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节
作者:瞎说呗      更新:2021-02-20 04:19      字数:4767
  在对准我。)显然把望远镜的聚焦理解成夜色的汇聚了。与张昕译本相比,张秉衡译本还靠点谱,但用的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形式——等于给解放脚穿小鞋。为了凑数凑韵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节奏,不信你大声朗读试试,要能念顺溜才怪呢。热衷这类豆腐干形式的还大有人在,依我看基本上属于翻译界的“前清遗老”。
  《哈姆雷特》是《日瓦戈医生》最后一章附录的二十五首诗中的第一首,有如序曲,为这部长篇小说定音,并和最后一首《蒙难地》遥相呼应。帕斯捷尔纳克主要靠翻译维生,其中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众多的莎士比亚作品。他译的《哈姆雷特》,至今仍是俄国中学课本的范文。
  《哈姆雷特》开篇显然是演员登台,在剧场观众的望远镜注视下沉思:我试图探测回声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未来。在一个更大的标尺上,剧场被放大:夜色用一千个望远镜/正在对准我,让人联想到宇宙和星星,和下一句衔接:上帝,天父,可能的话,/从我这儿拿走杯子。这句出自基督之口的箴言,在这二十五首诗,特别是最后一首《蒙难地》中重复,构成循环。
  我们会注意到,叙述者“我”包含着多重身份: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哈姆雷特、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笔下的日瓦戈医生,诗人也借此把莎士比亚著名的哲学命题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以及圣经故事、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历史困境与小说中的叙述线索都熔在一起了。同时让人感到“我”在公众面前的孤独,以及公众所代表的价值的虚假:我在伪君子中很孤单。
  这首诗中更重要的主题是命运,即一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就像演员和剧本的关系一样。作为演员,能否超越剧本的限制呢?在这一点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很悲观的。然而整个剧情已定,/道路的尽头在望。结论是,一个人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唯一能做的是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作证。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帕斯捷尔纳克晚期的诗作,它们缺少早期诗歌中的新鲜、奇特和敏锐。他本人在晚年总是否定他的早期诗歌。他说过:“我不喜欢我四十年代以前的风格。”他试图说服读者有两个帕斯捷尔纳克,一个是年轻的革新者,一个是更朴素却更智慧的晚期诗作者。我想,很多诗人都持类似态度,这恐怕和自我期待有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完美主义——刚诞生甚至未问世的作品是最好的。
  十一
  二次大战终于结束了。自1923年到1946年期间,鲍里斯虽然常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但总体而言他在政治上是摇摆不定的。斯大林的阴魂一直困扰着他。1946年是他生活的重大转折点,那一年他五十六岁。他一直想写一部重要的作品,关于革命和他同时代人的命运。1946年年初,他在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捷日达的信中写道:“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从布洛克到这场战争,大概写上十章到十二章,不会更多。你可以想象,我如何急于写它,又担心在完成前会发生什么意外!而我经常不得不中断写作!”这部长篇小说于1946年动笔,到1955年完成。最初的书名是《少男少女》,后改为《日瓦戈医生》。
  就在同一年,另一个女人奥尔嘉,伊温斯卡娅进入他的生活。她是《新世界》杂志的编辑,多年来一直是的里斯的崇拜者。他们年龄相差二二十二岁。奥尔嘉是他晚期情诗的主要源泉,并在很多方面成为《日瓦戈医生》的女主角拉拉的原型。1949年奥尔嘉被捕,在审讯中她主要被问及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她被送去劳改营,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才提前释放。而鲍里斯不愿意离弃他的妻子,奥尔嘉接受了这一现实。1956年她也搬到作家村彼列捷尔金诺,在鲍里斯家附近租了个小别墅。她常和鲍里斯在一起,帮他处理日常事务。
  1945年以后,鲍里斯的诗和散文很少出版,主要靠翻译维生。热忱的编辑要求他尽量接近原文。他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翻译上,仅《哈姆雷特》就改了十二遍。他常用稿费接济那些急需的人。“而我每天还是用二十五个小时写我的长篇小说,”他说。
