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兴致勃勃地谈到她的范围较广的朋友网络。有一些是比她小10到15岁的以前的学生，大多数是女性，但她也有关系很亲近的男性好友。她的几个朋友是在她家里举行的婚礼，其中有男的女的。她的许多朋友现在都结婚了（包括一些女同性恋），吉莉安与他们关系融洽。一对已婚的夫妇每周一晚上都会在心理治疗后来到她这里。他们来这里缓解生活压力，吃着墨西哥玉米煎饼，一起看《古董巡回秀》。其他的朋友在生活的特殊时期——在离婚后、有创伤的时候以及重病恢复期也住过她家。
  很多年以来，工作、教育及家庭责任致使瓦努娜没有腾出多少时间来栽培友谊之花。她住在桑那马乡村，那里是海湾地区少数族裔种类最少，而且非裔美国人比例最低（），这一切导致她找女性朋友。长大的孩子们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但是，瓦努娜逐渐地创建了一个单身女性的朋友圈，这些朋友支持她，和她一起旅行及娱乐。她最好的朋友是在工作中遇到的两个美籍西班牙人。2002年，为了给一个表妹过生日，她从拉斯维加斯旅行归来，她表妹已经离异，现在成了她的好朋友。
  发展与朋友圈和大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2）
  对于不同的单身女性来说，朋友圈的含义截然不同，就像这些事例所证明的那样。我和瓦努娜的朋友圈以单身女性为中心，而朱丽叶和吉莉安却有更多的已婚的朋友。瓦努娜和吉莉安有许多比较年轻的朋友——其中有瓦努娜长大了的孩子，以及吉莉安以前的学生。所有的朋友网络都起源于一个团体——对朱丽叶和我来说是政治团体，对吉莉安和瓦努娜而言是来自工作单位。
  维持一个团体
  新单身女性主要通过朋友网络来建造和维持团体。研究者发现，有四种类型关系——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同事之间、邻居关系——可以创建维系个人团体的网络，在这其中，朋友提供最大程度的关联
  巴里·威尔曼：《地球村的网络》，哥伦比亚：西视点出版社。1999年，84页，下同。威尔曼发现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独立个体，平均来说，都与3到6个人关系亲密，5到15个重要但关系不太牢固的人，大约有1000个熟人；萨顿：《孤独者期刊》，85页。。朋友是在特殊的组织或环境下（学校、大学、工厂、教堂、体育馆）走到一起的人，从而形成今天社团的基础。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在《一个人的游戏：美国团体的瓦解和复兴》里，发现单身人与文化概念上的孤独和自私的形象不符，同已婚人相比，在家庭之外有着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与其他的人口统计学特点相一致的是，”他写道，“婚姻和孩子对于会员从事体育、参与政治和文化团体来说有负面影响……与统计中的单身人比较，已婚夫妇很少去参加俱乐部的聚会……单身及没有孩子的成年人比已婚人或成为父母的人对政治话题略微更感兴趣。”罗伯特·D。普特南：《一个人的游戏：美国团体的瓦解与复兴》，纽约：克蒙&斯克特，2000年。
  邻里关系也可以成为团体的一个来源，比如朱丽叶。朱丽叶与街坊邻居之间的关系走得很近，这能为她分担不同的日常事务。她住在城市中心的一个街区，主要由只有一层的木房子以及小公寓楼组成。这个小区很安静，虽然它邻近两条繁忙的大街。在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城市里，这个小区的租房者和房主们形成了一个社团。他们大都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新来的人也会很快加入到这个团体中去。他们举行家常聚餐，交换食物，有困难时互相帮助。朱丽叶从单身母亲时起到现在她一个人生活，一直都维持着这种邻里关系。她说：“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朋友，比如，最近我装修房子时，我在街对面的邻居家洗衣服。一个邻居给我送来了煮熟的鸡蛋，其他人邀请我吃饭，这就是一个团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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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性行为
