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节
作者:负债赌博      更新:2021-02-19 11:10      字数:4847
  饭后,他们原想买几盏灯笼,可是商店早已打烊,未能买到。但茅盾和张友渔的妻子还各带着一支电筒,他们就靠着这两支电筒,冒着风雨在黑夜里赶路。
  三小时后,雨渐渐小了。妻子从后面问茅盾:“离惠阳不远了吧?”
  “估摸着快到了。”
  茅盾眼睛近视,又有眼病,这时当然盾不清路,只能一脚离、一脚低地走着,凭感觉他知道软的是烂泥,硬的是石块。有时一脚踏进水潭,“砰”的一声,大腿上全是水,他也不管,马上拔出脚再走。这样摸黑走着,当他正觉得似乎走在石桥上时,猛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身后的妻子不见了。他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止掉下河里去了!”
  急忙用电筒往桥下照,却深不见底,只听得哗哗的水声。他吓呆了……
  闻声奔来的人也都慌了,不知怎么办。张友渔的妻子甚至哭了起来。
  这时,桥下却传来孔德沚的声音:“我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
  两支电筒循声照去,看见了!她下地站在桥下靠近河岸的水草和烂泥里。
  “受伤没有?”茅盾着急地问。
  “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去呀!”
  靠了两位“保镖”的帮忙,终于把她救了上来。
  在惠阳城内一家大旅馆里,孔德沚换去湿衣,借到一只小泥炉,生上火,一边烘烤衣服,一边叙述她“失足”的经过:“我脚下踏一个空,身体就掉下去了。心里想,不好了,这是河呢,可是老不到水里,像腾云似的。后来,扑通一声,到了水里了,真运气,可巧全是水草和烂泥,没有石块。我赶快爬起来,就听到你们在岸上喊。你们以为我死了,我就喊:
  没有死,没有死……”
  在床上发烧的胡仲持说:“真是奇迹,竟没有一点伤,还坚持走到了惠阳!”
  “那时我们都吓慌了。要是伤了,怎么办呢?”廖沫沙说。
  “幸而冬天水浅,不然,两丈深的水……”叶以群心有余悸地说。
  “如果死了,或伤了,那你们就麻烦了。”孔德沚笑着说。
  大家也都笑了。
  茅盾对妻子的勇毅深为钦佩,他松了一口气说:“三栋出发前,我要买灯笼,好像是有预感似的。不过,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茅公,我们这些天来的经历,既惊险又富有传奇色彩,你要是写在小说里,那有多精彩!”叶以群冒出这么一句。
  茅盾微笑不语,心里说:“我一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总是要写的,要写的……”
  四四、笔耕桂林
  1942年3月9日,从桂林的一家旅馆门外走进两个客人,身上都穿着既肮脏又肥大的蓝布棉袄,男的左手提着个包袱,右手拎着一只热水瓶;女的一手挽着个包袱,另一手提着只小藤篮。两人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男,孙家禄;女,孙陈氏。
  茶房看着这两个落魄的客人,露出鄙夷的目乐。他怎么会知道:这两位旅客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和夫人呢。
  那时,他俩的全部家当是:一条俄国毛毯,几件替换的内衣,一些梳洗用品,一本《新旧约全书》,一支自来水笔。经过三个月的难民生活,他们的钱袋里,所剩已廖廖无几。
  “钱袋快掏空了,怎么办?”妻子问丈夫。
  “我是手无缚鸡之力,唯有重做冯妇,卖文为生。”茅盾无可奈何地说。
  “这旅馆住不起,你快找人帮忙租一间房吧。”妻子提出了当务之急。
  过了一天,叶以群介绍茅盾和邵荃麟认识,邵荃麟就把自己的一间厨房让给了他们。叶以群说,他接到党的指示,要去重庆,并告诉他邵荃麟是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负责人。
  于是茅盾夫妇来到桂林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卷,搬进邵荃麟腾出的那间厨房。这间房很小,八九个平方米,只能放一只双人床和一张桌子。
  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孟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从香港脱险的夏衍、金仲华等朋友闻迅都来看望茅盾。夏衍问他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我想好好休整一下。
  首先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所以打算写点东西。”
  茅盾发现桂林并不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的一条桂西路,就有几十家书店。
  邵荃麟对他说,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虽然有一些是“皮包书店”。
  “皮包书店,怎样讲?”茅盾不理解地问。
  “这样的书店大半是贩卖文具起家,他们除了囤积贩运纸张文具和上海出版的书籍,也做翻版盗版的生意,其中少数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获利比大书店还多呢。”邵荃麟答道。
  不久,许多出版商打听到茅盾的住址,纷纷打上门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头拮据,主动提出可以预支稿费,而且书在出版之前,某些章节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条件使他动心了,可是他只答应了可靠的书店,并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总是先为报刊赶写短论和杂文。这次他却一反往常,婉辞了各家报刊的约稿,先写长篇。他是这样考虑的:写短论的杂文,是向敌人掷投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匆匆忙忙上阵,既不能使“投枪”通过图书检查老爷的关口,反倒授人以口实。还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局势再写不迟。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锅,那就先写长的吧。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无法执笔,只能利用白天。房中只有一张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饭,半张桌子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进行创作。
  5月1日,描写香港沦陷前后市民生活和艰难遭遇的《劫后拾遗》脱稿了。这部中篇小说写法别致,近乎特写,纪实性很强,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自动,被称为是有“文献价值”的作品。
  在抗战前夕,茅盾就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长篇小说,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如今他又开始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表现“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他设计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是认不清方向。当革命浪涛袭来时,这些人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惘,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写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他在桂林是客人,许多社会活动可以不参加,能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写作。写作的条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称之为“两部鼓吹”的特殊环境中爬格子。
  什么是“两部鼓吹”?茅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天井(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匀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他住的小房里没有电灯,点了一盏桐油灯照明。夜晚,妻子在昏黄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他唯有卧床闭目构思,打腹稿、推敲字句。白天的八九个钟点,对他来说是太宝贵了。
  然而,“两部鼓吹”却常干扰他的运思作文。有一天,他正写着,“两部鼓吹”又开场了,嘻笑谩骂,撕打哭闹,扰得他实在忍无可忍,便把笔一扔,冲到天井里,对“立部伎”中的宋云彬大声吼道:“老宋,你一天到晚可以打麻将、讲赌经,我可是要靠做文章吃饭的!你要讲,好不好回到房……房里去……去讲!”
