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表法里”
  相一致。如果我记忆不错，朱元璋就曾因为孟子倡言“民贵君轻”，差一点把他革出文庙，
  不得配享从祀。法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值得大加重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总之，以我愚见，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决不可能
  仅仅因为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年内思想“过激”就能产生出来的。何况，“五四”时期的中国
  思想界十分活跃，除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而外，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新村主
  义，……不一而足，还有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甚至还有张东荪的主
  张只立不破、以新换旧的“不骂主义”，倒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只可惜这样的多
  元化在法律上并无保证，政权还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不过由于军阀混战而控制力稍松，暂时
  放出了一批牛鬼蛇神而已。至于这些思潮中哪种思想后来被历史选中，只有整个文化传统才
  是其答案。顺便说一句，当时名高一世、以后也可能名垂千古的《新青年》，起初销路只有
  一千份，以后也没有超过一万五千份。这个数目怎么看都不能说是很大的。
  海内外某些学人之指责“五四”过激，一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正是”五四”时期，从俄国
  输入了马列主义，当时称之谓“布尔什维主义”，中文有的即译为“过激主义”或“过激党”。
  但是它在“五四”时代，也不过是“百家争鸣皆欲以其学易天下”中之一家而已。而且中国
  人之接受马列主义，不但因为其思想吸引力，更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就在一九一九年七月
  二十五日，正当北京学生与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日本二十一条企图鲸吞中国而列强装聋作哑之
  时，加拉罕代表苏维埃政府对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建议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
  秘密条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虽然这一宣告由于弄不清楚的原因，一直
  到一九二○年三月才到达北京，而且北洋政府还称之为误传而拒绝与苏俄政府谈判，可是对
  中国人民来说，它同日本与其他列强的态度却形成了如同黑白的对比。同是一个俄国，革命
  以前同革命以后，对中国和世界的态度就全然改变，成了世界上惟一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要
  想使中国人不闻风响应，并且想进而探讨所以有此改变的原因，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何
  况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各国中，共产主义思潮强过于中国的
  国家并不少，但是它们后来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所以，外铄的、思想的原因，未必就是
  中国后来走向“极左”的根本原因，只有“极左”这个词儿倒是外来语，而且确实是与马列
  主义有关的。当然，苏联模式，或者干脆就说斯大林模式，对中国所起的坏作用不应低估，
  但是它顶多也只能是辅因，而不能是主因，主因还是要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中去找。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模式的“主动创造”特别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还有人认为，
  “五四”启蒙运动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大力提倡“经济自由主义”，这话在今
  天看起来尤其重要，因为中国自古重农抑商，专制帝王还一再扼杀市场经济。这也许正是中
  国知识分子历来不重视经济的缘故。不过“五四”时期正是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
  族工商业第一次得到机会大发展的时候。而且在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传入中国以前，中
  国大学里的经济学课程实际上都是沿着严复开辟的路子，祖述亚当斯密的学说，亦即自由主
  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中国人作为全体真正意识到“市场经
  济”和“私有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是到二十世纪末的事情了。
  我浅陋不学，于外国的事情所知极少，不敢妄议。但是总觉得民族国家虽然在它最早的
  发源地欧洲已开始弱化，却仍然还是今天世界上最根本的单位，仍然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
  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的历史趋势，大概总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其根源（本文的
  “文化”一词均取其最大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内）。我们如
  果能够探究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的来龙去脉来，也许对其他在现代化道路上蹭蹬不进的
  国家也会有借鉴意义。至少对与中国有近半个世纪在意识形态上相似的俄国，对与中国同称
  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印度，很可能如此。甚至于我们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同是近邻的日本，上个
  世纪末就由落后国家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这被称为第一次开国），又在二次大
  战后努力发展经济（这是所谓第二次开国），有“经济优等生”之称，被西方人称为“名列
  世界第一”垂二十年，实际上成为“亚洲价值”的代表与样板，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忽然
  泄了气，现在又面临第三次开国的任务了。这些国家的兴衰升沉也许都有自己深刻的历史背
  景，有似乎马克思所谓“死人拉住活人”之说。以我之陋，不敢深论，只能以此一孔之见作
  野人之献曝，供世之博雅君子参考。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归于夭折的历史，前几年有所谓救
  亡压倒启蒙之说；征之上述蒋介石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压制中国人要求个人自由的
  事实也自有其道理。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恰好发生在袁世凯接
  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后，主权不保，国将不国之际，“五四”运动不但抵制了这一类卖国
  行为，而且使民气高扬，思想学术界与整个国有的面貌为之一新，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中国
  古训“殷忧启圣”
  “多难兴邦”　外国也不乏国家振兴于危亡之际的例子，
  ，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平心而论，如果抗战军兴，主持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能够实行共产党提出的“三七五减租”
  和各界开明人士所提出的各项民主改革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局面也许就会有很大不