  我、朱丽叶、吉莉安都有过除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有时发生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虽然我没有明确地问瓦努娜，她只谈到了与两个丈夫的性关系。当步入四十多五十多岁时我们部分地接受了单身状态，逐渐接受性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为了对最后一章的讨论加以补充及强调性欲的多样性，我现在来描述一下吉莉安和朱丽叶是如何谈论她们的性生活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名学生将吉莉安介绍给她的单身父亲萨姆，他比吉莉安大10岁。她发现萨姆很有吸引力，喜欢有他陪伴，很欣赏他能支持并关心她的工作。她羡慕他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他同孩子和孙辈们的关系亲近。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们有相同的政治信念。对吉莉安来说，“在各个方面他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虽然她没有同他身处爱河，吉莉安最后仍同意做他的情人。“我很好奇，”她说，“因为离最后一次性生活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我并没有过强烈的性冲动。我害怕自己会丧失性功能，但当我们发生性关系时，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功夫十足。我的身体没有一点问题，非常棒。”但吉莉安没有停留在性关系上，她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只能是与“人生伴侣”发生的有爱情的Xing爱，与一个牵动她“内心和情感”的人来享受人生之“性”福。吉莉安宁愿独身，也不要没有爱情的性。她同萨姆保持着朋友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关系逐渐加深，这样一来，既有爱情又有Xing爱的关系有望出现。
  相似的是，在五十多岁时我和瓦努娜也接受了独身状态。我们过去都有过和谐的Xing爱，不喜欢随意地发生性关系。我们过着充实的生活，而不愿意勉强自己迁就别人。而朱丽叶可不想一个人独身，她认为自己性欲旺盛，觉得女同性恋很难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朱丽叶解释说：“性对我来说不像别的女性那样有太多的包袱，我不反对随意的性行为。但接受这种观点的部分女同性恋团体趋于年轻化。”
  我们知道，朱丽叶同伊丽莎白分手主要是因为她想要更多的性激｜情。虽然她不反对随意的性行为，但她更喜欢在一个同居关系、家庭的环境下有“激｜情伴侣”。她想要再次度过早年经历的同性恋生活，那是她早期婚姻中理想的日子。我们在下一部分考察了她的婚姻为什么行不通。2003年春天我最后一次采访她的前一年，由朋友安排介绍了一个女同志，这个朋友知道朱丽叶和那位女性都不会对“严肃关系”感兴趣，两个人都想要的是床上床下的乐趣而已。结果她们的确很有乐趣，并开始了一种婚恋关系。
  从支持结构到意识改变（1）
  虽然单身女性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新单身女性所需的必要因素，但有了这些并不意味着一个单身女性会自动地接受、满意自己的单身状态。只有我们四个人在四十五六岁快到60岁期间经历了幻想破灭的过程，我们才真正接受单身生活，并承认它是一件好事。
  对于瓦努娜，她的第二任丈夫的去世是一个转折点。1994年瓦努娜49岁，她的丈夫去世有几年了，她是我首次采访时很少几个没有去找伴侣的女性之一。她说：
  现在同孩子和孙子们在一起，我的生活很充实，他们都住在我附近。我也想找一个，但我认为那只是因为我所受的一夫一妻制的教育的结果，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这样做。或许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期望已经改变。我并不想找仅仅为了让他围绕在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如果他是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宁可没有他。我可不想一开始就要做出许多让步。我也不想去按他的安排去做事。我需要明智的鼓励以及其他方面的鼓励。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在一个人身上会发现所有这些。现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真正担心的就是我自己。
  2003年初我读起这些话，回想起那时的瓦努娜，一晃已经8年多了。她还是单身，还是坚持同样的认识。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支持结构——尤其是她拥有自己的家，让她满意的律师工作，朋友补充了牢固的家族网络——这一切为她满意的单身生活奠定了基础。