  看他气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宋云彬知道茅盾是真的发火了,连忙说:“好,好,不讲了,不讲了!”
  “坐部伎”的几个女佣也吓得互相吐舌眨眼,不再高声骂街。
  孔德沚低声对丈夫说:“你平时忍着性子不声响,一发火,倒蛮灵光哩!”
  这以后有六七天,“两部鼓吹”停止“演出”,使茅盾得以安心致志地写一百多项原稿纸。
  不久,就完成了这部后来题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长篇小说。
  8月的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妻子问他:“熊佛西先生找你去做什么呀?”
  “嗨,他胃口大得很,雄心勃勃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叫《文学创作》。要柳亚子、田汉和我帮忙,给他写文章,还派定我每期至少写一篇小说。”
  “你答应他了?”
  “答应了。他有那么大的劲头,应该支持他。”
  茅盾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文学期刊,要比自己上阵更为有利,也更有效。而且,这本刊物有可能在西南部站住脚跟。于是,他改变原来的打算,提笔再写短篇小说。
  可是,现实性很强的题村无法写,于是他想了个主意:选择圣经中的一则故事来写,用它来隐射现实。凶就写了《耶稣之死》。写到叛徒犹大出卖了耶稣,要来捉拿耶稣时,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捧出来捉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倒这样鬼鬼祟祟来干?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这“黑暗掌权了!”影射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掌了权。茅盾正是要借喻圣经中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斗争,诅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熊佛西读了这篇《耶稣之死》,看出了茅盾的创作意图,担心通不过国民党图书期刊检查官的审查。岂料它竟顺利逃过了“关卡”。
  在熊佛西的怂恿下,茅盾又用圣经中的另一个故事写了《参孙和复仇》,预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没落。
  对这两篇借用圣经故事改写的作品,茅盾自己很喜欢。他后来说:
  “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蒋介石自己是基督教徒,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圣经》来骂蒋的。”
  茅盾在桂林写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是《列那和吉地》。他在这期间还写了大量的创作艺术技巧短论、书评及杂文。九个月“笔耕”的收获竟有五十多万字,真是惊人!
  他还和柳亚子、陈此生等人论史作诗。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和对延安亲人、同志的思念。其中一首七律《无题》写道:
  偶遣吟兴到三秋,
  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
  剑芒山老岂惠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
  拜日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
  侧身北望思悠悠。
  四五、蒋介石发出邀请之后
  茅盾从香港来到桂林不久,听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给广西当局下了一道电令:中央对由港归来文化人将有所借重,广西不得为他们安排工作。他冷笑道:“这一手分明是想扼断我们的生机,逼我们就范!但蛇对我不起作用,我是靠卖文为生的,并不需要别人安排什么工作。说什么‘将有所借重’,我倒要看看它是什么货色!”
  不久,这所谓的“将有所借重”便真相大白。1942年5月初,公开身份是文化服务社社长、实际是CC系文化特务的刘百闵由重庆抵达桂林。一天,他邀茅盾到乐群社共进午餐,客气地说:“沈先生此次从香港脱险,回国效力,忠诚可嘉。我代表中央向您表示慰问。
  请允许我敬您一杯!”
  茅盾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也以实相告:“我素来不会饮酒,请原谅。”
  刘百闵又客气一番,便自斟自饮地转入正题:“近两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散居各地,使得重庆总部的工作难以开展,所以,蒋委员长特意要我来请沈先生以及其他原来在重庆的委员回去。至于工作问题、生活安排,这些都好说。”
  茅盾心想,蒋介石此时向我发出邀请,不知要干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想把我置于中统和军统的严密监视之下。于是对刘百闵说:“我刚到桂林,需要歇一口气,会会老朋友,手头又正写一部小说,不好打断,去重庆的事以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