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乐观的人。只要杨帆爱着我，这个孩子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萧金贵常常派他老婆过来给“吴小妹”支招，每天见到我，他都会以一种喜气洋洋的口吻赞道：“恭喜呀，恭喜！就快当爸爸了，可喜可贺呀！”我只有不断赔着笑说“谢谢”，起初心头酸涩得很，但到后来也就真心实意地接受了这些恭贺。
  七月的炎夏，洗澡是个难题。
  我们的房子只有一个单间，自然没有厕所厨房浴室。厨房可以用简易的锅碗瓢盆取代，不远处也有一个公用厕所，而洗澡就只有进小店开设的浴室了。但洗一个最便宜的澡都要两块钱，差不多够我们买两斤大米，五个馒头了。特别是在夏天，能够每天冲凉成了我们这群打工者最奢侈的事。常常为了节约钱，大伙儿不得不在大热天仍然保持着一星期只洗一次澡的习惯。到了晚上，我们只能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用毛巾蘸水来一一擦拭。这是件极为难堪的事情，却又无可奈何。
  我和杨帆再没有过任何过激的行为，甚至在她换衣服、擦澡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候在外边。我们之间唯一保留的亲密接触就是牵手了，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暧昧方式。渐渐的，我们间的笑容也开始得以复苏。虽然腰又胖了一小圈，但杨帆仍然“强迫”我每天观赏她半小时的“孕妇舞”。没有大风的夜晚，我们依然会沿着高速公路踱到梅村公园，一边坐在秋千上，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歌谣。杨帆的腰粗了，舞步笨了，但嗓子还好。我们虽已不再知晓最新流行的音乐，但那些经典的歌谣，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祥和的幸福与凉爽。
  每天晚上，我们依然要背靠着背看一两小时的书，灵感来的时候，杨帆仍然会抽出《女生日记》疯狂地龙飞凤舞。写字的时候，她当然还得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以防我来偷看。每个星期依旧有廉价至极的鸡鸭和白鲢鲫鱼，为了小宝宝的健康出生，晚上的鬼故事也调成了育儿早知道节目。那位显然是胖女人的女主播，语调平缓地告诉我们生儿育女中的禁忌，杨帆呢，则握着笔严肃地对着收音机，准备随时记下一些要诀。
  我也已经不再讨厌那个腹中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我的兄弟，他的母亲是我最爱的女人，而我又不讨厌可爱的孩子，我应该爱怜他才对。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他的母亲误杀了他的父亲，活得也胆战心惊，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他更可怜的孩子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成为这孩子名副其实的爸爸，而且越到后来越像那么一回事儿。在这段时间里，我常常像一个父亲般抚摸着杨帆的微微凸起的腹部，俯耳倾听小家伙在肚中的举动。后来萧金贵送了一本起名字的书给我，我和杨帆每晚都要为此好生辩论一番。每一天，我像一个将为人父的青年那样忙碌着，觉得特充实。如果记忆能够更改，那么我已经在一段生痛难过的背后，将这孩子就是我亲生儿子的虚构，植入了我的大脑。只有在很少的日子里，当与杨帆背对背看书的时候，我心中突然就会涌起一种生活的悲怆感。
  肖晓萍也常来找“吴姐”玩。她们的文化水平虽不一样，但女人在一起，就总有许多唠嗑不完的东西，慢慢的也成了好朋友。甚至有一天，肖晓萍竟不无羡慕地赞叹道：“我要是有个孩子该多好啊！”杨帆说：“是女人都能生的啊！”肖晓萍的脸色突然就有些变了。
  刘义也莫名其妙地眼馋了，他对我说：“小峰你真行，这么早就弄出了一个儿子。”我辛酸地笑笑，觉得他的话就像是嘲讽我一般。不料刘义竟然对我信誓旦旦地预言道：“我也要尽快弄个儿子！”我苦笑不已，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那么急着抱儿子？我曾经对自己的前途设想为：“二十八九岁结婚，三十岁再营造下一代。”现在的我们一事无成，又有“前科”在身，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要孩子呢？
