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军团设立指挥部，由罗副局长任总指挥，魏书记、县委政法委彭副书记为副总指挥，通讯员为县委政法委的小董，负责将指挥部的各项命令及时传达给各个分队，以便提高战斗效率。
  就在阚海他们到达新桥镇的那天中午，午饭后，总指挥部召集各分队队长开了个紧急短会。在该会上，四个小分队划分为了八个作战小组，每个作战小组负责一个作战区域——一个作战区域及为本镇的一个村。而阚海和所里的许主任、彭律师他们几人，与公安局刑警大队、检察院起诉科的战士们分在了一个作战区域。在这个区域，除律师事务所的阚海他们几个人没有武器外，其他人都别有‘五四’手枪。因此，阚海觉得十分高兴——这样一来，在正式开战时，他们几个相比之下也比较‘安全’了。
  阚海他们这个组共计有九十六名战士，而他们负责的是本镇的离镇政府所在地最远的寨子村——寨子村共计有八个组，二百一十五户人家，约二千人，这些人家多半都住在高山顶上或山坡上，地势十分险峻，跋涉很艰苦，然而，从镇政府对岸的一条狭窄的村道，步行四十多里路，便可以到达村子。
  就象电影里拍摄的渡江战役一样，战士们一窝蜂下了渡船，立即登陆至对岸山脚下的那条村道上，个个满面春风，笑逐言开，纷纷三、五个成一横排，一边嘻嘻哈哈地吹牛，一边迈着矫健的步伐大步向前——因为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常年均不会到这些穷乡避壤来办事，更不用说游走了，即便有时因公必须下来，也不外乎是坐了车子下来的。并且，在乡公路上颠簸一番后，便去镇、乡政府呆上半天，直到喝成个公鸡脸，便打着饱嗝、摇头晃脑回县城去。即便是一些必须去村、组取的材料或抓的人，也多半叫下面的治安员或司法助理员等人去代劳。因此，今天突然随一大伙人走在这贫瘠的土壤上，倒也觉得非常的新鲜。
  然而，阚海则没有这种感觉。他曾经在黑山村呆了四年多，啥子样的沟没有过过？啥子样的坡没有爬过？啥子样的茅草棚他没看过？而且，还跟村民一同吃饭、一同交谈、一同叹息……步行在这贫瘠而曲曲弯弯的村道上，阚海又回想起自己在黑山村里度过的那些岁月来，不免又感到凄凉万分——那时，自己一门心思要回到天堂去，可是，两年后的今天，现在，难道说自己就回到天堂了吗？难道说与这么多的‘战士’们，这般威武雄壮地进村去，这就是回到天堂了么？难道，自己曾经梦想的天堂，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么？
  阚海仰望苍天，长叹一声……
  随着作战小组沿此村道的徐徐挺进，进出于此道的村民越来越少了。许多农户都纷纷关上了房门，只留下那些看家狗，龟缩在竹林下或猪、牛圈里，“汪汪”的嗷叫。每经过一个村民小组时，协同作战的镇党委李副书记都要把寨子村的支书和村长教训一番。
  “人些都到哪里去了？昨天开会时，不都给你们下达命令了么？一定要把各家农户的户主挡在家里或集中到村小学教室里么？怎个，这会儿都不见了影子？”
  “不行呀，李书记，我们是把上级的命令传达到了各个组组长和各家农户的，但是，我们村干部人手少，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守在他们门口呀，所以，今天起来我们来检查时，发现许多农家户都携老带小的躲到山去了。”村支书兰富贵辩解道，满脸是焦虑的神情。
  “反正，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尽职尽责，如果我们发现你们哪个是在敷衍塞责，一定要追究你们的渎职罪！”李副书记悻悻然说道。
  在作战小组行至寨子村三组的丫雀嘴时，本小组组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成大队长和镇上的李副书记、寨子村的兰支书和村长等人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商量并决定：本小组的九十六名战士和镇上、村里的几名战士共计一百一十八人，分成八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十三至十五人，各自分赴一个组，由该组组长带路，去各家各户征收。原则上，各家农户必须交纳现金，欠款的尾数如果是角或分的，可以免收尾数；如果不交纳或不能立即交纳的，可以用猪、牛、羊、鸡、鸭、狗或粮食等财物折抵；如果是遇到有不识事务的或抗拒不交纳的，就用手铐铐了，逮到镇治安室去，坚决严惩不待！
  策略既定，各小分队立即开展行动。