  同。又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各顶政策，也
  包括民主启蒙的政策，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又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只是我这样出生在
  “五四”以后的老人根据亲身经历提出的一些猜想。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历史不能假设，
  ，
  追悔是没有用的。更何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它又把自己曾经建议过
  的各项政策，连同“仁政”一起一概斥之为过时的、甚至反动的政策，径自进入社会主义，
  启蒙也就成为既陈之刍狗了。
  说到底，启蒙这两个字原来是外来语的翻译。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
  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
  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
  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
  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长长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付出了血、泪、汗的代价以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
  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总算取得了可观的进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即使过去有过，
  现在也不应当再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可以顺顺当当地完成启蒙的任务了。固然
  “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这样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年的话，早已不入于当代青年
  之耳。但是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不妨提一个不客气的问
  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
  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除本世
  纪中期的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和一九九九年的法轮功就在世纪的两头遥相呼应。
  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
  。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
  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
  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
  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
  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
  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
  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
  来！
  一九九九年六月
  ①张鲁传：东汉末天师道首领，生卒年不祥。
  ②五斗米道：早期道教派别之一。
  ③原诗为“百代皆行秦政制”。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界的悲剧
  苏文
  （1954—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东方》，
  1996（5）。
  1991　年至今的俄罗斯史学，在转轨期的“休克”之中如果说仍然有热点的话，那就是
  “改革与革命”这个话题。1991　年剧变之后，俄罗斯始终忘不了“从二月到十月”的幽灵。
  1917　年　2　月建立的民主政体为什么那么快就被十月“革命专政”所取代？为什么　19　世纪俄
  罗斯知识分子最激进的时代拼命呼唤“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1917　年在俄国知识界普遍
  “保守”化时“革命”却猝然而至？为什么漫长的农奴制时代和　19　世纪末俄国经济萧条时都
  没有发生革命，反而在斯托雷平斯托雷平（1862—1911），1906　年任俄国首相兼内务大臣，
  次年发动六三政变，开始了极不公正的“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后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改
  革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发生了？为什么历来被视为守旧的沙皇当局强硬派在把自由主义知
  识界与当局中的开明派打下去后反而发动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而一贯呼吁这种改革的自
  由知识分子反而在改革中迅速沉沦？为什么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思想家在　19　世纪末对民粹
  派的学理性论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　1917　年他们仍被社会上强大的民情绪所裹挟，以
  致满嘴尽说的是当年自己痛斥过的话语？总而言之，1917　年的“革命”是如何发生的？是由
  于知识分子过于“激进”，由于统治者不肯“改革”，还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另外原因？——这
  些，当然不仅仅是俄国人才关心的。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无论当局还是反对派，人们都往往把知识分子的情绪等同于“社会情绪”，而把社会情
  绪的激进化归结为某种精英的意识形态引导。这往往会引起一种幼稚的主张，即只要知识分
  子放弃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会发生。然而，俄国的情况却是：当　19　世纪　70～80　年代
  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时，社会却十分“保守”
  ，尤其是农民，那时都还指望着沙皇的“抑
  强扶弱”　而当　1913　年前后知识分子作为整体而言趋于保守化的时候，
  。　　　　　　　　　　　　　　　　　　　　　　　　　　　　　　社会却积累了越来越
  强烈的激进情绪。当年的民粹派曾经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
  间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浑身的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　1917　年　2　月，
  “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未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
  然降临了！
  实际上，俄国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在这一问题上的双向演进早已开始。19　世纪的俄国盛
  行精英革命家，从贵族身份的十二月党人到知识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纪之交便起了变化，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沙皇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反国家罪”的职业分布中，
  工农比例迅速增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