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节
作者:插翅难飞      更新:2021-02-18 00:25      字数:4717
  第七章 “造反”、“造反”(2)
  在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文渊阁大学士讷尔经额先后革拿后,咸丰帝此时选用的是清一色皇亲。惠亲王绵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于道光帝诸兄弟除绵愉外皆先于道光帝去世,绵愉作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丰帝登基后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礼。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原为蒙古贵族,因过继给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庄敬和硕公主,而袭封郡王。他长年在北京担任御前之职,道光帝去世时为顾命大臣之一。
  恭亲王奕訢因皇位之争与咸丰帝有隙,在此危急关头不能再计前嫌。一位是亲叔叔、一位是过继的表兄,一位是亲弟弟,自家人总比外人可靠,总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们更多一份忠诚,他们的生死荣辱早已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一体。咸丰帝此时更看重血浓于水的亲情。强自打气的命将仪式,丝毫无补于京城内的慌乱气氛的改变。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北京城内就有不少官员请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名声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约其同作走避之计。待到此时,京内官员甚至有不待请假便仓皇出城者。
  由于命将仪式,咸丰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员带领觐见的仪式向后推迟,不料这些官员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谁愿陪亡国之君做亡国之臣?久为传颂的“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此时被翻新为“家贫出忠臣,国乱出孝子”。意即讥讽那些家贫而无资逃亡的官员,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出忠臣”,而此时请假出都者,不是托辞归养,就是借名迎亲,作出万般“孝子”状。
  “树倒猢狲散”是历史的结局,但就过程来观察,不待树倒而只是树摇,猢狲们早已纷纷逃散。因此,尽管命将仪式后颁布的谕旨立即发出邸钞,多作胜券在握之词,“天戈所指,自可剋日荡平”,但前门外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已如荒郊,罕见人迹。
  只是车马行前人头攒动,车资马费的价格一路高扬,比平日翻了几个跟头。逃亡的也罢,留京的也罢,此时他们最最关注的是咸丰帝的神情,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体会到咸丰帝此时心乱如麻。
  犹如强弓射出的疾箭,飞得甚速甚远,但毕竟有力竭堕地之时,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扫荡,兵力最多时扩充到四万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里处,便无力继续向前了。他们只能在天津近郊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扎营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尽管太平天国北伐声势甚壮,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难免悲剧的命运。这不能不从定都天京说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总人数有五十万,这是将男女老少一并计算,而真正能征战者不过十多万。北伐去了精兵二万,保卫天京及附近地区用兵四万,其余大多用于西征。这种兵力分配,在当时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咸丰帝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
  向荣受此严旨,不得不全力攻击雨花台、太平门、朝阳门、汉西门、神策门,虽未能奏效,却是太平天国的腋肘之患。与天京的巩固不同,作为北部屏障的扬州在江北大营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咸丰帝同样也给江北大营主帅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
  到了1853年,扬州太平军已陷于绝境,最后在援军的救助下突围而出。太平天国的江北据点仅剩下瓜洲。天京的东部屏障镇江,虽未如扬州那般失守,但也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围攻之中。除了天京、扬州、镇江三地的战守外,为了首都的供给,太平天国又开始了西征。这次战役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皖赣根据地,使得太平军能坚持长期的战争,但要保住这片根据地,只能与湘军为主的清朝各类武装反复厮杀。西战场由此成了主战场。此处的情节,我在第五章中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详言。由此可见,既然定都天京,保卫首都就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太平军的主力应坚守此地;为了保住首都,保证供给,西征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杨秀清对此极为重视,先后派出了石达开、赖汉英、罗大纲等重将,也多次抽调精兵增援。这样一来,北伐处在第三的位置上了。尽管杨秀清后来在1854年2月派出援军近万人,也已进至山东临清州,但因主将不力,部众发展过滥,三个月后便败亡了。已到天津的北伐军,只是一支孤军。让这么一支孤军去推翻清王朝,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派军北伐,犯了孤军深入的战略错误。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历史学家为了研究的必要,也为太平天国设想了种种方案:或从武汉直接北伐,经河南直扑北京;或从天京全师北进,尽早与清朝进行战略决战;或定都后全力经营江南,先图南中国,廓清后方再北上……每一种方案都各有利弊,但看到历史结局的“事后诸葛亮”们一致断言,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都会比偏师北伐的结局要好许多。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白送给咸丰帝一个战略胜利。
  第七章 “造反”、“造反”(3)
  尊贵的皇叔绵愉出为奉命大将军,那只是借重声望挂名而已,真正出征的是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一条蒙古汉子做起事来却粗中有细,率军出京后,并不急于进攻,却择要防守。这种慎战与钦差大臣胜保的浪战形成对比。对于胜保的多次败绩和怠误,咸丰帝的手法一如对待向荣和琦善: 若执意玩视,必以汝身家性命相抵!
