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
  不管是不是，我知道怎样得到结果。
  16
  我向莫诺拉警署的科尔解释了我对整个事件的推断，然后，她领我在一张空桌旁坐下，给我拿来博丁的档案。她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给州劳改所打电话。我开始吃力地阅读那一叠厚厚的文件。读完最后一份，我确信博丁是被诬陷的。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深夜，警署收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是在启斯东一间平炉棚内，博丁给了吉姆·斯皮茨许多可卡因。后来斯皮茨承认他是从博丁那儿买到许多可卡因，还拿出一只装有现金的信封。博丁不肯承认。他声称当时斯皮茨约他到平炉棚碰头，是为了讨论工会问题。可是，在现场，警察从他茄克衫的村里中搜出了好几包可卡因。博丁说他根本不知这东西是怎么到他茄克衫衬里中去的，而且，谁都可以拿到他放在钢铁厂锁柜中的这件茄克衫。然而，警察在他的房间里翻出了更多的可卡因。
  法庭审理的时候，陪审团相信了斯皮茨。
  我合上档案，站起来，朝科尔的办公室走去。“我正在等待劳改所的回音，”她说，“他们正在查看博丁在服刑期间是否看过牙病。”
  我问：“吉姆·斯皮茨怎么样了？”
  “审判结束后他就离开了此地，驾着一辆新的布伊克匆匆离开了。听说他现在住在沙勒罗瓦，成了一个二流毒品贩子。”她哈哈大笑了起来，声音很刺耳。“听说他从用来诬陷博丁的可卡因中截留一部分，用作他做生意的本钱。”
  “这么说你一直知道博丁说的都是实话？”
  “当然，”她平静地答道，“我对博丁的律师说过此事，可他从未有所表现，看来他也被他们收买了。”
  “难道你们没有进一步调查吗？”
  她流露出恼怒的神色。“麦科恩女士，这是一个穷镇，我们没有资金和人力来进行这种调查，何况还牵涉到一大笔钱的贿赂。”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想在这儿做一大笔毒品买卖，会和谁联系？”
  “雷·威尔默。”
  “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你找不到了——他死了。被人炸死的。我认为是三K党干的。威尔默是来自惠灵的黑人，他的所作所为惹人注目，这也给他带来了危险。”
  “我还以为三K党在这地区不是很活跃的呢。”
  “上帝啊，已活跃了几十年，而且更为公开化，还出现了黑人被当做罢工破坏者抓起来的现象。30年代的种族歧视，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能为我查出吉姆·斯皮茨的地址吗？”
  科尔眯起了双眼。“你想和他谈谈吗？他是不会承认什么的。”
  “也许是的。可他已被收买过一次，我想他会被收买第二次。”
  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摇摇头。“麦科恩女士，我可以替你找到地址，但我不想这样做。你是代表埃斯梅拉达县治安部门到这儿来获取有关一具尸体的线索的。你已完成了任务，也许你该回去了。”
  “可是——”
  “没有可是。和吉姆·斯皮茨谈话只会给这城镇增添麻烦。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为这个镇加上一条政治和司法腐败的丑闻。”
  电话铃响了。科尔心烦意乱地看了看电话，然后拿起听筒。“我是科尔……好，很好，你要送的地方是——费德埃克斯。”她伸手拿过便条簿，迅速写下埃斯梅拉达县罪犯实验室的地址。她一边挂好便条簿，一边对我说：“博丁的牙齿记录表就要送来了。我给你那个韦斯特卡姆普打个电话，让他知道。”她拨通电话，和韦斯特卡姆普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听筒递给我。
  从韦斯特卡姆普的口气中，我听出他对这个消息一点都不高兴。“麦科恩女士，谢谢你这次的帮忙。”
  “可是，事情还没办成。对奥古斯特人的验尸报告出来了吗？”
  “今天早晨验尸报告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了。心脏上吃过一枪，九毫米的凶器。”
