相辅而行的。最早派人东来的葡萄牙，在罗马教皇支持下，
  实行一种派遣传教士随着船队航行的制度。对中国，他们最初也想采用在非
  洲和亚洲一些地区曾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手拿《圣经》，一手握剑打进中国。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
  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遭到中国
  人民的坚决抵抗。
  1511年　（正德6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满刺加　（今马六甲）后，随即
  到中国沿海骚扰，剽劫行旅，抄掠人口，贩运违禁物品。1517年　（正德12
  年）9月，葡萄牙舰队炮轰广州。对于这种海盗行为，中国军民给予了有力
  的回击。1521年　（正德16年），明军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驱逐了葡萄牙殖
  民者。随后，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打退了葡萄牙殖民者，并缴获了它的
  佛郎机大炮。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抵抗，葡萄牙殖民者用武力在中国沿海建
  立侵略据点的企图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葡萄牙海盗商人在广东失败后，窜犯浙江、福建，侵占宁波的双屿、漳
  州的月港和泉州的浯屿，继续在沿海地方骚扰，先后被中国军民击败。1553
  年（嘉靖32年），葡萄牙人又贿赂明朝官吏，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
  物，以每年纳租银2万两作为条件，请求上岸居住。得逞以后，他们便在澳
  门扩大居住地区，建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使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
  中国的据点。
  跟随在葡萄牙后面来到中国的是西班牙人。1571年（隆庆5年），西班
  牙殖民者占领吕宋　（菲律宾），并盗用吕宋的名义，对中国进行掠夺财货的
  欺骗贸易，阻碍中国和吕宋的正常经济文化交流。1626年（天启6年），西
  班牙殖民者又悍然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与西方殖民者侵略我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陆续来华从事宗教活动。
  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满刺加（今马六甲）后就把中国作为下一个战
  略目标。1514年，他们曾经一度占领了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1521年（正德
  十六年）明朝将领汪鋐率水师大败葡萄牙入侵者，缴获佛郎机铳大小　20余
  枝，并把他们从屯门岛驱逐出境。在被击毙的入侵者中，就有一名叫梅尔古
  劳的传教士。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16世纪最早来华的传教士的名字。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经新航道至印度，继而至马六甲，1517年开始有葡
  人商船至广州，1557年葡人霸占澳门，西方与中国接触渐趋频繁。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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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大利、西班牙与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大力搞“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
  认为和东方恢复接触是传教扩张的好机会，尤其是当时新建立的耶稣会雄心
  勃勃，极想使地大物博而又兼古代文明大国的中国“皈依圣教”，因而促成
  了一批又一批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士来到中国。耶稣会虽然为西班牙人罗耀拉
  所创，可是其中心仍在罗马，会规且强调绝对忠于罗马教皇，会士多为意大
  利人，来华者亦以意人贡献为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些意大利传教士
  客观上仍起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作用。《明史·意大里亚传》总结这些传
  教士带来的影响说：“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
  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看来这还是比较
  公允的评价。
  1552年10月，由罗马教皇派遣的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到达广
  东省南部沿海一个叫上川的小岛，试图偷渡进入中国传教，然而没有成功，
  不久因病在该岛上去世。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又通过行贿，取得在澳门居留
  和贸易的合法地位，同时在澳门传教，招收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可是规定中
  国入教者，必须取葡萄牙的姓名，学讲葡萄牙的语言，连生活方式也要模仿
  西方。所以直到16世纪　　70年代，传教活动毫无进展。耶稣会士范礼安在
  1578年被派到澳门，主持耶稣会远东传教事务。他提出，既然对中国不可能
  用武力征服，在传教过程中，也不能采取强迫东方民族改变信仰的办法，主
  张去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应该首先中国化，学习中国的语言风俗，进入中国后
  先争取站住脚，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然后再求发展教务。从此，天主教组
  织开始在中国展开活动。范礼安本人未进入中国内地。
  最早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是罗明坚　（MichelRuggieri，1543—1607
  年）。他于　1579年抵达澳门，先在澳门学习了两年中文，然后于1581年到
  广州，第二年得到广东政府的许可，在肇庆一带从事传教活动。
  紧随罗明坚之后的就是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年），他是意大利马
  塞拉塔城人，先在印度居留数年，后来决心来华传教。
  罗明坚感到一个人势孤力单，要求范礼安派正在印度的利玛窦，来中国
  协助传教。
  利玛窦在26岁时，与罗明坚一起，过去曾到印度传教。当时，亚洲的传
  教中心在印度的果阿（葡萄牙殖民地）。1582年，31岁的利玛窦应罗明坚的
  请求，到了澳门。这时的利玛窦，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传教士。他和罗
  明坚两人，起初学沙勿略当年在日本的作法，剃光头，穿僧服，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