  对我来说，成为我人生转折点的是集体家庭的破裂。我吃惊地发现我喜欢在自己的家中同儿子在一起。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我已经安于这种令我满意的生活，周围有支持我的朋友圈和松散的社团，我又同父母、外甥、侄儿等恢复了联系，还有我喜欢的教学工作以及建立了一个女性研究的项目。这一切安顿下来之后的3年，我决定去找会成为好丈夫的以前的男友。在我寻找心灵伴侣期间我拒绝了他，我是不是犯了个大错误？
  我正要去中西部，一方面给我的父母庆祝结婚50周年，另一方面也为了崔姆博格大家族的重新团聚。因为要从他住的城市路过，我事先给他打电话并约好和他见面。那时我的两个修女姨妈带着我7岁的儿子去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和拉里在咖啡馆见面。他已经娶了另一个律师为妻，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他的股东，他们一起抚养她前一个婚姻的孩子。多年来拉里在州立法机构供职，作为民主党员在共和党选区重新参选了许多次。他在过着自己在30岁出头时憧憬的生活，他一定会是个好丈夫，但是我认识到我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告诉他我与之不同的生活时，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经创造了适合我的单身生活。我拥有一个家，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住在大学城里，却与我母亲的生活完全不同。40岁时单身的我收养了一个孩子。在追求全职事业的同时还抚养一个混血男孩，这并不意味着我在重复母亲的生活。就像我的父亲，我是一名教授，但我是从事女性研究的教授。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混合在城市郊区，也在改变着它。第一次，我预见到这可能就是我永久的生活方式。
  在快到60岁的时候，吉莉安找到了似乎合适的伴侣，后来却意识到那不是她想要的，她这才开始接受自己的单身生活。1994年，吉莉安想要一种“美好的、深刻的、一对一的关系”。她责备自己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找伴侣。“我希望我将找到一个长期的、深爱着的伴侣，”她说。“但是眼下的情况却是我没有这样的关系，我也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很多。我还在旁观中。54岁的我或许不应该那样做。”2002年决定同萨姆分手之后，吉莉安那时已经是62岁了，感觉和以前大不相同。她还是一个人生活，但她更加“平静、安定和快乐”。虽然如果有人对她有好感，她对Xing爱还是持开放态度的。但她不再像以前积极地寻找伴侣，也不为缺少伴侣而悲伤难过了，不认为保持单身是自己出了问题。她的单身生活还是“很不错的”。因此，8年来吉莉安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是她的看法却变了很多。
  从支持结构到意识改变（2）
  直到50岁时朱丽叶才放弃她那个理想伴侣的梦想。对她来说，这就意味着和女同性恋伴侣一起抚养孩子。1995年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朱丽叶刚刚遇到了帕特。帕特是一个有着5岁的儿子，比她年轻得多的女性。她们约会了8周。帕特似乎满足了朱丽叶渴望激｜情和伴侣的愿望，让朱丽叶高兴的是第一次她有一个　“住在十分钟远的路程，在同一座城镇，有同一个区号”的女朋友。
  但是朱丽叶对未来有所顾虑。“我不清楚是否想同别人一起生活，”她说，“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有一起居住的人，因为我女儿就在私立学院上学，但是显而易见它是我的房子，你要按我的方式做事。当有个人住在你的房子里时，你就要同他商量，我不想那样。在一起生活，给他洗脏袜子，我可不想这样做。”8年后读到她的原稿，朱丽叶真希望自己能听从当时的考虑。
  相反，朱丽叶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带着儿子搬到帕特那里生活。她从同伊丽莎白的极端的关系，两个人过着分居的生活，到和帕特一起生活。回想起来，朱丽叶意识到她早期预想的传统的夫妻关系：“她有一个孩子，我想同伴侣一起抚养孩子多好呀。我女儿4岁时我同丈夫分了手。现在有机会在一个核心家庭里和同性恋者抚养孩子，我想：‘噢，我从来没有那么做过的，尝试一下太酷了。’但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只有一段时间还不错，但终究行不通。”
  虽然心灵伴侣的理念似乎对朱丽叶没有吸引力，她不相信作为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的她已经接纳了核心家庭的文化理想。朱丽叶将近50时还和帕特一起拍拖。“和一个只有6岁的孩子给我礼物庆祝我的第50个生日真是够怪的。我自己忙于家庭教师协会和学校午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