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节
作者:别克陆上公务舱      更新:2024-04-18 10:48      字数:4704
  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将有关草木鸟兽虫鱼的名词,分门别类地罗列。关于衣、住,礼乐制度、战具、日常用品者,清人曾作《诗经传说汇纂》一书,解说甚详。由上可证《诗经》名词的丰富,和诗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动词方面,据后人统计,仅表手动作的,就有五十多字。《关雎》、《疲q》两诗中的动词,即可证明诗人的细致的辨别能力。至于形容词方面,那就更多了。《关雎》的窈窕、参差、展转,《氓》的蚩蚩、涟涟、沃若,都是。诗人用丰富多彩的形容词来绘景塑形,愈添诗篇的鲜明生动。有些词,经过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尸位素餐、秋水伊人、高高在上、‘惩前毖后”等,也成了常用的成语了。这不但说明《诗经》的语言丰富凝炼,且对我国民族语言发展有极大的贡献。《诗经》的句法,主要是四言的;但到诗人情
  绪激昂时,也会突破了常用的形式。如《伐檀》五、六、七、八言的句式都有,《黍离》夹有七言、八言;《君子于役》、《木瓜》夹有三言、五言。《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祈父》:“折父!予王之爪牙。”“敝”是一言,“祈父”为二言。可见《诗经》的句法,有一言到八言的变化。《诗经》的韵律,是比较和谐悦耳的。在声调方面,有双声、叠韵、叠词之妙,有顶真、排比之变,有兮、矣、只、思、也、忌、斯之声;这些,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它给后代文坛影响很大,由诗声的变化,形成乐府、词、曲的各种体式。在韵律方面,也是比较复杂,又很自由的。有的用韵,有的不用韵;韵位也没有一定,主要的有“停头”、“停身”、“停尾。”三种用韵法。如《关雎》“求之不得,瘩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古时“侧”读如“稷”音,“服”读如“逼”力音,“哉”读如“资”音。这四句“求”和“悠”押韵,是停头韵;“之”和“哉”押韵,是停身韵;“服,和“侧。”押韵,是停尾韵。还有一种是句中韵,如“日居月诸”,“婉兮娈兮”,“居”和“诸”押韵,“婉”和“姿”押韵。停头韵,停身韵、句中韵后世多不用了。《诗经》民歌为口头歌唱,都凭自然的节奏。据说
  它每首诗原来都有调子,没有平上去入四声之分,都可入乐。可惜《乐经》失传,古今音变化很大;如果我们能照古音来朗诵它,一定更加悦耳动人。现很据江有浩的《诗经韵讲》,介绍《君子于役》一诗的韵读,以见一斑: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音资)?鸡栖于树(音西),日之夕央,羊牛下来(音厘)。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音西,以上属“之”部)!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寺厥)?鸡栖于桀,日之夕炎,羊改下佸(音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音朅,以上属“祭”部)!
  八 中国文学的光辉源头上面说过,《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比兴艺术手法的开头,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意思是说,各个时代的著名文学家,虽然在风格和擅长的艺术形式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以《诗经》和《离骚》为榜样的。
  一 《诗经》和《离骚》《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汉刘安《离骚序》称赞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明确地指出了它和《诗经》的继承关系。在《离骚》中,诗人屈原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的传统,兼采楚国民歌的形式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楚国本来是战国七雄中最强大国家之一,疆域比任何国都大。刘向《新序》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它和秦国在当时是势均力敌的。到屈原参加政治活动时,楚国已由强转弱。屈原虽是楚国贵族,但他具有政治远见,由于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一伙党人当道,他两次遭谗流放。屈原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他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情况。在内政上,屈原主张法治,而党人主张心治。《惜往日》说:“背法度而心治”,‘明法度之嫌疑”,表明了法治与心治的矛盾。屈原又主张“举贤授能”政策,推荐民间有才德的
  人参与国政,党人则主张任用贵族。《离骚》说:“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而该辅。”说的是殷商时代的建筑工人傅说、周代杀猪的吕望、春秋中期养牛的宁戚,他们都是劳动人民,因为殷商国王武丁、周文王、齐桓公有知人之明,让他们参加国政国家因此强盛了。在阶级社会里屈原能提出这种远见卓识的主张,诚属不易!第二,表现在无情地揭露党人行为的丑恶,而自己却高度热爱祖国。《离骚》说:“众皆竟进而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而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说的是党人只知向上爬,没有满足地追求物质享受,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互相忌妒,只知个人偷安享乐,将国运带到黑暗险狭的绝路上面去。不仅如此,他还在《怀沙》中批判党人“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夫唯党人之固鄙兮,羌不知余所臧”。他们颠倒是非,顽固鄙陋,不了解他所主张的善政。这些,不但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实际情况,而且起了批判现实的作用。封建时代国王就是国家的象征,忠君
  和爱国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屈原热爱楚国,关心怀王,在《离骚》中表白地说:“岂予心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皇舆”、“灵修”都是指怀王,他指上天作证,不是个人怕祸,而是怕亡国。他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唤起楚王的觉醒;可是“哲王又不悟”,“反信谗而齌怒”。屈原披流放以后,有人劝他到别国去自求发展,何必留恋故土呢?他宁可在故国过流亡生活,舍不得离开祖国人民。这颗精忠报国的心,刘安《离骚序》称赞说:“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伟大的形象和党人丑恶的形象,正是楚国政治现实中两个针锋相对的营垒的反映。第三,表现在他对人民的关心和对混浊社会的厌恶。《离骚》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于民心。”这些词句,表现他念念不忘人民的疾苦,怨恨怀王不了解民心,在气愤之下,有时称他傲“壅君”。他在《离骚》和《涉江》中,不止一次地感叹社会风气的败坏:“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溷浊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他厌恶那
