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纲觉得秦孝川装腔作势的表演实在丑恶，他真想一个电话打到秦孝川的上司那里告他一状，但此时正是别人酣睡的时候，不便打扰人家，再说秦孝川也还没有什么特别过分的行为，忍耐一下把这个丧门星打发走了也就算了。秦孝川问完话，又让姚纲和阿华拿出证件来检查。两个人把各自的身份证递给他，秦孝川仔仔细细地检视着证件，似乎希望从中看出什么破绽。但那两张薄薄的塑料片虽说制作得相当粗陋，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根本没有什么破绽可找。
  秦孝川又让两个人出示“暂住证”。“暂住证”是这个城市的外来人口所必备的证件之一种，凡来这里打工居住的外地人士都必须每年花几百元申领这样一个证件。阿华拿出了自己的“暂住证”，而姚纲却没有这种证件。秦孝川有些得意了，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把这个讨厌的男人关上几天然后再赶出本市。
  “知不知道只有‘暂住证’而在本市逗留是违法的，姚先生？”人的脾气有时就是很奇怪。秦孝川没有抓到别人的把柄时总是像对待罪犯一样气势汹汹的，抓到之后反而变得像对朋友一样客客气气的了。
  “不知道，秦副所长。”姚纲当然知道那些规定，但他此时有些故意斗气了。那“秦副所长”的尊称使秦孝川听起来很不舒服，尽管那称呼十分精确。中国人的要面子有时带有不讲道理的味道，某人明明是个副职，但你当面称呼他时一定要把那个“副”字去掉，否则他不仅觉得没有受到尊敬，还可能觉得你是在嘲讽他。
  “那您恐怕得需要跟我们走一趟了。”秦孝川仍是客客气气的。
  “只是因为那个证件吗？”
  “没错。”
  “可是就我所知，持这种证件也是可以进出贵市的。”姚纲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公务护照递给秦孝川，那上面盖满了五花八门的印章，是姚纲出访各国时的签证和海关记录，最后一页则是一份可随时进出香港的长期签证。这个城市与香港之间贸易频繁，许多大公司的负责人都有一个进出香港的“护身符”，但像姚纲这样的直接由外交部签发的公务护照其实也并非很多，通常只有那些从皇城根来的有些官方背景的商人，衣袋里才有这种玩意儿。
  秦孝川立刻又泄了气，同时彬彬有礼的风度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恢复了那副严肃而骄横的面孔。秦孝川咬了两声，转开话题说：“那么，深更半夜的，你们一男一女跑到一个房间来干什么？”
  “这个您已经看到了：吃饭，看电视，聊天。”姚纲仍然不温不火地应付着。
  “恐怕不全是这样吧？”秦孝川把几个人带进姚纲的卧室，指着床上凌乱的被子问：“那么这又怎么解释呢？”
  秦孝川的两个助手先是有些奇怪，他们刚才来房间检查时床铺还是整整齐齐的，怎么转眼之间却变了样子了！但二人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不禁对他们这位上司的手段感到十分惊讶。怎么说咱们也是警察嘛，虽说有时办事有些调皮，但总不至于像泼皮无赖一样栽赃害人吧，而且又是个与自己毫不相于的陌生人！但二人知道秦孝川的脾气，谁也不敢说什么，只是愣愣地站在一边听任秦孝川表演下去。
  姚纲也已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完全没有料到秦孝川会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他感到这家伙看来确实对自己怨恨不浅决心找茬报复了。姚纲心里直冒火，但表面上仍然很平静，他倒要看看这个打着维持社会治安的幌子实际上尽给社会添乱的家伙究竟要如何表演。
  “怎么解释，恐怕您自己最清楚吧？”
  “你房间里发生的事我怎么能知道呢？”秦孝川理亏但不嘴软，事已至此，他是决心要把戏演下去了。“你如果不愿意在这里讲清，那就只好跟我们到所里去解释了。”
  “请便吧。”姚纲已完全看透了秦孝川的来意，与他纠缠已没有任何意义，索性就跟他走一趟，说不定还能增长一些见识呢。连国际上最有名的恐怖主义国家老子也大大方方地，走过几个，难道在自己的国土上还怕你个小警察不可，姚纲忿忿地想。
  下楼来，姚纲让阿华先回家。秦孝川并没有阻拦阿华，他还不忍心对阿华整治得太狠了，并且如果他要扣留阿华不跟蒲德威打个招呼不好，对“紫蔷薇”的人还是要留一些面子的，一是他用得着他们，二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也知道得不少，把人逼急了人家往上面给你打个小报告也挺恶心的。
