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节
作者:水王      更新:2021-02-19 04:12      字数:4741
  艘惶彀耄攀宰糯油桓黾觳檎境鋈ァ?br />
  我从直落古楼步行到纳福路,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间变了样。英国军队已经投降。本地警察,包括华族与印族低级警官和马来普通警员,都消失无踪,害怕日本人把他们当作英军的一部分。日本军队还没开进市区执行任务。目无法纪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大多数人照老习惯过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来。可是,由于白人老板走了,胆大包天或是走投无路的人就趁机抢劫英国公司的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他们认为抢走白人的财物,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他们破门进入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抢走食物和贵重的东西,只要拿得了就拼命拿。抢劫事件连续发生几天以后,日本军队才出来维持秩序。为了达到阻吓的目的,他们胡乱射杀几个抢劫者,把这些人的头砍下来,放在几座主要桥梁的桥头和几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示众。
  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原来他们在新加坡只是短暂停留,随时会被调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岛屿作战,以便侵占更多的土地。他们不可能把漂亮的脚踏车一起带走。
  尽管日本人和华人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对华人却毫无帮助。我回到纳福路的第二天,看见几个日本兵在路对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门。这是李绍茂的家。李绍茂是莱佛士学院理科毕业生,原在海峡殖民地民事服务部门任职。他的侄儿把大门打开,日本兵便径直走到车房去。他们要的是那辆擦得闪闪发光、亮丽夺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车。李绍茂非常爱惜这辆车,每天都清洗车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从屋子里冲出来,希望汽车免于遭殃。他处世谨慎细致,为自己拥有的房屋和汽车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个华裔学者为荣。他不懂日语,中文书写还可以。由于日文当中应用不少汉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笺簿上挥写,也许是告诉对方他是一个高级公务员,执行公务时需要用到汽车。但是带头的日本军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见这个军官钻进车里,把车子倒开出车房,然后驾走。
  第一次遭粗暴对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对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时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刚好在跨越武吉知马河的红桥对面。我走近红桥时,看到一个日本哨兵在桥头踱来踱去,附近有四五个日本兵围坐着。他们也许是哨兵属下小队的队员。我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我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的困苦日子里,这顶帽子也许可以大派用场,使我免受太阳曝晒之苦。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我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于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我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来时,他做着手势要我沿来时的路回去。我只好从命,总算轻易逃过劫数。还有许多人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罚在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纳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不满日本兵少付车费,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劲儿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事后这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开。他的残暴行为使我大吃一惊。一会儿,那个人力车夫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拉着车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红桥又上了一课。一辆日本兵抢来的汽车,车头插着一面小蓝旗——这是日本三个军阶当中最低的一级:黄旗代表将领,红旗代表校官,蓝旗则代表尉官——经过哨站时,哨兵立正行礼迟了点,汽车经过哨站后突然煞车后退。一名军官从车子里出来,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后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样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这个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车夫一样。这回我就不那么吃惊了。我开始了解,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军官对轻微犯规的士兵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造成的。
  就在这一天,一个日本军士和几个士兵来到我家。他们约略看了看,发觉屋里只有我和园丁忠祜两人,于是认定这所房子可以作为他们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场梦厣就此开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让日本牙医和护士看过牙齿,他们的衣着都很干净。在密驼路小杂货店里的日本男女店员也穿得很整洁。可是来我家里的日本兵,由于衣服不经常洗换,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我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自己家里闻到这股臭味。他们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走来走去,寻找食物。母亲储存的粮食终于给发现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们想吃的东西吃个精光。我不懂日语,无法跟他们沟通,他们就一面打手势,一面发出粗野的声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领会他们的要求,就会被痛骂一顿或挨他们的耳光。这帮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须不刮,头发蓬松,说的是一种既难听又咄咄逼人的话。他们的样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彻夜不能安眠。幸亏他们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当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驻扎时,被俘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营去。从1942年2月17日起,连续两天一夜,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红桥经过。每次我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走廊上看他们,心情异常沉重。他们当中有许多显得非常气馁和沮丧,对自己一下子就被打败,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残兵败将叫人看了很伤心。
  有些却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从苏格兰兵所戴的军帽认出他们的。他们即使战败,列队步行时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发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齐齐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样,挺着胸膛走,不因战败而意气消沉,依然表现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们喝彩,他们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正因为这样,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连的辜加兵当镇暴警察。许多英军也保持着军人本色,其他的军人却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军人。他们身材高大瘦长,没精打采地赶路,有许多没穿上衣,光着身子。要是英军,如果上衣不见了,军士们一般还会戴上臂章。澳大利亚军就不是这样。不管他们是因为气候炎热潮湿而把上衣脱掉,还是在战斗中上衣撕破或丢失,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茫然无助的神情。我了解他们的绝望心情。
  印度军人的士气很低落,我想也许他们认为这场战争跟他们无关。英军投降后几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战俘集中在花拉公园跑马埔。动员他们加入印度国民军同英国人作战,争取印度独立。战俘们有一半愿意参加,他们的军饷和居住条件马上有所调整和改善。拒绝参加者则受到恶劣的对待。
  日本兵离开我家之后不久,便传来消息说,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检证。我看到李绍茂和他的家人离开,认为自己也跟着去方为上策。如果我随后被日本宪兵发现留在屋子里,一定会受到惩罚。于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兰勿刹运动场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车夫同住的“估俚间”①就在铁丝网围篱之内。几万户人家挤在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宪兵站岗。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宇,意思是检查过,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宽慰的。
  跟华人算账
  我永远不明白,关系到一个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无常和漫不经心的情况下敲定。我侥幸逃过日军的检证行动。这个行动是策划马来亚战役的日军参谋迁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将军的同意,对新加坡华人筹款支援中国抗日并抵制日货加以惩罚。
  在检证行动中,受害者的受难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往往简单零星。后来,我才知道在我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过后被送到维多利亚学校的操场,扣留到2月22日。他们双手被反绑,由四五十辆各种各样的罗厘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这里靠近樟宜监狱,离东海岸大约10英里。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在理论上,日本军队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镇压抗日分子的名堂,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采取检证行动,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账。即使在这项行动过后,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在新加坡东部进行扫荡,杀死几百名华人。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闹事的一群。
  我回到纳福路时,发觉房子给日本兵搞得一团糟,但幸亏未被洗劫,有些粮食还保存着。在跟我家只隔着两座房子的布央族车夫的“窝棚”里,堆满了抢来的家具、衣服和小摆设,没有空间再放别的东西。几天后,母亲、父亲、三个弟弟和小妹从直落古楼回来。我们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领日子里生活无常的困苦。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运了。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我听说日本兵把市区经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围了起来。这些房屋的业主是欧洲和亚洲商人,他们和家属不是离开新加坡,就是被关进拘留营。这里原本是一个中上阶层住宅区。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经禧圈外的围栏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头有许多日本和朝鲜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间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诧异,但见一两百个日本兵排成长龙,在那儿轮候。这一天,我没看到一个妇女。但是,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汉字,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所”。这种“慰安所”曾经在中国设立,如今则来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这一所以外,至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头有二三十栋房子,用木板围着。
  当时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诱拐和强迫朝鲜、中国和菲律宾的妇女,到中国战线和东南亚战线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一些荷兰妇女和遭捕的敌国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军官。
  新加坡沦陷后几个月,我在美芝路娱乐戏院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攻打新加坡的纪录片。影片显示日本军队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