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和应试本不应当有太大的矛盾，但是因为有落后的高考制度，才形成当今畸形的教育。对照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国家和地区盛行的应试狂潮、“恶性补习”以及随之而生的学生厌学厌世状态，如果不改革，中国教育有可能出现更困难的局面。
  有问难者想要我回答高考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质疑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提法，并请问素质教育教学的具体做法。估计这些同行并非一无所知，也就是要抬抬杠而已。拙文仅对南京高考排名风波发表一点看法，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来阐述素质教育的具体目标和做法。但是如果因为拙文没提及应试策略，就被认定是“牺牲学生利益”，那恐怕是逻辑的混乱。我由这类提问想到，即使在教育系统内部，有关方面也应当注意加大“课改”宣传力度，同时要注意通俗化。今夏我在一些课改实验区得知，确有不少教师因不了解课改基本知识而闹出笑话。
  有些教师忧虑推行课改后，会不会导致学生因不刻苦学习而考不上大学，转而想到“学生不刻苦，以后没有出路”等等。我想，有些问题绝不是靠补课和加大作业量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一个学生，只有热爱学习，把学习当作快乐的事，他的学习才会有价值。
  早在此前，苏北的一些校长和教师说过，他们根本不愿意“死揪”，因为那样的工作简直没有尊严。每逢评比，有些被评上的教师很难为情：把学生逼得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疲惫不堪，自己反而成了“模范教师”甚或“师德标兵”；在介绍先进事迹时常常很尴尬，因为除了“死揪”，别无其他。有人认为那些应试教育盛行的地区教师很有地位，学生考上大学兴办“谢师宴”，教师能挨家挨户连吃二三十天，并坦然地接受各种礼品及红包，据此认为这就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我不评价论者的追求，但我也听那些教师说过，“谢师”的形式与农民酬谢瓦匠木匠无异，因为自己实实在在就是个教书匠。
  孔夫子时代没有“死揪”，“东鲁春风吾与点”式的教育教学，令人陶醉；科举时代也没有“死揪”，那不过是“自揪”；在号称改革开放新时代，如果听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对大人说“人活了没意思”仍旧无动于衷，我就不知该对那些“死揪派”说什么是好了。也有人说过，前代人在战火灾荒中读书，在动乱浩劫中读书，今天的孩子泡蜜水中，所以读不好，所以要弄点“死揪”给他消受，———我不知道这算是什么心理。那个跳出了“农门”的马加爵挥锤杀人固然可怕，但马加爵类的人物毕竟就那么几个，比之更可怕的是看到青少年人群中那一双双呆滞冷漠的眼睛！
  坚持素质教育，是不是一定会剥夺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加班加点是不是一定能让学生热爱学习？规范办学秩序是不是一定会牺牲学生前途？可以由实践检验。有一个具体问题令人担心，若教育部门屈从社会压力、无视教育法规的改弦更张，就有可能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学校在星期六全天补课，那么，在这一天，教师和学生的人身安全应由学校负责，政府不会承担责任。教育局称：补课由“学生自愿报名，家长同意”。———那么，教师是否也需“自愿报名，学校批准”？物价局将如何制定星期六补课的收费标准？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是否包括星期六补课这天师生的活动？等等。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但是中国毕竟在讲法治，不要等出了问题纠缠不清。三年前，苏北某校一名初三学生星期六中午回家时被汽车撞死，家长与校方对簿公堂，律师才一开口，校方立刻缴械，乖乖赔钱。你不妨猜猜，那律师说了些什么话。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高中开禁周六补课，初中的补课也就顺理成章，小学竟然也搭上了补课的船，而明年此刻，会不会把学生的星期天也填满？真的很难说。说实话，我很担心新一轮课改会失败，因为目前的形势毕竟和20年前不一样了，人的观念已经不是“求实”，而是“求实惠”了。
  去年秋天去云南山区支教，有一天黄昏，报告结束，一位青年教师在会场外等我。他告诉我，他还要乘两个多小时汽车，再步行20多里地才能回到学校，但是他很想和我说几句话。他说，你报告里说的话我全明白，你的主张和做法都是正确的；可我们乡村中学的评价标准就是高考成绩。我是聘用教师，低人一等，没有背景，在年级当不到第一就会被解聘，所以校长每次都从高二选最差的班交给我带。我累得不得了，心里也痛苦得不得了，我只有拼命逼学生。我知道我落后，可是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失业，一家老小就靠我一个月几百元钱，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苦恼也许是多数教师不同程度面临的难题，如果鼓动他们不惜个人利益去适应教育教学改革，是不现实的。一年过去了，我时时想起那位青年教师，他的窘境，城市教师（特别是所谓重点中学）一般不会有，可是如果处在比较优越的工作环境中仍旧不肯涉险犯难，见到土疙瘩也硬说是地雷，千方百计地拒绝教育改革，那就对不起成千上万渴望改革的基层教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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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行改革的连环因素
  南方周末　　　2004…10…14　16：00：08
  □黄河
  回顾这场涉及金融体系每一个层面的银行业改革，我们会看到改革的决策者们正面临着一个“九连环”式的挑战：改革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紧紧相连，而每一个分目标的达成既受其他目标改革效果的限制，又直接影响着其他部分的改革进程。
  在过去的两个月间，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为人瞩目。
  2004年9月15日，原定在这天举行的建设银行股改挂牌大会无声无息地被取消了，至于推迟的原因，据认为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缘故，因而预计建行创立大会将推迟至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9月20日举行。
  但与挂牌日程推后的变动比起来，建设银行的另一项改变更加引人注目：据参与建行股改的内部人士透露，与6月10日公布的建行分立公告相比，“建行分立的最终方案远比人们预想的更加彻底”。
