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科发展为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后来成立的农学院等。东北大学的经费来源基本是奉天省，占九成，另一成出自黑龙江省。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６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以此日为建校纪念日。
  为了解决校舍问题，王永江绞尽脑汁。他看中了沈阳昭陵东南的一块５００亩地，拨款买下，但其中有３００亩是清皇室的陵地，不得随意动用。王永江特地去函，请醇亲王相助，得到同意，才开始动工。１９２３年５月开工，１９２５年竣工，理工两科迁入新校舍。当时，东北大学是南北分校，有诸多不便。张学良动议，将北陵南侧的空地扩建为新校舍。
  在建校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资金不足。王永江多方筹措。除奉天省长公署拨款外，张学良个人慷慨解囊，出资奉洋１５０万元，以解燃眉之急。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６００万元。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每年人均为奉洋８００元。仅１９２９年度，就投入经费１３３万元。经费的投入在全国５８所大学中占第四位。功夫不负有心人。１９２９年，一所规模可观、设备齐全、建筑新颖的现代化的高等学府便建成了。
  １９２３年，首任校长是奉天省长王永江兼任。１９２７年３月７日，王永江辞去奉天省长一职，东北大学校长职务自然解除。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兼任。刘校长派冯广民为总务长，主持日常校务工作。１９２８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兼任校长，以刘凤竹为副校长，具体承办校务。１９３０年改副校长为秘书长，由宁恩承任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王卓然接任。
  东北大学非常重视师资的质量。一所大学质量的优劣，关键在师资。这是东北大学历届校长的共识。因此，他们把视野扩大到全国，不惜重金聘请一流学者到校任教。教师的待遇是很高的，在全国首屈一指。以教授为例，预科教授月薪最高为２６０现大洋，最低为１５０现大洋；本科教授月薪最高为３００现大洋，最低为１８０现大洋。后来教授的月薪提高到３６０现大洋。著名学者月薪更高，文法专家章士钊的月薪高达８００现大洋①。当时，南开大学教授是２４０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３００元，还常常欠薪。此外，校方还专门为教授修建了宿舍区，所建皆为新式高等洋房。
  由于对教师重金聘请、大礼相邀，因此许多国内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曾到东北大学任教。如曾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著名学者梁漱溟，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学者林徽因，俄文学者曹靖华，清华校长刘仙洲等。
  东北大学在管理上吸取了国内外先进的方法。对学生采用了具有约束力的学分制，这是当时大学管理学生的好办法。优胜劣汰，要求严格。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奖励制度，鼓励学生努力向学。其中公费留学制，很有激励作用。该制度规定，凡应届毕业生考试第一名者即公派英、美、德留学。
  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盛况空前。首届毕业生中，就有８位第一名被派往国外留学。这对后学者很具刺激性。东北大学为东北各个方面输送了许多高层次人才。３０年代是东北大学的鼎盛时期。学生３０００人，教授３００人，经费每年１６０万元。校园大于沈阳旧城，巍然壮观。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东北大学流亡关内，走向衰落。现在东北大学又恢复了，张学良曾任名誉校长。
  张作霖重视教育，积极支持兴办东北大学，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高级人才。这对他巩固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帮助很大。张学良时期，对东北大学更为关注，出谋、出力、出资，使东北大学一度成为中国大学之最。由于张作霖一心一意地整军经武，并专心致志地培养人才，只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奉军面貌就有很大改观，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劲旅。
  整理财政
  张作霖对东三省的财政问题，十分关注。张作霖以前的东三省各届掌权者，虽然也整理财政，但收效各有不同。１９０５年赵尔巽继增祺之后，任盛京将军，着意整理财政。开始设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纸币。因其措施得当，为人清廉，在任两年，使奉天省的财政大有改观。
  １９０７年４月，赵尔巽调入中央，徐世昌任奉天省总督之时，省金库贮藏现金达六百余万两。徐世昌当政以后，滥设官厅，增添冗员，贪污中饱，贿赂公行，将库存积蓄挥霍一空。１９０９年４月，锡良任东三省总督。他采取了节约经费、裁汰冗员等措施，但入不敷出，年欠３６０余万两。锡良乏术，辞职而去。１９１１年６月，赵尔巽任清朝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省库空空如也。以后奉天省都督张锡銮、段芝贵对财政亏空，也毫无办法。
  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将军兼巡阅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实权。６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军政首脑改变称呼。张作霖遂改称奉天督军兼省长。当时奉天省的财政金融面临崩溃的边缘。除欠外债一千余万元外，每年尚亏累二百余万元。起初，张作霖任用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但他也回天乏术，亏欠继续增加，任职一年后即去职。
  １９１７年５月２２日，张作霖任命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永江为财政厅长。第二年，又让王永江兼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这才使奉天省的财政金融走上正轨。当时，张作霖曾对王永江不解地问道：“东北这么大，为什么穷得没钱花？你去接财政厅长，看看毛病在哪？”王永江犹豫地答道：“我接财政厅长可以，只要巡阅使信任我，二三年内。便可自给自足，外债亦可还清。但怕有人说闲话。”张作霖果断地说：“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给王永江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王永江要的就是这句话。
  王永江长期在基层，了解官吏贪污腐败的内幕，也懂得应该如何加以治理。这次得到上方宝剑，他便大动干戈了。
