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节
作者:
插翅难飞 更新:2021-02-18 00:25 字数: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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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事应归粤办”,反映出何桂清等一班沿海疆吏的观念。他们将英法两国在广州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广东省与英、法之间的战争。既然江苏官员与英、法关系尚好,上海就不应当开战而成为第二个广州。何桂清也将此想法向咸丰帝报告,提出了具体的理由:一是每年约百万余石漕米由上海放洋,上海已成南漕海运的中心;二是上海每年对外贸易的关税达数百万两;三是上海的厘金也有相当大的数额。前一项牵涉到京城的粮食供应,后两项实是江南大营等处清军的军费所在。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何桂清此次没有说,但江苏的官员曾多次上奏过,那就是上海一旦开战,清朝势必陷入两面作战,若“夷人”与“长毛”联手,东南局势将不可收拾。何桂清的主张居然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上谕中赫然写道: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上海华夷既无嫌隙,自应照旧通商”。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2)
与何桂清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当时的闽浙总督王懿德。他在奏折中称,如果英国军舰前来“窥伺”,“惟有责其恪守和约,析之以理”。
也就是说,只打算坚守条约维持和平,而不准备与之交战了。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由此而出现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的一部分与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部分却与英、法和平共处。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两国交战,应该撤退平民、中断商贸、向对方封锁港口、并在一切陆地和水域进行全力拼死的战斗;而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却出现另一番景色,酒杯照举,生意照做,一切与平时并无二致。它们是交战国中的“和平区”。而上海尤其突出,清朝的官员与英、法官员往从甚密,有时还称兄道弟,上海港依旧向英、法军舰张开怀抱,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北上南下的中转站和补给基地。这些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咸丰帝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广州是英法联军的占领区,咸丰帝既不派兵也不拨饷,只是让当地官绅“自救”,因而大体处于和平状态。上海等四个口岸又是咸丰帝特批的“和平区”,英法军舰和部队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那么,战区又在哪儿呢?在北方,就在咸丰帝顶顶恐惧的天津一带。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来到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限六天内派大员前来谈判,否则采取必要手段。强盗已经打上门来了,咸丰帝仍不欲还手,谕旨中称:“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而他在天津的“柔远之方”、“羁縻之计”,仍如其在广州和上海等地的对策,距近代国际观念十分遥远。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与各国交涉,其“锦囊妙计”是行分化瓦解之策:对俄国表示和好(中俄和谊已达百年,俄国不应帮助宿敌英国和法国,若能助顺,可在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三口之外,另开两口,以合五口之数);对美国设法羁縻(广州之战时美国未助恶,大皇帝嘉尔守信秉义,若提出的要求无伤体制,可以恳大皇帝开恩);对法国进行劝告(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助清军攻剿,曾蒙大皇帝嘉奖,若今后不助英“夷”为害,仍可通商如旧);对英国严词诘问(广州攻城祸及商民,现在广东百姓齐心忿恨,如仍想在广东通商,必至受亏)。咸丰帝自以为,如此说辞必可拆毁四国同盟,孤立英国,然后再请俄国、美国出面调停说合,即可迫英国、法国以就范围。他还恐谭廷襄辞不达意,让军机大臣代拟了在谈判中答复各国的详尽辞令。
从未办理过对外事务的谭廷襄,严格遵旨行事,结果处处碰壁。英、法两国高级专使或以照会格式不合而拒收,或以谭氏无“钦差全权”头衔而拒见,其派头一如当年广州的叶名琛。谭廷襄能够说上话的,只有以伪善面目出现的诡计多端的俄、美公使。六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因兵力尚未齐集,尤其是能在海河中行驶的浅水炮艇不足,英法联军推迟了进攻。咸丰帝一计未成,未能再生一计,而是固守旧策了:他一方面对四国的要求一概拒绝,只同意可以酌减关税;另一方面又不准谭廷襄决裂开战。这种不死不活的决策难死了承办人员。由于英、法专使始终拒绝会晤,谭廷襄只能去求俄、美从中说合,而俄、美却乘机提出了谭廷襄不敢答应、咸丰帝也不会答应的要求。在此等交涉中,就连谭廷襄也都看出俄、美与英、法沆瀣一气,“外托恭顺之名,内挟要求之术”,决不会为清朝向英、法“说合”。于是,在交涉不成、一筹莫展之际,谭廷襄鼓足勇气向咸丰帝提出自己的“制敌之策”: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全部闭关,停止贸易;两广总督黄宗汉“速图克复”广州,使英、法等国“有所顾惜震慑”;然后由他出面“开导”,使各国渐就范围。在这份奏折中,谭廷襄还流露出不惜一战的情绪。
且不论谭廷襄的建策是否能行果效,但咸丰帝就连这种长江以南地区的反击也不敢批准。他认为,若上海等处闭关,海运的漕粮正在途中,恐激之生变;若克复广州,黄宗汉尚在赴任途中,柏贵已被挟持,虚张声势只能徒增桀骜。他看出谭氏有自恃大沽军备完整、不惜一战的念头,则警告说:“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启兵端。”他的办法,仍是让谭廷襄对各国的要求予以驳斥,并下发了军机大臣代拟的驳斥理由。如此一来,退兵之策仅剩下谭廷襄的两张嘴皮子了。但英、法高级专使拒不相见,谭廷襄即便浑身是嘴也无处说去。
