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级一级地压下去。诚如闻一多说的，孔家店里的货色，只是教人
  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这些君臣、父子、主仆的等级森严，派生出柏杨在《丑陋
  的中国人》指出的（还有未指出的）形形色色的丑陋。这些丑陋，在大陆不仅存在，而且还
  具有不同的特色。
  例如死不认错，不仅人们彼此之间死不认错，不惜以更多的错来掩盖原先的错，而且由
  于天王圣明，于是这过错就必然归由臣属或下级的正确来承担。在大陆，最明显一个例子就
  是如何对待大跃进的失误。极为克制地指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完全正确的彭德怀最后只
  好自己把过错全揽在自己头上。死不认错的结果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的大悲剧，即使如
  此，在１９６２年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竟然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
  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此话言下之意，大跃进带来的人祸与毛　XX　无干，相反，那倒是由于有人（例如彭德怀）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干扰的缘故。此说不仅为彭德怀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自己的
  意见这种合乎党章的行为而被无理地打成反党集团的错误行为做了辩护，而且也为刘少奇在
  大会上提出三年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极力为毛　XX　辩护的言论仍在“文（和）
  革”中遭到清算埋下了伏笔。林彪本人以诸如此类手法抢得了接班人的地位，可谓是酱缸文
  化的特产标兵。
  林彪还有一句名言：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此话深得“买
  西瓜学”的精髓，是培养愚民的至理名言。本来，在个人迷信的气氛下，群众已经分不清什
  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在“不理解也要执行”这个口号下，毛　XX　的错误政策更是畅行无
  阻地雷厉风行。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变成运动群众，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和）命这场浩劫。当
  然，“文（和）革”之所以能发动，除了“不理解也要执行”这种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形成的权
  威崇拜外，发动者还充分地调动了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切德行。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各行各业中业务拔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当其冲，写出过好作
  品的作家，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家，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甚至连掏大粪的先进人物时传祥，
  都被扣上“三名三高”“为刘少奇的反革（和）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刘少奇的走狗”等罪
  、　　　　　　　　　　　　　　　　　　　　、
  名被批斗乃至迫（和）害致死。这当中，中国人那种东方式的妒忌和“痞子精神”的平均主义
  起了极大的作用。诚如柏杨所说的那样，“人怕出名猪怕肥，这是中国几千年酱缸文化的特
  产，自己飞不动，一看别人飞啦，就急火攻心，觉得必须嗖的一声，射出一箭，把该家伙射
  死，晚上才能睡得着觉。致于该家伙死啦之后，自己飞动飞不动，则顾不得矣，只要别人中
  箭倒地就心满意足。（
  ”《硫磺疤手段》
  ）稍为好一些的，也不肯或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最
  多是当一个明哲保身的逍遥派。
  文化大革（和）命就是如此这般的一场窝里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挂牌游斗，剃
  阴阳头，坐“喷气式”，乱棍打死，酷刑致死，设陷阱引导对方犯错误……一直到杀人、吃
  人，有的是甚至野兽也想不出做不到的无法无天的非理性的超法西斯暴行。手头刚好有一份
  原交通部长、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七十自述》，顺手抄下来以广见识：
  ……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
  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
  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
  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
  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种种丑行，导致国人的道德素质空前低落，几十年也未必可以纠正过来。但是，也有创
  造，把窝里斗变成窝外斗就是一大发明：本来都在一个窝里，但是不对了，你是叛徒、特务、
  右派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和）命分子……简而言之，你是敌人，是窝外人，既然在窝外，
  就怎么批怎么有理，怎么斗怎么合法，怎么打怎么正义，于是宣布某某是阶级异己分子，枪
  决！“崩”了！我曾经在那里读过六年书的母校，有五名优秀教师因为“积极培养修正主义
  苗子”被捆上大石块后扔进了江里！
  我们在《护短与爱国》这篇为《丑陋的中国人》和《编后记》辩护的文章中，曾经对一
  种站不住脚的论点给予驳斥。一位叫李宗凌的拿蒋介石杀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对
  人类的屠杀来同“文（和）革”对比，认为“文（和）革”只是微不足道的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
  部的事件，对人类和民族造成的损害简直无法同上述的屠杀罪行相比。针对这种奇谈怪论我
  们指出，柏杨对“文（和）革”的批评是对中国人同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斗得死
  去活来的“窝里斗”而言的，这同蒋介石杀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希特勒
  对人类的屠杀等等“窝外斗”怎能相比呢？不久后我们读到李友滨、王凤海发表在《文艺理
  论与批评》的一段妙文，很值得抄下来供大家欣赏：
  首先，柏杨先生讲“丑陋”是随感式的，摆现象多，对问题的性质和根源缺乏具体分析。
  就以窝里斗来说，他讲了不少例子，如“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