  在《日瓦戈医生》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把手稿给朋友看,并组织小型朗诵会。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当中,大多数对它不满意,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们说他们对我有过更高的期望,他们认为小说苍白,低于我的能力,当我知道这些反而高兴地笑起来,仿佛这些咒骂与谴责是一种表扬。”
  1952年秋天,他因心肌梗塞住院。在死亡线上挣扎时,他似乎进一步领略了生命的意义。他在病床写给朋友的信说:“我悄声低语: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语言——是恢弘的音乐,感谢你使我成了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一生中你都在为我准备这个夜晚的来临。我感到欢欣鼓舞,幸福使我泪流满面。”
  1955年《日瓦戈医生》接近尾声,鲍里斯写道:“我近些年的生活如此充实、洁净,沉浸在我所热爱的作品中,对我来说,它是灵魂上几乎持续不断的节日。我很满足,我为它而幸福,而小说就是这幸福的发泄与表达。”
  《日瓦戈医生》二十五首诗中的一半,于1954年春在文学刊物《旗》上发表,余下那些与宗教有关的,在他生前未能在苏联问世。然而手稿却广为传抄,被人们牢记在心。
  1956年9月,《新世界》杂志正式拒绝出版《日瓦戈医生》,由主编和其他几个编委签署的退稿信否定其价值。而在此之前,一家意大利出版社驻莫斯科的代理人得到一份手稿,带回意大利。原定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首先在国内出版,却一再拖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在米兰问世,接着又出版俄文版,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短时间内遍及全世界。
  1958年10月,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个电报:“无比感谢,激动,自豪,惊奇,惭愧。”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我无比幸福,但您要知道,从此我就会变成孤家寡人,这是一个新的角色——孤独者的角色,我好像生来就该如此。”
  他立即遭到官方发动的围攻。报刊上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为此专门开会。鲍里斯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去参加,写了个发言提纲。他说,他不指望得到公平对待,但请大家记住,将来迟早还得为他平反。在结尾处他写道:“我事先就原谅了你们。”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官方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到他的别墅去示威游行,但遭到大部分学生的抵制。他和一个住在附近的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楚瓦士诗人艾基(Gennady Aygi)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鼓励下,艾基开始改用俄文写作。由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艾基被踢出高尔基文学院。
  更进一步的压力是驱除出境,那等于流亡,鲍里斯不得不放弃诺贝尔奖,写信给赫鲁晓夫,请求不要强迫让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由于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干预才罢休。与此同时,他每天从国外收到大量读者的信件,以及朗诵和演讲的邀请,其中包括加缪、T.S.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等国际知名作家。他们借各种形式表示自己的同情和支持。
  风暴渐渐平息下来,鲍里斯重新回到自己的写作中去。1959年1月,他完成最后一本诗集《天晴时》中的最后一首。他在诗集卷首引用了普鲁斯特的格言:“一本书是个大墓地,其中你不再会读到大多数墓碑上被湮灭的名字。”
  1959年夏天,他开始写剧本《盲美人》。1960年初,他开始感到背痛,后来发现这是肺癌的症状。
  十二
  1960年年初,奥尔嘉最后一次来看望帕斯捷尔纳克,她第二天就要回巴黎了。帕斯捷尔纳克让她早点儿来,在午饭前。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奥尔嘉到的时候,他刚散步回来,带奥尔嘉来到他的书房。从房子深处传来欢快的回声,显然他的家人正聚在一起。书房在二楼,很大,只有一张靠窗的写字台,几把椅子和一个沙发。窗外的雪原在闪耀。浅灰色的木墙上钉着许多明信片,大都来自国外。其中不少带有宗教色彩,显然与《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有关。