1858年5月18日,英、法专使及其海陆军司令会商,决计武力攻占大沽,前往天津。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限清军两小时交出大沽,被拒绝后,遂以炮艇12艘、登陆部队约1200人进攻大沽南北炮台。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守军不支而溃。5月26日,英法联军未遇任何抵抗,进据天津。5月30日,四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大沽炮台的失陷,极大地震动了清王朝。自1850年咸丰帝上台未久英使文翰派翻译麦华陀北上天津投书后,大沽一直是清朝修防的重点。该地设有炮台四座,平时守军约三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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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3)
咸丰帝得知广州沦陷后,立即考虑了大沽的安全,另派援军六千余人。然而,因距前一次战争时日久远,清王朝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从未领教过西洋兵威的咸丰帝,没想到精心设防号称北方海口最强的大沽,竟会如此轻易地落于敌手。天津可不同于广州,距北京近在咫尺,虽说“长毛”四年前也打到过天津,可这次来的“逆夷”凶过“长毛”。咸丰帝似乎听到了敌军火炮的轰鸣,感到身下皇位的微微颤摇。再也不能固守旧计了,这次得作一点让步了。他于6月1日授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与各国谈判。桂良、花沙纳面聆圣训后,出京赴难去了。惠亲王绵愉的提醒,又使咸丰帝想起一个人,那就是前文渊阁大学士耆英。
6月2日,他召见了这位谪臣,秘密部署机宜。当日授这位已革工部员外郎为侍郎衔,命赴天津参与谈判。6月3日,咸丰帝又下旨,命直隶总督谭廷襄主持“剿办”,命侍郎衔耆英主持“议抚”。咸丰帝在桂良、花沙纳之后又派出了耆英,是想利用耆英当年主持对外事务时与英、法的老交情,在谈判桌上讨一点便宜。为此,他于6月7日密谕桂良、花沙纳,和盘托出了他精心谋划的机宜: 耆英谅已驰抵天津,即可往见英、佛(法)、米(美)三国,将所求之事,妥为酌定。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漏泄。此时桂良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
咸丰帝是让桂良等人唱白脸,让耆英来扮红脸。红脸白脸,有恩有威,在这位年轻的皇帝心目中,“驾驭外夷”几与哄弄儿童无异。咸丰帝的这一计谋又破产了。桂良、花沙纳到达天津之后,会见了四国使节。英、法、美态度强硬,俄国公使却设下了一个圈套:若同意应允俄国的条件,可以代向英、法说合。而咸丰帝寄予厚望的耆英,英、法专使一点也不照顾昔日的情面,却以其无“便宜行事”头衔,只派出两名翻译接见。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之后,劫掠了两广总督衙署的档案,对耆英当年阳为柔顺、实欲钳制的底牌了解得一清二楚。会见时,这两名年轻的翻译手执档案,对耆英讥讽怒骂,大肆凌辱。耆英此时已年近七旬,在政坛上已被冷落了八年,对此次因咸丰帝看重而复出喜出望外。他本以为凭着他先前多年办理“夷”务的老经验,凭着他当年与英、法等国使节的老交情,此行一定会有收获,自己也可藉此东山再起。他万万没有想到竟会遭到此等羞辱,实在不堪忍受。两天后,便从天津返回北京了。还剩下桂良和花沙纳。他们手无可战之兵,更无权屈和。面对英、法的凶焰,他们忍气吞声,行“磨难”功夫。他们曾多次请求态度相对温和的俄、美使节出面说合。俄、美乘机伪饰调停而最先获利。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中俄、中美签约后,咸丰帝原以为俄、美“受恩深重”,必然会知恩图报。6月14日,咸丰帝又收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的奏折,得知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竟然在对条约内容尚未作出判断前,指示桂良,让他劝说俄国公使普提雅庭: 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指《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定约(指《瑷珲条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在咸丰帝看来,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自然算不上什么。哪知这些没有良心的“夷”人,受恩不报,表面上敷衍,背后里却帮助英、法,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迹未干的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皆有措辞严密的无限制最惠国条款,英、法抢到的一切利益,俄、美都可“一体均沾”。 1858年6月2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照会桂良,如若继续迟疑不定,即进军北京。6月25日,英方提交和约草案56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咸丰帝闻此消息,准备决裂开战。桂良等人心知,开战必遭失败,到时更不可收拾,便不顾旨意,于6月26日与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又于6月27日与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之后,桂良才上奏,力言“战之不可者”五端,宣称“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
事情已经如此,咸丰帝仍欲讨价还价,桂良的奏折又到了,转告英、法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先例,由皇帝在条约上朱批“依议”二字方肯退兵。到了这个时候,咸丰帝感到无力抗争了,只能拿起朱笔,在桂良进呈《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上,分别写上了“依议”两个字。炮口下的谈判,结果只能如此。咸丰帝胸口积郁着一股怒气,只能将气撒在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4)
《中俄天津条约》共有12款;《中美天津条约》共有30款;《中英天津条约》共有56款,另有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共有42款,另有补遗6款。从条约的内容来看,《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危害中国甚烈。由于各国条约中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