  没想到刘义真的较了真。有一次我陪他打牌时，肖晓萍过来找他，刘义竟大咧咧地说道：“走，我们回去整个儿子出来！”肖晓萍脸红了又红，却跟他回去了。大伙都期待着刘义的佳信，但是，刘义与肖晓萍“做”了很多次，还没有一个消息来。
  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八百块钱，还了刘义四百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四百块钱没有乱用，全都交给了杨帆保管。因为谁都知道，现在生个儿子，那费用是令人咋舌不已的。
  七月九日晚上，我帮萧医生搬了一车中药，得到五十块钱的报酬。面对这份额外之财，杨帆建议该换个号码了，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有用过手机。我给陈菁发短信了解情况，得知：“悬赏金额已经涨到十二万；赵大爷腿病犯了，被赵二叔接了回去……”给父母通了个电话，一切依旧，提到赵大爷，母亲不停地说可怜；给大哥发了短信，得知他工资涨了一小点儿，小到根本改变不了他现在的困境，还得知大嫂肚里的孩子得再次付之东流；然后给大学室友发了几个短信，只有项北回了——他不无感叹地告诉我：“那拨鸟人一毕业就不知道掉进哪个茅厕，换了号码谁也找不到！”最后，才轮到夏雨，她说下个星期就到杭州来。
  七月十日阳光灿烂，中午下班回家时，杨帆正坐在床头看报纸。报纸是萧金贵老婆带过来的，整整两大摞，包括浙江的各类报纸。我也没太在意，顺手拿起几张来看。却不料杨帆拿着一张报纸双手发抖，眼里都快噙出了泪花。我还以为是什么报道又老调重弹将她的“事迹”歪曲了呢，刚想凑过去安慰安慰她，不料，她那双激动的眼睛里，突然迸射出一丝鄙视我的骄傲——杨帆不无得意地宣布道：“发表了！”
  号外，号外，惊天大消息，杨帆的文章发表在了《钱江晚报》的副刊上！那是一篇上千字的生活小品文，和《读者》上的没什么区别，署名“扬帆”。啧啧，为此杨帆没少鄙视我，她趾高气扬地向我宣称：“我现在可是作家了！”或“我也能挣钱了！”乐得她炒菜时手一抖，乖乖，咸得我一塌糊涂啊。
  杨帆成“作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打那以后我也给自己削了支铅笔，与杨帆比赛写文章。每个星期杨帆都会麻烦萧大嫂帮忙投一次稿，地址当然是萧金贵家的。有些时候，我们指着对方的文章嗤之以鼻，对自己的作品大放赞歌，个个自恋，倒也滑稽有趣得很。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一文不名，还时时四处漂泊连地址都没有的逃犯，想做自由撰稿人，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见夏雨那天我骗杨帆说大学室友胡舟到杭州来了，我得去瞧瞧。有萧金贵在，工厂请两天假不是问题。肖晓萍的纺织厂濒临倒闭也闲了工，可以请她来照顾杨帆。实际上，也就是让她们玩两天而已。
  去杭州以前，杨帆交给了我一个艰巨的任务：在那里给杨帆舅舅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是件危险至极的事情，但我却答应了。临行之前，我不得不向已经两清的刘义借了五百块钱，然后查询了一下，得知从梅城坐汽车到杭州要三十五块，最便宜的火车是十五块，我权衡再三还是选了后者。故而，慢车到达杭州已经中午一点。
  站台上的夏雨，已经露出更胜于杨帆的风情：淡紫色的公关套装，睫毛晶莹、马尾酒红、略施粉黛，最显高贵气质的恐怕还是脖颈上那一串项链——纯金制造，可惜不是我送的。我送给夏雨类似的礼物，恐怕只是一串朝天门的廉价贝壳。这样下来我就有些自惭形秽了，但夏雨没有，刚见面她就给了我一个拥抱，清香而柔软的拥抱。
  然后，我们乘旅游车逛西湖。西湖很美，美不胜收。旁边的游客们不断地咏物叹志、欷殻Ц锌矣胂挠暝虬踩惶窬驳刈拧拖裎颐橇蛋惫饫锏某顺党鲇巍Ｄ鞘俏易罡焕寺榛车拇杭荆扛鲋苣颐侨我饣怀斯怀担谀藓缟了傅亩际欣锫薇呒实匦凶摺Ｆ荡┧蠊切┬稳绮屎绲墓庠危幌蛞黄忠黄墓夤致嚼搿厍斓慕缫巳耍乙槐甙朊凶叛鄹惺艿乒獾纳剩槐咝嶙畔挠晡氯崛缢⑵⑷衾嫉奈兜溃惺苋耸啦咨＠锏乃蚶酌⒎缏佑昶⒐獠砣啤！?br />
  也许真的有许多东西，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不知源于何时，我开始对夏雨拥有一种为时已迟的眷恋。说实话，那段时间的我虽然时常怀念杨帆，但与夏雨在一起，我的确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凉爽与温暖。
