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审讯，”我回答道，“但完全是无稽之谈。”
  肯看着我。“给我说具体些。”
  “那是3年前的事啦，”我说道，“我还在当警探呢。我和我的搭档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大打出手。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女的想让我把她的丈夫抓起来，当我拒绝时，她就说她丈夫对她不满周岁的女儿性骚扰。我去看了一下孩子，什么都好好的。我还是不同意抓她的丈夫。那女人很生气，第二天到局里指控我性骚扰。当时进行了预审，由于没有法律证据，指控被撤销。”
  “那好吧，”肯说道，“那么，你当时作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皱起了眉头。“旅行？”
  “韦塞尔昨天夜里在设法查阅你的旅行记录。飞机旅行，野餐，旅馆开支……”
  我摇摇头。“我记不得了。”
  “是啊，我也觉得，他一定是摸错了道。你女儿只有你一个人照管，你不会去野餐的。”
  “没法去。”
  “那好。”
  我们往图书馆里面走去，来到一个角落上。从那儿透过玻璃可以见到新闻编辑室的城市新闻部。我看到韦塞尔还在和那姑娘聊着，逗她说话。我说道：“肯，我不明白的是，他干吗要和我过不去？我是说，我可没有得罪过谁，和谁都没有红过脸。我已经3年没干警探了。我是联络官。我是说，我是在和政治打交道。那么《时报》的记者干吗要存心跟我过不去？”
  “你是指星期四夜里11点钟的事？”肯反问道。他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白痴，好像我的口水正顺着下巴往下淌。
  我问道：“你认为这是日本人干的？”
  “我认为，韦塞尔在为别人效劳。他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下流坯。他为电影公司、唱片公司、经纪人事务所干活，甚至为房地产经纪人卖命。他是个摇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韦塞尔开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华轿车。”
  “哦，是吗？”
  “靠记者的收入用这样的车太奢侈了，不是吗？”
  “是呀，一点不错。”
  “那么，你得罪了某个人？就在昨天夜里？”
  “也许是这样。”
  “因为有个大人物要韦塞尔把你搞臭。”
  我说道：“这叫人难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说道，“唯一使我担心的是韦塞尔在帕克中心的那个内线。局里有人把内部事务透露给他。你在局里的处境怎么样？”
  “我自认为还不赖。”
  “那好。因为韦塞尔又在借助于他惯用的伎俩。今天早上我还和我们报社的内部事务律师罗杰·罗斯科谈过。”
  “他怎么说的？”
  “你猜，昨天夜里是谁心急火燎地找这位律师，还反复问他一个问题？韦塞尔！你想猜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吭声。
  “他的问题是，担任警方新闻发布官会使某人成为知名人士吗？还有，知名人士是否无法对诽谤提出指控？”
  “真是活见鬼。”我说道。
  “一点不假。”
  “那么律师是怎么回答的？”
  “谁在乎怎么回答呢？你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给几个人打电话，对他们说：‘喂，我是《洛杉矶时报》的比尔·威廉。我们明天要发布一条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个儿童虐待狂，对此你有什么高见？’就这样有选择地打上几个电话，甚至这消息都用不着发表。编辑会删掉这条新闻，然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肯对我说的都是真话。这种事我见得不少。
  我问道：“我能怎么办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蛮行动，那是洛杉矶警察的拿手好戏。”
  “那哪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张报纸上没人会报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录下像来，嘿，大伙儿都会花钱看这个录像的。”
  “肯。”
  肯叹了口气。“我做梦都想这么干。好吧，还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纪事》的人事变动之后，我收到一个匿名邮包。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收到同样的邮包。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这种做法并不光彩。你感兴趣吗？”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从他的运动服口袋里掏出一只马尼拉纸做的信封。信封上带有细绳，可以把信封口缠住。信封里装着一长条没有裁开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发男子亲热。他的头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间。
  “他的脸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看得很清楚，”肯说道，“然而，这肯定是他，错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时被拍了照。这么说吧，他们当时上在喝上一杯。”
  “那家伙是谁？”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尔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的凯泽电子公司在此地的销售经理。”
  “这玩意儿对我能有什么用？”
  “把你的名片给我，”肯说道，“我把它夹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韦塞尔那儿。”
  我摇摇头。“我不想这样做。”
  “这样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说道，“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耸耸肩。“是啊，这样做也许不顶用。即使我们堵住了韦塞尔的臭嘴，日本人也许还会有别的办法。我还是没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仅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义，什么含义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写的。”
  “告诉你，我无法了解底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对报社有很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带来的广告业务，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关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仅仅是指他们对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组织的竞选赞助。这是指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时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手段。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糖衣炮弹。我是说，你也许会参加编辑部举行的会议，讨论一篇打算发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却意识到，没有人想冒犯他们。这并非因为这篇报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为这算不算得上新闻。这不是诸如‘我们不能说那件事，否则他们要抽走广告’的问题。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时候，我望着我们的编辑人员，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不同意登载某些报道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他们确实害怕。”