  “有沃克和德克的踪迹吗？”
  “没有。”
  “沃克在电话公司的电话记录怎么样？你向他们要了吗？”
  “嗯，问题是，法官不肯作出索取电话记录或对沃克家里进行搜查的决定。他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她掩埋尸体。他说得有道理。”
  “我想是的。”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到绝望镇？”
  “我也说不准。”我看了看手表。已过下午3点，可我还没吃午饭。“顺利的话，我办完这儿的事，也许能赶上傍晚后的一次航班。回去后我就来找你。”然后，我把听筒还给科尔，她一直在饶有兴味地听着。
  “你这儿的事办完了吗？”科尔再次重复问我。
  “是的，我该收拾行装了。我答应过那位作家阿莫斯·里特，我离开之前一定要办完。我们合作得很好。”
  她怀疑的表情说明她不相信我的计划会这么简单。
  我又说：“你说得对，我在这儿的事办完了。我要回去了。”
  科尔点点头，还是流露出不信的神色。“好吧，祝你旅途愉快。”
  科尔要证实我是否离开的第一个人是珍妮·施米特，因此，我得回到客栈，告诉这位女老板我要走了。珍妮感到很惊讶，说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了。我把东西装进包里，又给作家阿莫斯·里特打了个短暂的电话。
  “这儿的贩毒分子经常在哪儿出没？”我问。
  里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利弗公园。就在利弗街旁边，从一座铁路立交桥下面过去，你就到公园了。”
  “谢谢。”
  “等等——你现在就去吗？”
  “是的。如果警署的科尔打电话来询问我的行踪，请告诉她我到机场去了。”
  “莎伦，我觉得你不该一个人到公园去，至少得带上枪，你可以从我的收藏中借一枝。”
  “不用了，只是过后也许我要借用一下你的电话。我可以顺便来吗？”
  “随便什么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小心点。”
  一座黑色铸铁立交桥横跨在一条小道上，我从立交桥下面经过，来到河滩边。
  利弗公园并不美丽：仅是一块平坦但很肮脏的士地，北部边缘才有一片柳林。只有两个人，坐在一张破旧的野餐桌旁。看到我时，其中一个站了起来，对他的同伴说了句什么话，然后沿着河滩散步去了。另一位长得瘦瘦的，白头发，苍白的皮肤，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我向他走过去时，他拉下那顶蓝色手编帽子，压在脑门上。
  我在他面前隔着野餐桌停了下来。“下午好。”我说。
  他迟疑了一下，仍然打量着我，然后简单地点了点头。
  “经常到这公园来吗？”
  他耸耸肩。
  “我这样问是因为我在找一位据说经常到这儿来的人——吉姆·斯皮茨。”
  一种认可的表示在他脸上一闪而过。紧接着他又耸耸肩。
  “他住在沙勒罗瓦。你认识他吗？”
  “他既然住在沙勒罗瓦，为什么经常到这儿来呢？”
  “为了生意上的缘故。”
  那人眯起了双眼。“你和他做过生意？”
  “可以这么说。”
  他又把我打量了一番。“你不是急于要出货吧？”
  “不是。”
  “也不是买进？”
  “不是。”
  “那为什么？”
  我摇摇头。“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那好，我帮不了你的忙。”
  我从手提包中拿出20无纸币，放在他面前。“这是你的了，如果你能见到斯皮茨并让他按这纸上的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的话。”
  他看看那钱，然后掉过头去。
  我又拿出一张。“这一张正在等待着你，我接到斯皮茨的电话后，麦克格莱恩依酒店的跑堂会给你的。”
  他用舌头舔了一下上唇，双眼紧盯着那两张纸币。于是，他伸出了一只手。他把我给的一张纸币和一张写有阿莫斯·里特电话号码的纸条，塞进了牛仔裤口袋里。
  “我不能保证斯皮茨会给你打电话。”他说。
  “只要你告诉他：我是在替T。J。戈登干活，他会的。”
  “T。J。戈登。”他重复了一遍，但似乎并不在乎这个名字。他站起来，转身朝立交桥下面的那条肮脏小道走去。