  首先，撤换贪官污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知事和税捐局长逐一考察，凡是贪官污吏的，都一律加以撤换。情节严重者，还绳之以法。杀一儆百，人人自危。这就严厉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为整顿税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其次，推行几项政策。大体是：关闭亏损的官营企业；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收回省内矿山的开采权，变为官营；官有企业，经营不善者，尽快卖给民营。这几项措施的实行，做到了开源节流。
  第三，大力整顿税收。调整税收人员，厘定税收项目，清丈土地面积，定出税收额度，确立赏罚章程。定职定责，赏罚分明，调动了各级税收人员的积极性。各地的实际税收定额，是以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和生产状况来制定的。对贪污偷漏者，按章严惩。因此，清丈土地人员，不敢徇私舞弊，工作认真负责。
  被清丈的民户，牵涉实际利益，过去瞒报的地亩数，这次被查出，都满腹牢骚。王永江，字岷源。人们谐音骂他为“万民怨”。清丈局局长曾有翼，字子敬。人们也谐音骂他“整之净”①。王永江顶住压力，坚决推行他的政策。
  由于措施得力，经三年多的努力，终获成效。１９２０年末，除还清４０００万元外债，省库尚存１１００万元的结余金。本来张作霖应该利用丰盈的财源，做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这时，他的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欲问鼎中原。于是，在１９２２年４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退回关内。
  对于王永江整顿奉天省财政，史学家金毓黻评论道：“永江不然，其理财上法刘宴，先之以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决定税收比额，严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一时榷税之吏，皆股栗听命，税收倍于树翰时，作霖为之大乐，而侈心亦因之日增。不数年，听杨雨霆之计，日以扩展军备开疆辟土为事。永江谏之不肯听。”②这个记叙是准确的，评价是中肯的。
  虽然张作霖在政治上失掉了热河、察哈尔二特区，但在经济上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东北宣布独立，截留了东三省的盐税收入和奉榆铁路的运费收入。这样，奉天省的收入反而有很大的增长。１９２３年奉天省的税收总额高达三千余万元，扣除支出，当年的盈余约有八百二十万元③。王永江的意见是，利用这些充沛的资金，兴办实业、教育、交通、城建、屯垦等大事，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以固根本，而图发展。张作霖听不进这个有益的谏言，图谋全国的野心再度膨胀，于１９２４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的财政状况就每况愈下了。
  曹锟贿选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取得胜利后，吴佩孚声名鹊起，几成袁世凯、段祺瑞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第三人。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吴佩孚的政治野心也逐渐暴露。曹锟和吴佩孚等直系军阀梦想攫取全国最高领导权。为此，吴佩孚走了几招棋。
  吴佩孚的第一招棋是主张召开“国民大会”。１９２０年８月１日，他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利用这种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国会。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由他们直系来执政。但这一招棋没有走通。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干预，也因为张作霖等北方军阀的坚决反对，还因为直系军阀内部意见的相互龃龉，使得这一计划失败流产。
  吴佩孚的第二招棋是祭起“武力统一”的旧旗。本来他曾经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口号，但是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联省自治”的论调，他现在反而拣起了被他践踏了的“武力统一”的这个口号。
  “联省自治”的口号，其来有自。１９２０年７月，谭延辏紫韧ǖ缭诤鲜敌小白灾巍薄Ａ浩舫羲嫫浜螅敖徊剑岢觥傲∽灾巍钡目诤拧Ｆ湟馐撬担魇∮腥ㄗ远ㄏ芊ǎ腥ǜ葑远ǖ南芊ㄗ槌杀臼≌卫肀臼　Ｗ灾胃魇∨沙龃恚槌闪』嵋椋贫∠芊āＵ庋泄捅涑闪嗣拦⑷鹗磕茄牧钪乒摇Ｕ馐前锵形娜肆浩舫驹诟魇【Я⒊∩戏⒈淼募狻５醇峋龅氐种屏宋馀彐诘摹拔淞ν骋弧钡目诤拧４思撇怀桑馀彐谟肿吡讼乱徊狡濉?br />
  吴佩孚的第三招棋是极力提倡“法统重光”。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虽然取胜了，但直系权力所及也只有十几个省，大体是直、豫、鄂、苏、皖、赣、闽等７省控制较严，而鲁、晋、陕、甘、湘、热、察、绥等８省也可操纵。其余地区直系还没有控制。国民党、皖系、奉系、西南军阀和“联省自治”派等，都反对吴佩孚的“国民大会”和“武力统一”。为此，吴佩孚接受一些政客的建议，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其内容是，重新召集民国六年的旧国会，请出原来的总统黎元洪，让他再登原位。当然，黎元洪也只是一个过渡的傀儡总统。
  这是个一箭双雕的计策。既然“法统重光”，广东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孙中山自然必须退位；既然“法统重光”，黎元洪就得复位，徐世昌就得自动退位了。吴佩孚很是欣赏这个谋略，便坚决实行之。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０日，吴佩孚从天津来到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局势。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会议。这个保定会议是贯彻吴佩孚“法统重光”主张的会议。但会议一开始，参加者不知道吴佩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曹锟左右的依附者，以为现在是直系的天下，一切由我们说了算，谁敢反抗？便赤裸裸地提出，赶走总统徐世昌，把曹锟黄袍加身，直接拥戴为总统。但这个说法遭到吴佩孚的反对。他便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和好处。与会者终于明白了吴佩孚欺蒙人民、曲线扶曹的真正用意，感到这确实是一石二鸟之妙策，再加上吴佩孚当时的地位，便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张。保定会议是直系高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会议。
  ５月１４日，吴佩孚密电北方直系军阀，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际是向他们灌输“法统重光”的主张，以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相互唱和，造成“法统重光”的主张是来自于民意的假象。这是当时军阀贯彻自己主张的通常作法。当天，苏、鲁、鄂等三省军阀就密电表示坚决拥护吴佩孚的主张。而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