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
  —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
  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
  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
  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
  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
  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
  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
  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
  “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
  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
  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
  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
  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
  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
  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
  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
  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
  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
  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
  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
  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
  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
  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
  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
  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
  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
  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
  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
  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
  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
  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
  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
  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
  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
  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
  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
  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
  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
  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
  “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
  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
  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
  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
  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
  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
  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
  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
  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
  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
  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
  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
  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
  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倔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
  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
  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
  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
  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
  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
  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
  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
  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
  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
  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
  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
  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
  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
  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
  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
  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
  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
  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
  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
  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后我也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过一年班主任，也是让最可靠的学生当
  语文课代表。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
  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老魁
  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
  “十三棍僧”。那时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
  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
  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
  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
  看过一部电影，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
  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
  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
  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
  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
  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可是学习这东西很邪门，不专心学
  不好，太专心也学不好。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
  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
  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
  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莱，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
  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
  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
  “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
  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这些该死的男生，上课说话，自习
  吵闹，一下课就跑出去翻单杠、扔铅球，可是学习就是棒，见解就是高，办事就是灵，
  而且老师们还喜欢。真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
  风和老倪包揽了大部分项目。他们这边跳个远，那边跳个高，刚打破百米记录，又要去
  投标枪。4×100接力赛老倪居然一人跑了两捧。美国的刘易斯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
  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战术也拿了几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负责人事、宣传和后勤，
  结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获全胜。其他班纷纷抗议不公，但“当局”不予理睬。一个女
  生跑来报告说，老魁躲在主席台后边偷着咧嘴乐呢。
  十三棍僧里，老魁自然属于“恶僧”。其余十二人，用《核舟记》里的话说，是
  “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下面举几个例子。我和肖麟是一对酸腐秀才。因为预习
  功夫好，上课不大认真。练习题发下来时，我俩运笔如飞，往往最先做完。剩下的时间
  我俩就说笑话，猜谜语，对对子。比如我出个“白面书生吃白面”，肖麟对“花脸武士
  扮花脸”；他出个“春江花月夜”，我对个“秋水艳阳天”；我出个“自古小人先得
  势”，肖麟对“向来大气晚逢时”；他出个“庆东操场盗香瓜——可耻”，我对个“肖
  麟教室偷剩饭——该杀”。其他棍僧也有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