  这两个矛盾的单词，足以诠释所有至善至美的感情真谛。
  青山、翠树、绿水。
  晚上吃了火锅，虽然囊中羞涩，我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慷慨与豪爽——夏雨再三表示那四百块钱可以迟些日子再还，故而身上揣着的这五百块钱，足以令我有短暂的豪气顿生。天有些醉了，地有些昏暗；人有些乱了，钱有些发卷。酒足饭饱之后，我们逛了湖滨路商业街，在西湖影院看过一场电影后，我们再度效仿在重庆的样子，乘公交车游逛杭州的夜景。一共换乘了三趟汽车，嗑完了两包恰恰瓜子，最后来到钱塘江大桥。
  倚栏而望，江水滚滚东逝，浪花淘尽世事云烟，“物是人非事事休，未语泪先流”。夏雨说她在南京的工作还算顺利，但公司有个副总经理常常对她死缠滥打。今天送玫瑰，明天送手机，后天又送钻戒，把她搞得烦不胜烦，却又找不到这副总的半点把柄——那家伙追求的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人又挺内向，从来没乱动过手脚。但每天面对着诡异地摆在办公桌上的礼物，夏雨心头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惴惴不安……
  钱塘江水面宽阔，一列火车鸣笛而过，桥身忍不住跟着战栗起来。瞬时，一股萧瑟之意油然而生，我落寞地伸出双手，抱住了夏雨。过了很久，风拂起了凉意，我们这才感到天已经很晚。
  深夜，我们住进了同一个房间，而且只有一张床。那晚的夏雨比任何时候都要漂亮，她平摊在我面前，就像一只温驯的小猫。也就是说我想做些什么激情之事，简直是唾手可得。其实我们也拥抱了，像恋爱时的那个样子；我们也接吻了，像恋爱时的那个样子；我们也袒露了，像恋爱时的那个样子。但我们的激情也只能到此为止，透过欲望，我理智地看到了与夏雨不可能拥有的将来，看到自己即将付诸给杨帆的种种责任。之后我们冲了凉，各自裹好毯子，相隔五十厘米，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
  那个晚上我才彻底明白：我是爱夏雨的，深刻而绝望地爱着她。只有很爱很爱她，才会在这个时候，对热血澎湃的欲望无动于衷！后来，我给夏雨讲了许多生活经历，起初我半遮半掩，生怕她妒忌，又怕她告发。但后来她深情的眼神打动了我，我就开始对她和盘托出——当然除了她的表哥蔡小田。夏雨对我和杨帆在一起没有表示多大惊讶，当确定杨帆的确无辜之后，她伸过手摸着我的脸，轻轻地说：“小峰，委屈你了！”
  当时，我男儿的眼泪，如潮水般奔涌而出。夏雨适时地将我抱住，我们各自裹着一条薄薄的毛毯，毛毯阻拦着我们任何可能死灰复燃的爱情。不久，我们便拥抱着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夏雨说要去见客户，便率先走了。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冲了整整两小时的澡。这澡冲掉了世间上所有的污垢烂泥，我的身体如一只被洗濯干净的乳猪。然后，我套上那件已经露了线头的黑色T恤衫，独自走上杭州的街头，寻找一个僻静的电话超市。
  杨帆舅舅的声音像赵大爷一样苍老。刚接电话，他就警觉地问我是谁。我说：“杨帆的朋友！”那边无所谓的声音，立马变得小心翼翼，小得我几乎都听不见。但我还是艰难地得知了杨帆母亲的病情：肝硬化！
  杨帆舅舅说，这病暂时没什么生命危险，杨母也在坚持打针吃药。不过要把病根去掉，还得花不少钱，杨帆舅舅隐隐约约地向我透露：杨家已经债台高筑，杨母又整天为杨帆的事黯然神伤。我只得一一告诉杨帆舅舅：杨帆在道义上是无辜的，请伯母别伤心；我们已逃到安全的地方，请伯母放心；不要对外提起我们的情况，请伯母小心。此外，请伯母一定要配合治病，我们在这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会尽快寄钱过来。
  回到梅城，我没有把杨母得病的消息告诉杨帆——她现在还承受不起。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许多钱——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给予的孝心方式，也只有金钱。
  在萧金贵的帮助下，我在电缆厂兼了一份清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