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追念鲁迅
  师》，文刊1961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十年（指1909年/编者）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夏时任浙江两级师范校长，为人木强，人送外号“木瓜”/编者），十年后的夏敬观（1920年发生“挽经运动”时夏敬观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编者）还是一个‘木瓜’，增韫（两级师范驱夏震武的“木瓜之役”时任浙江巡抚/编者）早已垮台了，我看齐耀珊（《挽经运动”发生时的浙江省省长/编者）的寿命也不会长的。现在经子渊（注：即经亨颐）、陈望道他们（浙江两级师范后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江一师”，经任校长。挽经，即浙江一师挽留经子渊的学潮。陈时为浙江一师教员/编者）的这次‘木瓜之役’的声势和规模要大多了……看来经子渊、陈望道他们在杭州的这碗饭难吃了……不过这一仗，总算打胜了。”（齐耀珊、夏敬观等人下令调离经子渊，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编者）。
  ·与陈望道的谈话，录自邓明以《五四时期的陈望道同志》，文
  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一个高等日本人）他向我解释说：日本的夺取东三省实在是出于无奈。他说：日本国是岛国，四面环海的，人民住在上面，觉得很安全。这样生活的人，一旦到了大陆上就感觉得不安全了，因为邻近有了别国的人民，便要感受到危胁，所以非把这块地方也一并占领下来不可的。因为非如此不能感觉到安全。这是日本人的侵掠的解释。但是这一块地方打下来以后，又接连到别一块地方了，照那个高等日本人的语气，自然还要再侵掠，一直到四面没有人迹的大海或其他人类不容易越过的天然障碍为止。不过他说他们的军事行动是出于无奈，但这一无奈，使邻近的别民族的人，觉得没有力量而无地容身。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
  文刊1945年10月20日上海《新文化》半月刊创刊号。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史无前例的英雄伟业，远远超过《铁流》，值得歌颂广为宣传。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左联时期有关
  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转自周海婴著，南海
  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鲁迅与我七十年》。
  “一·二八”的战事将发生时，上海发起过几个抗日团体，如“抗日十人团”等等。开战的第二三天，日军说有中国便衣队混在他的战线后方作战了，遂四出搜查，稍有嫌疑的即被捕去，许多许多工人及学生因此被杀。这三个抗日英雄里的一个，是一个抗日组织的大队长。但虽名队长他却是文的，据说像是青年学生的一个人。因为搜查时搜出一本记事簿那样的簿子，上面写着抗日者的姓名，他的名字也在内，并且注明是大队长，因此知道的。他遂被捉到日本司令部去，地点就在北四川路底。他被审问时，神色非常从容而自然，毫不惊慌，但不说话，问他不答，由翻译译给他听，他像没有听见的样子，总之不做一声，直到死掉，不发一句言语。据那时候日本人的批评，认为这种态度，极其难能，因为少有人能够这样拒绝不答的。
  还有一个是十九路军的小军官，据云穿了便衣往北四川路一带行走，后日本便衣队之类觉得可疑，被捉住搜查，搜出“出营证”，于是确定他是军人。在司令部里迫他招供，叫他说出十九路军作战情形，他不肯，遂被打得昏过去七次，到死，他没有叫唤一声。不但如此，据说他只咬紧牙关，连鼻子里哼也不哼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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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6节：异域
  作者：　吴作桥
  还有一个是出人意外的大胆、镇定而灵敏的青年。据说一天晚上，北四川路的日本司令部枪毙一批人，那青年便是其中的一人。其时司令部的房子还没有改造过，中间是洋房，四周有空地，外面围着矮的砖头围墙，枪毙的时候，当然有兵看守住的，可是数了一数尸体却缺了一个，仔细检查，有一条打着结的领带丢在地上。于是日兵才回忆起来，先时曾捕来一个青年，身穿洋服，因为找不着绳子，就把他的领带解下来，缚住双手。虽然缚得紧紧的，但领带丝绸做的，究竟有点滑性，因此他把带扭松，滑脱，乘敌兵注意集中在打死人们之际，转身爬过后面的矮墙走掉了。据批评的人说：普通人在决定被杀的时候多少总有点惊慌，脑中不大会再想计划了的。现在那青年的头脑这样灵活清楚，手脚又如此轻捷，竟能在同伴被抢杀的时候，他安然走掉了，看守的士兵也不觉得。所以说这是少有的事情，这样的人无疑的是英雄。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鲁迅先生口中的抗日
  英雄》，文收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周建人文选》。
  ■异域
  不是这么回事（指当时张友松等人认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是权力之争。这种看法其实是对的/编者）。看看这个（指当时地下党印的一个揭露托洛茨基所谓叛徒嘴脸与罪恶行径的小册子，鲁迅显然听了这个小册子的一面之辞/编者）就明白了。
  ·与张友松等人的谈话，录自张友松《鲁迅和春
  潮书局及其他》，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如果我到了苏联也会和纪德（Andre'Gide，1869—1951年，法国小说家。1936年去苏联参观，并写出《访苏归来》，对苏联现状多有批评/编者）一样认为托派在苏联只不过是一种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精神。”
  ·与一位青年的谈话，录自一丁《鲁迅：其人，其事，及其
  时代》，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版，转自古远清
  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
  “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指斯大林等/编者）这样干，行吗？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裘沙《冯雪峰同志谈鲁迅
  补遗》，文刊2001年第10期《鲁迅研究月刊》。