  我看着他走开，然后回过头来望着水面。一只大型平底船正好行驶在河面上，水浪翻滚，涌向岸边，轻轻拍打着满是小卵石的河滩。我就这样站在那儿，看着那船转过一个弯道。倒闭的钢铁厂就在那儿。这地方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可又感到有点熟悉……
  一座铁路立交桥……两个人，也许是三个人……水面上的热闪电……
  不可能。为什么呢？太巧合了。巧合是有的。
  我问过安娜这事，她说不知道。可安娜来过莫诺拉。
  她撒谎了。是的，她撒谎了。
  在那铁路立交桥下，我发动自己的出租车，朝作家阿莫斯·里特的住所开去。
  “在利弗公园和怀特谈过话的是你吗？”声音中带着喘气声，最后又咳了一声。
  “是的。你是斯皮茨先生？”
  “T。J。戈登怎么啦？”
  “我是他手下的。他想给你一些钱。”
  “这一次他又要我干什么？”
  “我最好跟你当面说。我们可以见面吗？”
  又是一阵咳嗽，这使我想起了赫布·佩斯。毫无疑问，这里的人们呼吸器官大多有毛病。数十年来，他们不得不生活在钢铁厂排出的污染气体之中。
  最后，斯皮茨说道：“戈登已经赚了好几百万。几百块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可这是给你的，斯皮茨先生。”
  他沉默。
  “斯皮茨先生？”
  “听着，我怎么知道你不在撒谎？”
  “你是不知道。可你又会失去什么？”
  “许多。”
  “我不是警察，你不用担心，问问怀特就知道了。我的上司为你弄到了一批新货。”
  斯皮茨又喘气了。“好吧，那就给500块，我们见次面。”
  “那就说定了。什么时间？在哪儿？”
  “今晚八点，利弗公园。我在你和怀特说话的那张野餐桌旁等你。一个人来。”
  “到时我会来的。’哦放下了电话。
  阿莫斯·里特走过来，在我背后站住，皱着眉头。“一定是他。”
  “嗯，嗯。八点钟我到公园去会会他。”
  “我不赞成。”
  “不会有事的。”我犹豫了一下，“我一直请你帮助我，现在又要请你帮忙了。斯皮茨要500美元，我没有带那么多现钞，只有200美元，其余的可以向你借吗？”
  “当然可以。你还需要什么？”
  “想暂时借用一下你的枪。”
  我拿了阿莫斯给的钱，并从他的收藏中挑选了一技小巧的0。38口径手枪，然后查了查一本当地电话号码簿。在阅读博丁案件时，我发现他父亲还住在莫诺拉，我决定去拜访他一下。我离开阿莫斯住房时，这位作家带着忧虑的目光站在窗户前。
  埃德·博丁的父亲住在钢铁厂旁边一幢五层楼退休工人楼房里。我走出三楼电梯时，透过窗子望见钢铁厂全景，它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苍凉、萧瑟。
  我敲响了317单元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拄拐杖、身体很虚弱的老人。我给他看了我的名片，问他能否谈谈他的儿子。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挂念和忧虑。我在他指的沙发上坐下，他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也坐了下来，警惕地把拐杖放在了我们中间。
  “博丁先生，”我说，“我知道，这几年你很艰难，而且你也不想再回忆那些令人不快的经历。可在调查过程中，我已发现了一些也许能帮你儿子洗清罪名的事实。”
  老博丁的手紧握住那根拐杖。
  我继续说：“我知道，被捕前你儿子就担心管理部门要除掉他。”
  老人垂下头，表示默认。
  “他和你说过他的担心吗？”
  他清了清喉咙，低沉地说道：“对于公司的事，我儿子谈的不是很多。孩子对父母都有戒备，他不想让我为他担忧。”
  “可当时你知道他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过吗？”
  “噢，知道。不只是他的安全，而且是他的性命。他了解戈登那帮人。工会地方分会是那帮人的主要问题。削弱工人力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除掉他们的头领——我的儿子。”
  “对此，你儿于没有任何防备吗？”
  “有的。在他被捕前三个星期，我儿子把一只帆布包交给了我，说里面放着备用的衣服和现金，以备不测。”
  我曾怀疑埃德·博丁和奥古斯特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