  在天津近郊静海、独流驻守待援的北伐军,此时最大的对手似乎不是“清妖”,而是气候。习惯于在温暖的山岭中赤足行走的两广“老兄弟”,难抗北方冰天雪地的严冬。他们没有保暖的衣被,也没有御寒的知识。刺骨的寒风成为他们难以克服的大敌。除此之外,与南方的稻米相比,他们的肠胃也不适应于北方的麦粟,至于玉米、高粱之类更使他们难以下咽。如此的饥寒交迫,非战斗减员超过了战场上的死伤。在困守三个多月后,1854年2月5日,北伐军被迫从静海、独流南退,一路遗尸。2月7日退至河间束城镇。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率马队当日赶到束城,北伐军再度被围。
  一个月后,待援无望的北伐军再次突围南下,被僧格林沁、胜保两部困于阜城。北伐军在天津的停顿,使咸丰帝看到了转机。原先的保守京师的战略,转变为消灭北伐军的战略。可是,天津近郊与河间束城的两次突围,虽减轻了京师的压力,却又不能不使咸丰帝生气,谕旨中充满着斥责。怎能让这些“长毛”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哪知痛骂的声音尚未消失,仅剩下数千残兵的北伐军又从阜城突围了,于5月5日占领了东光县的连镇。不久,林凤祥听到北伐援军的消息,遣李开芳领兵一千人南下山东高唐。连镇是一个运河边不大的镇子,却在近代战争史上留下了美名。林凤祥率兵数千,顽强抗拒僧格林沁的两万大军。原本以为战事会很快结束的咸丰帝,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毫不掩饰地写下这样的朱批: 朕数日未阅军报,即觉烦闷难堪。今早忽接军报,以为必可得手。及细阅情形,仍属敷衍。若不赶紧灭尽,何日是了!又藉口冰雪皆融,若早能歼灭,焉致今日之费力,断不能再宽时日!