  不愿意去，如果去苏联，就不便于在国内及时发表文章，不能与蒋介石反动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挥不了战斗作用。在上海，国民党最多是把我枪毙了，但他们不敢！如果到了莫斯科，反而不见得好。我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我在这种时候去苏联也不适宜（1935年冬，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来电要宣侠父设法邀鲁迅去莫斯科治病，宣侠父于是请胡愈之去上海请鲁迅/编者）。
  ·与胡愈之的谈话，录自金城《怀念胡愈之》，文刊1988年第6期《中华英烈》。
  每到码头（指日本的/编者），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马蹄疾著，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鲁迅生活中的女性》。
  从上海东渡日本到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在那里的日语讲习所里学会日语。毕业后再去投考大学，那里的大学多咧，有早稻田，弘文，东亚实业……
  ·与孙世的谈话，录自孙光祖《鲁迅先生在孙
  端的二三事》，文刊《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5辑。
  “像日本人这样欢喜结论的人种，恐怕没有吧！”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忆鲁迅》，文刊东京1936年12月1日《留东学报》第2卷第6期。
  “日本真奇怪，布尔乔亚文士和勤劳作家会集在一堂谈论；这在中国是断不可用的。”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
  死》，文刊1936年10月21—22日《日日新闻》。
  日本人缺少幽默感，想法单纯而好发火。这是性子急的原故。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
  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有一点是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
  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一天，鲁迅与周建人一起去上海大戏院看一记录片。片中出现中国饿死人的镜头，听到台下日本女人们的鼓掌声、喝彩声；片中出现粮食运抵灾区的镜头，台下悄无声息）
  “……别人饿死就这么高兴，别人有面粉吃，便不高兴了。”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
  文刊1945年10月20日上海《新文化》半月刊创刊号。
  藤野严九郎先生像
  这一把刀（指鲁迅的一把刀，刀是两面平的，没有血糟，有一白木的柄与套，套两半合拢，只用一白皮纸条卷粘住/编者）是日本——一个老武士送给我的。……老武士告诉我，这把刀曾经杀过人的。……老武士说，日本维新以前，有一回杀了三（？）个传教士，的确弄死得很惨，但不愿发表。不久美国就起兵问罪，兵船开进东京湾。日本无法抵抗，就叫闯事的人对美国谢罪。于是迎接美国军官上陆，坐在一边，闯事的人都跪在下面，一一切腹。其中一个切到中途，肠子流出来了，切腹者便拿住流出来的肠，拔出刀，将外露的一段割下，向美国军官投去，然后再把刀将自己切死。但到第七个切死后，美国军官不忍再看下去，因此便止住他们，不必再切。事情就此结束了。老武士又说：闯的乱子是这样结束了。但日本认为是件耻辱，许多人遂觉得急谋自强，绝不可缓。这是给日本维新的一个极大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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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7节：与长尾景和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文刊1945年10月20日上海《新文化》半月刊创刊号。
  “藤野先生怕已经不在人世了吧！他的家族，怕都没有吧！”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忆鲁迅》，文刊东京1936年12月1日《留东学报》第2卷第6期。
  “我们两人之间很熟悉，所以我没有什么顾虑，可以随意连续谈上几个小时。”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
  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收武德运编，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月版《外国友人忆鲁迅》。
  “适当地对付一下”，“如果知道有中国人出现的场合，迫不得已，欺骗一下也不过分。”（指镰田诚一适为在乡军人，鲁迅赞扬其面对中国人时欺骗上司的行为/编者）。
  鲁迅、内山完造合影“小镰田病时，遇到了一个熟知中国历史的日本人，那人谈中国历史时，说中国过去曾经受过许多次侵略，也谈到什么时候受到元人的侵略，听到这时，小镰田‘啊’的一声脸变了色，他临死时还叫着‘天啊，让我好起来呀，我要回到上海去重新作人啦。’”（镰田过去认为中国侵略过日本，后来才清楚，那是元人，中国也曾受过元人的侵略，于是感到自己过去误会了中国人，要忏悔了/编者）
  ·与镰田诚一的谈话，录自横地刚作，王惠敏译
  《鲁迅与镰田诚一》，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你虽然身穿和尚服（松本系日本佛教高野山真言宗的僧侣/编者），还是日本人哪！还是带着枪来的嘛（松本在1932年12月30日送海婴一玩具水枪/编者）！
  ·与松本勇乘的谈话，录自吉田旷二著，村尾沙耶佳、李恒伟
  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9月版《鲁迅挚友内山完造的肖像》。
  我虽然对松本氏有些出言不恭，但他却很难体会到中国人的心理，他是心地善良，充满热情的人，我们成了好朋友。儿子非常喜欢那支小水枪。我虽然告诉他这是玩具，但同时对要去干大事的自己不免产生几分愧意。
  ·与×××的谈话，录自吉田旷二著，村尾沙耶佳、李恒伟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9月版《鲁迅挚友内完造的肖像》。
  “所谓的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合作（指室伏对胡适说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合作共创东方文明的说法/编者），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不是都还没有公开地发表过什么意见吗？尽管日本的新闻界谈了些什么，但其中重要之点是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