  “各小分队队长，请马上到我这里领取镇上编制的寨子村各农户农税提留统筹清欠帐单，在一会儿的战斗中，各小分队请注意：每结清一户，户主都要在清单上签字，结束战斗时，各小分队要及时把这份有户主签名的清单交上来，赶快！一组、二组、三组……通通过来！”镇上的李副书记挤出人群，站到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高声宣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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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寨子村的大山、小山、高坡、矮坡上，猪狗齐鸣，鸡鸭乱飞！
  阚海和彭律师，以及公安局刑警队的几名干警来到八组易家弯的一口水塘边的一座茅草棚前，这座茅草棚的木门紧闭着，房顶的茅草盖子上开有几个“天窗”，分明表示这户人家的特别贫穷！
  来到这户农家时，没听见狗叫声，阚海便凝思到——这家农户穷得连看家狗也养不起？还是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养狗，反正家里就一贫如洗？
  “没有人在家里，怎么办？”阚海望着小分队队长说。
  “怎么办？很好办，把门给我一脚揣开就是了，检查一下有没有粮食就行啦。偌，你们看，那边的猪圈门并没有关嘛。”小分队队长如同日本鬼子在玉米林里发现了一个花姑娘般惊喜地告诉阚海他们。
  “主人不在家，强行开门恐怕是不妥当的吧？否则，看人家告我们私撞民宅怎么办？”阚海忧郁地说道。
  “否啥子否？只要能搜出财物，我们就完成任务了，他到那里去告？法院会受理么？这里有没有法院的，展出来说说！”那小分队队长很不高兴地憋了阚海一眼。
  阚海本想跟他再说点啥子，却被彭律师给拉开了。
  “你怎么这么笨！你以为这是在法庭上么？你何别在这涉及‘政治’的问题上跟他们作对呢？！”彭律师说道。
  阚海苦笑着摆摆头，什么也没说。
  于是，一名公安干警，径直走到那茅草棚的木门前，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照准门心，突然飞起一脚，将那木门“咣党”一声便踹开了——木门根本就没有门栓！
  最后，他们这个小分队在这茅草棚的里外仔仔细细搜了几遍，除了在堂屋的一角的破坛子里发现了约十几斤玉米外，再就是火房里有三、四十斤红苕种，其它啥子也没有找到。而那猪圈里，却连一根猪毛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这家的户主叫啥子名字？一共欠多少农税提留统筹？”小分队队长问组长。
  “这家是焦德富的，只有两爷子（父子两），去年应该交一百一十二元五角，实际只交了三十八元三角，还欠七十四元零两角。”组长回答说。
  “既然是交得起（云江方言‘交得付’是指‘得行’的意思）的，为啥子要赖起？”小分队队长迷惑地问。
  “我不是说他交得起提留农税，而是他的名字叫焦德富！”组长小声补充说。
  “这点东西屁钱不管，怎么办，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怎么完得成？”小分队队长环视一圈后，煞有介事地讲到。
  “队长，队长，我怀凝他们把猪牵到山上去啦，他们的猪圈里是浠的，好象还有昨天的猪屎呢。”
  这时，村文书急急忙忙从猪圈房里跑出来报告说。
  于是，大伙儿又分别巡回的进猪圈房去，考察是否存在有村文书说的那种可能性。
  正当小分队决定上山找焦德富隐藏的猪的时候，从村道上驶来一辆“油逐母”，骑“油逐母”来的是镇上的计生专干古驰，他带信来说，要寨子村的小分队的全部战士，马上回镇政府去，镇政府发生了紧急情况，十万火急！
  原来，当各个小分队分赴各战区后，紧挨着镇政府的三个村有部分村民便趁机‘包围’了镇政府，而正在镇政府的总指挥部指挥战斗的总指挥长、副总指挥等有关领导，正被愤怒的村民包围了起来。同时，还听古驰说，罗局长因鸣抢驱赶村民，从而惹怒了众村民，被村民围攻着没办法，只好从办公楼的二楼跳楼逃跑了，方才免受一顿皮肉之苦……。
  “立即通知各小分队，马上撤退！”
  成队长立即发出命令……
  顾问