  看着阿华走远了，姚纲便跟着秦孝川几个人向黄风岭派出所走去。这一段路是个新兴城市的繁华路段之一，有几家发廊和小食店通宵都在营业。姚纲在一家小食店前停住脚步说：“各位是不是吃点东西再走，蹲了大半夜也够辛苦的了。”
  经姚纲这么一说，两个年轻的助手马上感到肚子里咕噜咕噜地饿得慌，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秦孝川也有些饿了，但他一时决定不了是不是该吃这顿饭，这好像有点不伦不类。他还从来没有在押送犯人的路上同犯人一起吃过饭，他一时想不清这样做是不是违反纪律，但丢面子却是显而易见的。
  姚纲见秦孝川犹豫不决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说：“如果几位不饿就请先行一步，我十分钟后去找你们。”说完便径自跨进了店门。姚纲才吃过夜宵，肚子并不饿，只是心里窝着火觉得周身燥热，想喝杯冰冻饮料，更主要的是想与秦孝川斗斗气。
  “吃就吃吧。他吃他的，我们吃我们的，有什么了不起的。”秦孝川见此情景，也只得带着两个助手走进了小食店。几个人要了几盘小菜和点心，坐下来一吃就是半个多小时。结账时姚纲看着泰孝川笑眯眯地说：“秦所长，要是平时恐怕由我来‘埋单’比较合适，但今天我身份有些特殊，如果我付帐怕会连累几位，所以还是秦所长请客吧。”
  秦孝川狠狠瞪了姚纲一眼，伸手去口袋里掏钱，但姚纲还是抢前一步把账付了。
  到了黄风岭派出所后，秦孝川打开一个狭小的房间让助手把姚纲关了进去。姚纲一看，那是个连条板凳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小笼子，窗子全是油条粗细的铁棍子，不像人呆的地方，倒像个驯养猛兽的场所；不过，即使老虎笼子恐怕也比这里宽敞些。姚纲摸了摸腰上的手提电话，心想就他妈先委屈一会儿吧，等天亮了再打电话找人来救他就是了。没想到秦孝川也已注意到了姚纲的手提电话，一把抢过来交给了旁边的助手，说声姚先生只好先受些委屈了，“咣当”锁上门便带着助手到楼上休息去了。
  姚纲这下真有些傻眼了。
  第九章：友情闪电
  何彬因紧急任务去了香港，原估计仅需三五日的时间，但由于情况发生变化一去就是十多天。他这次去香港，名义上是与贸易伙伴洽谈合作项目，实际上是去调查当地一家公司的背景和内幕。前些时候，有人在境外发现一批有关这个新兴城市经济情报的机密资料，初步确认这些资料是由香港一家称作“环球咨询”的商业调查公司高价卖给西方一家新闻媒体，再由这家媒体向外扩散的。而这家香港公司的几名调查员，经常来往于国内各城市，与一些不明真相的政府公务员关系密切，甚至还在某省的什么警官教育协会里担任海外高级顾问之类的职务。
  何彬发现这家调查公司是由一个姓林的香港人注册的私人公司，他的中文名字叫林宝强，英文名字是“彼得。林”。这姓林的过去曾在香港的皇家警队当过几年警察，因徇私枉法被开除了公职，其后来大陆投资做生意，东奔酉跑地混了许多年，其间也曾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大红大紫过一时，但终因生意蚀本欠了一屁股债而偷偷溜回了香港。何彬通过各种关系了解了不少这家调查公司的情况，初步结论是总体上看他们与外国政府的间谍机构并无直接的联系，只是一些调查员为了赚钱有时会做一些挺而走险的勾当。这些人既无法制观念又无国家观念，对共产党也是满肚子意见，偶尔做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还不至于沦落到甘心给洋人当间谍的地步。不过，这个林老板的情况却似乎有些复杂，据说他常跟一些背景不明的西方人来往，两年前还曾到大洋彼岸的一个超级大国去做生意，一去就是半年，回来时钱是带回来一些，但没人知道他去做的什么生意。何彬想找机会亲自靠近这个人，跟踪他几天，如条件适当便与他直接交一次锋，以便尽可能多掌握些第一手资料。但当何彬让人联系他时，却被告知他离开香港外出了，去了什么地方没人知道，何时回来说不清楚，但估计一两天至多三五日之内就应该回来了。何彬耐着性子等了几天，实在闲得难受时便到桑拿浴去消磨时间。