  “新闻自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嘿，”肯说道，“现在不是毛头小伙子说大话的时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新闻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见是掌权者的意见。眼下日本人大权在握，报纸也像往常一样传播这些流行的见解。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谨慎才好。”
  “我会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这些照片，就给我打电话。千万别犹豫。”
  我想和康纳聊聊。现在我开始明白，康纳为什么感到担心，为什么想尽快结束调查，因为一场精心组织的旁敲侧击的进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韦塞尔确实精于此道——会想方设法，日复一日，编出新的故事来，虽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你会看到一条标题“大陪审团对警方的罪行犹豫不决”，可实际上大陪审团都还没有聚会呢。可人们日复一日地看到这条标题，就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有办法编造这样的故事。到这场旁敲侧击的战斗结束时，要是你的攻击对象被认为是无辜的，你还是可以编出一条标题来：“大陪审团未能给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检查官不愿起诉受指控的警察”。这种标题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没有两样。
  你无法对一连几个星期充满敌意的宣传进行反击。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指控，却无人理会指控已撤销，这就是人们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诉，你就很难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况愈来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当我把车驶入南加州大学物理系旁边的停车场时，我感到自己变得心事重重。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是局长助理奥尔森来的电话。
  “彼得。”
  “是我，长官。”
  “快10点钟啦。我想，你该来我这儿交出录像带了。你答应过我的。”
  “我遇到了麻烦，还没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这件事吗？”
  “当然喽。你问这干吗？”
  “因为从我接到的电话来看，你似乎一直没有中止调查工作，”吉姆·奥尔森说道，“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问这问那，然后你又询问了一名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员。你还闯进一个日本人举办的研讨会。对我说实话吧，彼得。你这调查到底有没有结束？”
  “结束了，”我回答说，“我只是在设法复制录像带。”
  “别再节外生枝了。”他说道。
  “是的，吉姆。”
  “为了整个警察局的利益——也为了局里每个人的利益——我希望这件事已经与我们无关。”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说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来这儿。”他挂上了电话。
  我把车停好，便走进了物理系大楼。
  28
  我站在演讲厅的最高处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结束他的讲座。他站在写满复杂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讲厅里大约有30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岁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着，讲解到“信号协变量比例确定”和“阶乘增量带宽嗓音”时，使劲地用粉笔敲着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强调。我甚至无法猜测他教的是什么科目。最后，我断定他在讲授电机工程学。
  下课铃准时响了，学生们站起身来收拾书包。我大吃一惊：教室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几乎都是亚洲人。即使不是东方人种，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学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错，”我们穿过走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时，桑德斯对我说，“像物理学101这样的课对美国学生没有吸引力。多年来都是这样。工业课程同样吸引不了他们。假如我们没有那些到这里来攻读数学和工艺学博士学位、然后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东方人和印度人，我们将处于困境。”
  我们继续下楼，然后向左拐，来到了地下室的过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问题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继续说，“我的亚洲学生开始返回故土。朝鲜人将回朝鲜。台湾人也一样。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们国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因此回家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国家中，有的已拥有大批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他快步领我走下楼梯。“你知道，按人口计算，世界上哪个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顿？”
  “汉城，南朝鲜。当我们正飞快进入21世纪时，得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走到另一条走廊，接着来到室外，沐浴在阳光下。不一会，我们穿过一条有顶棚的过道，到了另一幢楼房里。桑德斯不时地掉头看看，好像怕把我丢失似的。然而他从未中断谈话。
  “由于外国学生络绎回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来进行美国的研究工作，创造美国的新技术。这是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足够的受到培训的人员。甚至像IBM这么大的公司也开始遇到了困难。受过培训的人员简直没有了。注意门。”
  门朝外打开，我走了进去。我说：“如果那儿全是从事高技术工作的机会，难道不能吸引学生吗？”
  “这可不像银行投资，或是从事法律事务，”桑德斯大笑起来，“美国也许缺少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我们培养律师的成绩却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律师占全世界律师的一半。想想这个吧。”他摇摇头。
  “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我们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8％。但是我们的律师却占世界的50％。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3。5万多名律师。这就是我们的高产方向，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焦点所在。我们的电视节目有一半与律师有关。美国变成了律师的土地。人人都打官司，人人都在提出诉讼。毕竟，这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