  在最终确定的方案中，中国建设银行将分立为“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建银投资将取代建行集团，拥有股份公司的股权，成为继汇金公司之外股份公司的另一家股东。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目前建设银行所拥有的投资银行等业务可能将进入建行股份，具体来说，目前建行持股43。35％的中金公司、拥有的香港上市公司建新银行、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等机构将进入建行股份。“其实，这种分拆思路已经跟中行的整体上市没多大区别。”该人士坦言。
  此外，在新的建行董事会上，除了代表国家的席位占绝大多数之外，尚余少数几席，有人分析，在此次建行分立过程中，摩根和花旗两家几乎是全程参与，因此，这两家入股建行成为其战略投资者没有任何悬念。这几个席位可能就是留给摩根、花旗等战略投资者的。
  在此之前，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银股份）于8月26日举行了挂牌仪式。其公司章程中显示，股份公司注册资本1863。90亿元，折1863。90亿股。经国务院批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公司100％股权，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
  而在股份制改革中后来居上的交通银行，则已经进入上市前的“缄默期”。在此之前，汇丰控股出资17。47亿美元收购交通银行19。9％的股权，接近中国银监会规定的“单个外资机构入股的比例20％”的上限，创造了外资银行入股中国内地银行最大宗单项投资的案例。
  但在这些频繁的动作背后，改革的真正难点却少有人提及。
  从某种角度而言，政府目前所面临的这场银行改革，就像一个传统的“九连环”的游戏：改革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紧紧相连，而每一个分目标的达成既受其他目标改革效果的限制，又直接影响着其他部分的改革进程。
  就其概要而言，这场改革的逻辑如下：
  为了降低银行风险，必须先做两件事，一是提高资本充足率，二是改善盈利能力，而后者又跟银行的治理结构有着重要关系。
  从宏观角度而言，银行提高盈利能力的关键在于利率的自由浮动：只有银行能根据市场情况，独立地为风险定价，才能有效地判断出不同银行之间的效率和能力，从而达到“优存劣汰”的目的。
  而利率自由化的前提是央行放开利率管制，问题在于放开管制又要有必要的市场化银行才能得以实施——从这个角度而言，仅仅放开利率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倒不如说放开利率是金融体系市场化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市场化的另一个要素是独立企业（银行）的存在：只有当一个市场的企业都遵循经济学中“理性人”的角色模式，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时，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作用。
  恰恰在这一点上，目前的改革路径遭到了最多的质疑，质疑的焦点在于，在没有清晰产权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治理结构”改革，最终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要达到改革目的是艰难的。
  改革难点今年
  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中银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席话点出了政府真正的关注所在。
  黄菊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全局；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银行业面临着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无论是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参与国际竞争，还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都要求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去年底决定在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是一次“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改革。
  在国外观察者眼里，黄菊的说法表明了中国政府已经正视其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对此，国内的经济学家也有相同的认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不久前表示，有关金融危机的研究昭示，银行危机通常都处于金融危机的核心位置。在中国这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中，银行业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作用更加明显。
  在这场被视为“背水一战”的改革过程中，政府的思路将直接影响整个改革的成败。
  分析人士认为，“对中国的银行来说，发售股票和注销债务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许多业内专家认为，“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员仍然在银行内身居要职……”银行家和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管理模式导致银行体系信用缺失，鲜有人为贷款决策失误承担责任。
  而对于这一点，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是管理层在目前的“局限条件”下所能做的最优选择：假如既不能让国有银行全部变成“外资银行”，又难以在现有的体制外搭建起一个产权清晰的银行框架，目前也只能从上市入手———这也是张维迎在谈及国企改革时所谓“画斑马”的过程。
  高盛驻香港的分析师胡祖六指出，首次公开募股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表示，考虑到所有政治方面的影响，在纯商业的基础上运作银行是非常困难的。第一步是改变所有权结构，而首次公开募股是实现这一步的一种途径。
  但胡祖六同时警告称，单凭股票发行是不够的。在过去的10年中，有1000多家中国国有公司在国内或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但仍处于艰难的状况之中。他表示，这些公司的确需要改变公司文化、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方式和管理层决策机制。
  “摸着石头过河”
  像过去的每一次市场化改革一样，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也不是在一个设计周密的规划之下“按部就班”去执行，而是一次次的试错与经验积累中摸索前进。
  以利率改革而言，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着重强调了自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