  香港的桑拿浴委实不少，规模各异，档次有别，但有几点是相同的：一是硬件设备全都非常讲究，豪华而实用，卫生且安全，使用起来十分舒适；二是服务极其周到，凡是客人需要的，早有人为你想到了，真让人有种“心想事成”的感觉。何彬觉得这两点是国内大多数桑拿浴所比不了的。但是这第三点却使何彬觉得有些失望：这里几乎见不到什么桑拿小姐，在各个桑拿浴里提供按摩服务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桑拿“大姐”。这些三四十岁的女人不管怎样梳妆打扮，但毕竟已青春不再，职业性的笑脸上深深隐藏着欢场女郎的薄情与无奈，无论如何也难与内地桑拿浴里那些火辣辣的青春少女相比。这些桑拿“大姐”技术娴熟，手法高超，工作起来也是尽心尽力，如果你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捏紧鼻子任凭她们在你身上摆弄，你也会有舒适兴奋的感觉。但一旦你睁开眼睛看到一张灰蒙蒙没有青春光彩的面容和一双干巴巴缺少脂肪垫衬的双手，你的雅兴便可立时荡然无存。如果恰巧你又有出色的耐力，那就可能任凭她折腾半天你也无法达到解脱的境界，搞得双方全都疲惫不堪。何彬去了两次之后便再也提不起兴趣了。
  这姓林的家伙好像故意同何彬作对，不管何彬等得如何心急火燎就是不见他回来。没有办法，何彬只得暂时放弃了与林宝强当面交锋的打算。
  回来后，何彬立即将本次出差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接下来几位领导又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得出的结论是在境内外加强对林宝强的监视，但暂时不会对他以及这个调查公司的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九七”香港回归近在眼前，上边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善待港人，争取民心，保持局势的稳定。所以，近一段时期一些香港人在内地违法犯罪，有关部门都是能不抓的就不抓，抓了的也是很快就放，尽可能不予治罪，实在需要治罪的便重罪轻治，判了好几年徒刑的也可以通过什么“驱逐出境”之类的方式当即放人。这样做的结果，香港人的人心或许是争取了一些，但内地的百姓意见很大，觉得这种同法不同罪、同罪不同罚的做法实在不合情理。照这样下去，谁能保证将来某个公园门口不会竖起来一块“本地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老百姓有意见发牢骚那是老百姓的事，上边的政策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
  几位领导定下了行动方案，向何彬交代了下一步的任务，便让何彬回家休息了。何彬回到家里同自己五岁的宝贝儿子亲热了一番，喝了碗太太为他坚的鸡丝银耳汤，再冲过凉后便已近午夜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何彬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姚纲打电话，他对这位老同学的情绪始终有些放心不下。何彬先往姚纲的办公室打电话，此时差不多已到了上班的时间，而姚纲几乎每天都是提前半小时就到办公室里了。办公室的电话没有人接，显然姚纲和他的秘书都还没有进门。何彬又往姚纲的住处打电话，电话玲响了足有两分钟，睡得再沉的人也会被吵醒了，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接。
  何彬找出笔记本查到了姚纲的手提电话号码。他平时极少拨打这个号码，因为姚纲几乎从来就不开机。姚纲说他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家里，身边都有电话，开着手提电话白费电；而如果他不在这两个地方，那很可能是他不便于接电话的时候，所以也没有必要开着手提电话。何彬到处找不到姚纲只好试打一下他的手提电话，心里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出乎何彬意料的是，姚纲的手提电话一拨就通了。
  电话是拨通了，但响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人接听。何彬心里又急又气，耐着性子等下去，就是不肯把电话挂断。终于电话那头有人答话了，但却不是电话的主人，而是一个气哼哼的陌生的声音：“喂，找谁？”
  “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