  刚从新桥镇‘战斗’回来，转瞬间，季节已经进入了夏季。根据前些年的规律，四、五月份一般是云江多雨的季节，然而，自去年春天以来，虽然现在时令已经接近五月中旬，云江县境内就没有下过一场象样的雨水了。除县委、县政府搞过几次人工将雨外，云江县境内大面积旱情加剧，农业生产全面受损，云江县城乡居民的生活越来越拮据了。而对于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法律服务来说，律师们执业的艰难就俞显突出了，十天半月里，阚海没有办理过一件案子，哪怕是来所里咨询的当事人也很难见一个。因此，‘五一’节刚过，为了拓展业务，寻找案源，阚海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企业。阚海想：即便是破产企业，也是需要法律服务的呀？何不去联系几家常年法律服务顾问单位？
  坐落在县城南郊的国营云江县糖厂在八十年代是全县国营企业中最辉煌的一个企业，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一方面是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便是企业的内部管理非常混乱，致使该厂的生产经营一步步倒退：产量剧减，质量变差，销售网络铺得太宽，可货款回笼却很不理想，直到九七年三月中旬，该厂原厂长岑继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锒铛入狱……此刻，该厂实际上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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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庙里出了富方丈！”
  一时间，云江县城家喻户晓：云江国营糖厂的厂长岑继云“翻”了！
  岑继云是一九九四年当糖厂的厂长的，在其任职期间，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指示厂里的有关人员隐瞒出糖率，从中截留白砂糖近千吨，把截留的白砂糖出卖后，他以为厂办事需要钱为由，把三十多万元的售糖款据为己有；同时，岑继云还在签订加工设备合同、销售合同、发包合同的过程中，大肆收受老板和工头的贿金五十多万元；为了帮助其郎舅做食品批发生意，挪用厂里的公款二十多万元；同时，有四十多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来源……。
  全厂职工一遍哗然了，因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一年四季都穿着工作服、在出席会议或洽谈业务时也穿一身皱巴巴的西服、平时见了一颗螺丝钉掉在底上也要检起来放在工具厢里备用、上级领导来厂里检查工作或厂里开中层干部会需要吃饭也总在食堂里或街边小食店招待吃便饭并且一再对客人说厂里穷、请见谅的“好厂长”，居然在任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二百多万元！
  更叫职工们想不通的是：当检察官们将岑继云押解回厂时，从其办公的那张旧办公桌的抽屉里搜查出了现金、首饰、存折折合金额约一百七十多万元！就连在场的检察官和他本人，都目瞪口呆了。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瘫到在地——连他自己也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个“百万富翁”！
  当阚海因联系常年法律顾问业务而来到该厂的时候，全厂有七、八个车间已经停产近两年了。那时，厂里除了留下五名行政管理人员外，其余的几百名职工均纷纷离岗自谋生路去了。
  九六年岑继云被捕后，接替他任厂长的是原来在县食品公司当副经理的孙维安。孙维安是一个个头矮小但身体却胖、四十一、二岁的男人。本来，孙维安是极不愿意离开食品公司的，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庙子都已经被掏空了”、“要我来收拾烂摊子”、“让我来擦屁股”等等，因此，开初他是极不愿意当糖厂厂长的。可是，主管局的意志难违！
  主管局给他下达的任务主要是：保护好厂房和车间里的机器设备；处理现在还存储在库房里的几百万吨质次的白砂糖；催收本厂在全国各地的债权。
  孙维安本来就是一个头脑精明的人物，上任后，一方面，他不求创新，但求无过，因此，他根本不打算动脑筋要怎样把糖厂救活。另一方面，为了不“亏待”自己和另外几名留守人员的工资和各种福利，他只重视清理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