  大概由于早晨的散步,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身穿一件海军蓝运动衫,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阳光穿过窗户,好似春天。奥尔嘉隔桌而坐,她希望时间慢下来,但三四个小时一晃而过,午饭的时间到了。当他们下楼来到餐厅,家人已经坐定。“他们像不像一张印象派的画,”帕斯捷尔纳克说,“在背景中的天竺葵和午后的光线中?简直就像一张古劳明(ArmandGuillaumin,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
  帕斯捷尔纳克进入餐厅时,家人都站起来。其中有他的妻子季娜伊达,他们的小儿子、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兰亚,还有他的弟弟弟媳,以及季娜伊达的前夫钢琴家奈高兹。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及肖邦的权威,李赫特是他最有名的学生之一。他蓄着老派的白色唇须,虽说上了岁数,但很迷人。
  奥尔嘉坐在帕斯捷尔纳克右边,他夫人坐在他左边。白色的亚麻桌布上绣着红色十字,花瓶里插着一束含羞草。桌上摆着水果、鱼子酱、腌咸鱼和蔬菜色拉。帕斯捷尔纳克给大家斟上伏特加,还有一种通常在乡下喝的自酿啤酒。季娜伊达说,由于发酵,啤酒塞有时会在夜里进出来,像枪声,把大家吵醒。
  话题的中心先是海明威。他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一本新选集刚在莫斯科出版。
  季娜伊达和弟媳认为海明威很单调——无穷无尽地酗酒,很少有什么事发生在主角身上。帕斯捷尔纳克沉默片刻,开始为海明威辩护:“一个作家的伟大和主题无关,只和主题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作者有关。这种风格浓度的结果,要把这浓度计算在内。而你们感觉海明威的风格是铁的、木头的……”他用手在木头桌面上给他的话加上标点符号,“我钦佩海明威,但我更喜欢我所熟悉的福克纳。《八月之光》是本了不起的书……”
  话题又转向音乐。帕斯捷尔纳克和奈高兹谈起肖邦。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多么热爱肖邦,“我所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肖邦用旧的莫扎特的语言说出全新的东西——形式在其中再生。尽管在西方肖邦恐怕多少有点儿过时……”
  奥尔嘉提到她喜爱的一个肖邦的演奏家,帕斯捷尔纳克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怎么,他转向他正在读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提到他在托尔斯泰死前头一天的演讲,题目是“象征主义与永恒”,讲稿早已丢失。“其中谈到艺术家将死去,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如果抓住既个人化而又有普遍性的形式,就等于能让别人通过他的作品再生。”
  “我总是喜欢法国文学,战后法国的写作获得一种新的音调,少于词令。加缪之死对我们所有的人是巨大的损失。”奥尔嘉—亡午刚到时,告诉他加缪出车祸致死的噩耗。
  最后土:来的是茶和白兰地,,帕斯捷尔纳克突然看起来很疲倦,变得沉默了。奥尔嘉被别人问及西方的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当人家慢悠悠地喝茶时,光线转暗。奥尔嘉看了看表,起身告辞,她要回旅馆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回巴黎。
  帕斯捷尔纳克陪奥尔嘉走到门廊,在蓝色多雪的夜晚告别。他握住奥尔嘉的手,让她尽快回来。他再次让她转告国外的朋友们,他一切都好,尽管没有时间回信,但他想念他们。奥尔嘉走出门廊,踏上黑暗中的小路。帕斯捷尔纳克突然呼唤她。巧合的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红颜知己名字一样。奥尔嘉转过身,最后看了他一眼:他光着头穿着运动衫,站在门口的灯光下。
  “请别在意我说过不回信的那些话。给我写信,用任何你喜欢的语言。我一定回复。”他最后说。
  几个月后,即1960年5月30日晚11时20分,帕斯捷尔纳克与世长辞。官方刻意保持低调,只在几家和文学有关的报刊上发了短讯。6月2日,成千上万的人从莫斯科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世界著名的钢琴家李赫特和尤金娜赶来,为他轮流弹奏乐曲,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四岁时,和托尔斯泰一起听到他母亲弹奏的柴叮夫斯基《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还有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志愿者们轮流抬着那打开的棺材前往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