  一股蔽美忌贤的风气,但他面对这种现实,只能高驰不顾,没有办法改变它更谈不上救民于水火之中了。他在第一次放逐时说:“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后一次放逐时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意思是说,我所理想的美政,既不能实现,将要到跳水死的彭咸所住的地方去。我了解死这条路是不可熊推开的,不要吝惜生命啊!屈原的死,是殉国难,不是考虑个人得失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兴亡的问题。不久,果不出屈原所料,秦国就把楚灭掉了。从上看来,屈原作品所反映的都是当时楚国的实际情况。他的创作方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何其芳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中说:“我们把屈原的作品称为现实主义的杰作的原因,首先在这里。……虽然同样带有幻想,夸大奇特的色彩,但在根本内容上仍然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引导人正确地认识现实,或者唤起对于现实中不合理的事物的反抗,因而他根本精神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的分析,颇为确切。
  二 《诗经》和汉乐府诗到了汉代,汉武帝恢复周时采诗制度,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这件事,派人到民间采集歌谣。专门机构叫做乐府,它本来是官署的名字,后人就把乐府官署所采集的诗叫做乐府,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所谓乐府,在当时指有调子可以歌唱入乐的诗,包括民歌和文人制作两个部分乐府的精华是民歌,它深刻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和《诗经》一样,读了它,好象看到一幅两汉时代社会现实的图画。有反映贵族生活奢侈的,如《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有桂树,华灯何煌煌。”有写人民生活困苦的如《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有写服役痛苦的,如《十五从军征》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准?’‘遥望是君家,松柏家累累’。”有写官吏对人民掠夺的,如《平陵东》:“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泪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有写弃妇哀怨的,如《怨歌行》:“常恐秋节至,凉飙
  夺炎热。”有刺统治者生活荒涅的,如《陌上桑》:“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有写兄嫂虐待孤儿的,如《孤儿行》:“冬无复襦,夏无单衣。”有怕后母虐待自己子女的,如《病妇行》:“抱时无衣,襦复无里。”有写游子思乡的,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有叙述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婚姻悲剧的,如《孔雀东南飞》。有抒写男女恋爱不被任何险恶环境所吓倒的,如《上邪》。有对“有他心”的男子诀绝的,如《有所思》。由上看来,汉乐府民歌多数是叙事诗,它真实地反映现实,描写生活,继承发扬《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引导后来诗人们走向反映生活真实的道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余冠英同志在《乐府诗选序》中说:“《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汉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精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精华,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同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他指出了《诗经》和乐府的血缘关系及对后人的影响。
  三 《诗经》和三曹诗两汉是辞赋的天下,诗歌创作较少。桓帝、灵帝时产生的古诗十九首,和托名的苏武、李陵诗,作者多为知识分子,他们吸取《诗经》、《楚辞》、乐府民歌的营养,在五言诗艺术技巧方面,虽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活面是很狭窄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不广。汉魏时代,三曹打破了两汉辞赋独盛的局面,使诗歌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主要形式。他们面临着东汉皇朝的政治腐朽、军阀割据、互相混战、通货膨胀,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的局面。曹操、曹王、曹植父子三人都是当时社会的目击者,也是诗歌爱好者。在他们创作中,有些深刻反映了汉末动荡时代的社会现实,带有浓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他指出了建安诗人在创作上有社会内容、有思想感情、有艺术技巧的特点。曹操用乐府诗的题目和调子抒写富有新内容的诗,其代表作有《薤露行》、《篙里行》。《薤
  露行》叙述董卓焚烧洛阳,人民被赶入关的惨状:“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篙里行》描写袁绍、袁术假借讨伐董卓的名义,各自争夺权利、互相混战的事实,给人民带来“白骨露于野,干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灾难。余冠英《三曹诗选序》说:“这两首批评政治、叙述现实的诗,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称为‘诗史’(明人钟惺语)。“所谓实录、诗史,就是说富有现实生义精神。曹操还有被后人传诵的四言诗,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它采用《诗经》四言的形式,而具有新内容、新情调、新语言,被后人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曹丕是曹操的次子,他虽然当了魏国的皇帝,但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读过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他的伟大成就主要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