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等科学家对中国的情况也作了相应的预测，结果认为，“如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
  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的话，那么我国理想人口数量就该在　6。8　亿以下”
  ④。按另一种简单的方法估算，以世界人均耕地　5　亩计，我国人口以　3　亿为合适；以人均
  粮食应为　1000　斤／年计，我国人口应为　6　亿；以水资源估计，人口可为　7　亿。综合起来
  考虑，我国总人口以　5　亿为佳。可惜我们在　1963　年（总人口　6。9　亿）就突破所有估计的界线
  了。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3。33‰。此后　10　年的自然增长率仍在　20。89‰至　28。38
  ‰之间，到　1974　年才开始往千分之十几下降。
  我国　1979　年的人口增长率曾下降到　11。61‰。但“本世纪末人口要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的目标提出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上升。1980　年为　13。02‰，1981　年为　14。55‰，1982　年
  为　14。49‰。即使今后能维持在年平均　11‰，到　1998　年就会突破　12　亿。而按田雪原的一
  个预测，我国人口纯增长率要到　2020　年至　2030　年间才有接近零点的可能。由于人口政策
  的失误，仅仅十几年时间内，我们的人口便从　7　亿增为　10　亿，而即使严格执行“只生一个”
  的政策，也需要　90　年时间才能从　10　亿降为　7　亿。何况，这种政策还可能隐伏着更大的危
  机，是我们不可以长期执行的。
  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等曾在　1976　年出版的《人口问题的二十二个方面》　（《世界
  观察专题报告》第　5　号）一书中，详细地列举了预料未来不会得到较好解决，而会发展得更
  糟的难题。内容涉及随着人口增加而出现的文化教育水平下降，海洋渔业面临崩溃，自然保
  护区会遭到破坏，污染增加，环境恶化，通货膨胀更难对付，环境病增加，粮食短缺，住房
  紧张，气候变化更烈，植被破坏，高密度群集压抑加重，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城市化的社会
  问题增加，森林过伐，政治矛盾加剧，矿物资源枯竭，卫生服务水平降低，水资源危机，失
  业增加，物种灭绝可能导致支持人类的那张生命之网受到破坏，能源紧张加剧。我们必须认
  识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的。
  ①这里“10　万”“几百万”均为特勒在《广岛的遗产》后记中估计的数字。
  、
  ②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按　1977　年估计》一书对　2000　年世界人口中度变式的预测
  数为　6254377　千人。另外，美国巴尼等人在　1980　年的预测值为　63。5　亿。
  ③见王翌亭等《环境学导论》，37—52　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1983。
  ④《中国理想人口目标的定量研究和优化分析》，见《人口地理论文选》，华东师范大学
  人口研究室编。
  后发劣势
  杨小凯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1948…　　　），当代学者，现居澳大利亚。本文
  原载“学者庄园网”。选文有删节。
  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
  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
  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
  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
  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
  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
  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
  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
  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
  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
  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
  期发展可能失败。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　20　世纪之前，也就是　18、19　世纪，当时的英国
  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自大革命时期
  就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　1688　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
  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只
  有少数有钱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保护分权
  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
  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
  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
  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
  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上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北
  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
  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
  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
  另一极，所以就形成了利益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中国有好多人还对此不甚理解。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
  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
  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
  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
  跟我们国家是很像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
  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会征很高的
  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
  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等。这就象我们国家现在院
  士可以不交税一样。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
  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法国还有一点特别像中国，就是官商勾结。
  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
  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东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
  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
  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
  业。台湾是在　80　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执政党从事赢利性
  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
  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
  济现象，而是　1688　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
  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
  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
  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
  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
  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
  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
  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
  的商业化。最近我看到一些史料，中国现在史学界有一个公论，就是温州的钱庄等民间机构
  在宋朝时就存在的，而不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中国在就存在“原始资本主义”了。现在
  很多史学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外国入侵，中国可能几个世纪都不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为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技术上的发明，这就需要专利制度和对私人剩余权利的保护
  （按照一个叫做默比的学者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中　50％以上的新技术没有获得专利，他
  们是政府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获得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　20　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
  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　1930　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
  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
  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
  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
  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
  美洲的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
  区各个国家中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洲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
  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
  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通过一个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就是天主教及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诺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
  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
  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
  界上最高的，达到　0。6　到　0。7。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　18、19　世纪的法国，生
  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其特点是一般的人买不起，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
  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
  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
  是很值得反省的，因为这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之分。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
  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
  这也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另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
  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
  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
  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
  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
  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
  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有趣的是，
  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