  可是宽不宽时日的决定权,并不掌在咸丰帝的手中。林凤祥孤军在连镇坚守了十个月,以一当十,以至弹尽粮绝。1855年3月9日,咸丰帝终于接到僧格林沁的红旗捷报,脸上出现了多年不显的笑容。这胜利虽然来得太晚,但直隶境内的“长毛”灭绝,毕竟是一个天大的胜利!看来新年之后数度斋沐祭拜终于有了效验。当日,他下了两道谕旨,一是皇恩大开,晋僧格林沁为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命其移军高唐,扑灭北伐军李开芳部,并命将师老无功的钦差大臣胜保押解北京;二是下令各衙门作好准备,一个半月后将亲驾西陵,祭拜其父道光帝和各位列祖列宗,感谢他们的保佑。北方的军务使他两年未亲赴山陵了。僧格林沁率军至高唐后,改变了胜保先前大兵强攻的战法,而是网开一面诱李开芳出城。李开芳见僧部至,知林凤祥已败,于3月17日乘夜率骑八百人向南突围,据守茌平县的冯官屯。僧格林沁虽有马步万余,然对一座小小的村庄也不肯死攻,而是挖沟引水浸灌。冯官屯成了一片泽国,水深二尺至五尺不等。
  至5月31日,僧格林沁诱捕了李开芳,北伐军全军覆没。咸丰帝闻此喜讯,颁赐恩赏大得惊人,居然让僧格林沁以亲王“世袭罔替”。按清代制度,皇帝之子可封亲王,而亲王以下的子孙,一般都要降袭,如亲王之子降袭郡王,郡王之子降袭贝勒,贝勒之子降封贝子,贝子之子降封镇国公……这种制度是吸取了明朝封王过多的教训,避免数百年后亲王遍布天下的局面。因此,清朝的亲王是不多的,因而显得极尊贵。但是,这种降袭制度也有例外。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帝规定,清初开国定基的八位王爷,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后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子孙可有一人“世袭罔替”,即不必降爵而按原爵袭封。此八人,即民间俗称的八位“铁帽子王”。除此之外,乾隆帝仅特批一人,那是康熙帝第十三子、雍正帝的弟弟、乾隆帝的叔叔怡亲王胤祥,他因辅佐雍正帝有功,被乾隆帝列入“世袭罔替”之类。僧格林沁以蒙古贵族进封亲王,已属特恩,此次再获“世袭罔替”的破格待遇,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对时局的估计:僧格林沁击灭北伐军之功,有如再造大清王朝。
  1855年6月23日,紫禁城内乾清宫前热闹非凡,卤簿仪仗全设,咸丰帝为此次胜利举行盛大的庆典。惠亲王绵愉、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领出征将弁摆队排列,在礼乐声中向咸丰帝恭交“奉命大将军”印信和参赞大臣关防,恭交锐健刀和讷库尼索光刀。钟鸣罄响,一切如仪。可是,若要细究清代制度,此一凯旋庆典当在大获全胜后才可举行。当此南方军务吃紧之际,咸丰帝却展开了一招一式皆如祖制的仪式,难道是强作精神自我打气?当日颁下的谕旨仅称“现在北省军务告蒇,河北一律肃清”。那么,黄河以南呢?咸丰帝就不再顾及了? 乾清宫前的庆功仪式,向我们述说了什么?无论以当时的战况和后来的作用来看,北伐作为太平天国的偏师,不能视作至关重要的行动,或者说,扑灭北伐军距扑灭整个太平天国的火焰,还十分遥远。而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介绍,忽略了更为重要的西征和天京周围的战事,那只是跟着咸丰帝的视野转;他此时只看重镇压北伐一路,将其作为工作重点或中心,在兵力、军费、调将等项上采取了倾斜政策;至于其他战场上的战事,他似乎已经放松了,甚至有点放任了。
  第七章 “造反”、“造反”(4)
  从《清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854年之后,咸丰帝对前线的战事(北伐一路除外)不再充满信心了,显得有些厌倦。他想不出办法,找不到能臣,放着一个曾国藩还不敢重用。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披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作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胜,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看来在他挖空心思策划的计谋一一破产之后,已经认识到力不从心。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
  好在湘军和厘金已经创办,兵与饷的难题开始缓解。聪明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危急时参与组织防御,不久入军机,为首席军机大臣,也为他分担了不少政务。对于前方的统兵大员,他时常以杀头相威吓,但此类话说多了说久了,效果也越来越不显。要是真的将这帮将军都杀了,朕又到何处去找别人替代他们?于是,前方的将帅们也看出这是虚张声势,听任咸丰帝一道道催命般索讨胜利的严旨,自行作主,自行其事,只是在奏折上大耍笔头子功夫。下级员弁,更是无功无志无求。
  南京城下江南大营的兵勇,离家已久,也娶了当地的民妇,过起养儿赌钱做买卖的和平生活。与北方的胜利相反,长江流域出现了军事危局。湘军攻九江不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