  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
  ”对此我们也有同样认识，很痛心。但他又说：
  “所谓文
  化大革（和）命，不过一场窝里斗。”这就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文化大革（和）
  命”确是在中国内部发生的，但它的性质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一
  批野心家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而柏杨先生却说是“窝里斗”，各打五十大板，没有
  什么是非可言。
  “四五”运动也是“窝里斗”，粉碎“四人帮”也是窝里斗，都是中国人的丑
  陋。这是公平的吗？
  请看，
  “文（和）革”竟然是如此伟大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窝外斗”
  ，把“文（和）革”说
  成“窝里斗”谬误至极！理应高呼：
  “红肿之外，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文化大
  革（和）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是比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还要好的国粹。
  由于只有权威而没有个人，只有龙（天子）和奴才而没有人，奴才们的法律知识限于只
  知道他不能犯什么法而根本不知道法律还赋予他什么权利（这些权利，或者根本无有，或者
  虽书面写有却只限于一纸空文，统治者可以随时随地取消它们，所以实际上是只有义务而无
  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的权利的被统治者彼此之间也不懂得尊重对方人的权利，在
  社会生活中也就很难有什么责任感。“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
  酷刑。”
  “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
  （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
  ）
  在一定条件之下，他们当中一些人（主要是流民，土改中的勇敢份子亦属此类）还会形成一
  个“无法无天”“造反有理”的义和团、红卫兵式的破坏性特强的阶层。至于什么脏乱差啦，
  、
  什么大嗓门啦，什么排队加楔啦，什么随地吐痰乃至随地大小便啦等等，当然更不在话下。
  为了反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位左达先生甚至说，
  “有（随地吐痰、擤鼻涕、挖鼻屎）这习
  惯而能写出好作品，照旧会得到人们的尊敬，何况并无考证文字告诉读者，托尔斯泰所以名
  满天下，正是不随地吐痰、擤鼻涕、挖鼻屎的缘故”。我曾亲眼目睹一位“无产阶级造反派”
  英勇地把一口痰吐进一位被批斗的“反革（和）命分子”衣领里，按左达的理论，此人当然是
  吐痰吐出来的革（和）命家。对于这种牛二式的言论，柏杨能不宣告败阵吗？
  倒退二十年，《丑陋的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大陆出版。说实在话，假如在五、六十年
  代，哪怕给个铁坛子我们做胆，我们也不敢自投罗网地翻印柏杨这本不坐牢也肯定会变成“分
  子”的书。而柏杨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却能于六十年代在台湾发表（当然；后来找了一个由头让
  他坐了将近　10　年监狱作为酬报），这　20　年的时间差正好是大陆同台湾的时间差：当台湾正
  在抓紧建设因而使柏杨有条件和可能发表批评中国国民劣根性文章的时候，大陆正在其乐无
  穷地抓紧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的“文
  革”。只有在　20　年后，大陆才有条件出现柏杨这种“家丑外扬”的“反爱国主义”的言论，
  有困难虽被批判而终于解禁！想到这一点，真可谓悲喜交加，悲多于喜。
  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后，大陆在１９８８年产生了一部叫做《河殇》的电视系列
  片，一部同《丑陋的中国人》互相配合的电视系列片而且引起轰动的效果。这部电视片批判
  了中国统治者自命为“龙”的专（和）制观念，批判了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弱
  和落后的自欺欺人，批判自我封闭的落后保守，由于锁上国门蒙起眼睛来“超英赶美”而失
  去又一次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是中国衰败的外因而不是中国落后
  决定性的内因，如不正视，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甚至被开除球籍。……这部电视
  片同《丑陋的中国人》一样遭到批判，一样批而不倒。这就是进步。
  反复还是有的。９０年代初，台湾颜元叔的“伟论”被引进大陆。这位发出“爱我中华
  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的绝顶“爱国大家”，把因中国大陆不重视环境保护由忧虑而发
  出“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黄黄河’、
  、　　　　　　　　　”“漓江变成一条泥水沟”叹息的海外华人骂为
  “汉奸”“洋奴”“鲜廉寡耻的烂香蕉”或“狗华人”
  、　　　、　　　　　　　　　　　　　　　。他还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英年早
  逝大唱赞歌，说这是“多值得的死”“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
  ，
  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他并且公然“胆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自由只会使中国
  ”
  涣散，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这些高论，读去几能使身历反“右派”、三年饥饿、“文（和）
  革”……，眼见不少山林被砍光，不少精英被扼杀的中国人产生疑问：他到底是真心赞美还
  是正话反说地讽刺？但是，引进这种高论的报刊和吹捧这些高论的编者、作者，却是把它当
  作标准的爱国言论来对待的。柏杨在《庞贝废墟》中说，“幸好的是，真敢明目张胆反对民
  主的英雄好汉，似乎已绝了种”。此话写于八十年代初，那时他显然还来不及读到颜元叔这
  篇宏文，否则他肯定会删掉这句过份乐观的话语。
  我曾经为此撰文《为什么〈中流〉引进个颜元叔？》批评了这种奇谈怪论，理所当然地
  招来一批爱国大家的围剿包括颜元叔本人的反击。颜元叔不仅批判了牧惠，而且批判了《河
  殇》，说它糟蹋中国传统，践踏龙的文化，否定黄河母亲，
  “这不是反省，这是背叛；这不是
  批判，这是连根拔起的扬弃”，并由此得出“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
  由，创作自由”的“滥用之祸亦可倾国”。为了替他的“反民主反自由”口号辩护，为了证
  明“西方民主不可取，不可仿”，颜元叔“邀请”牧惠去台湾“参加席开千桌的造势大吃会”，
  见识一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什么货色，如此等等。
  柏杨也好，牧惠也好，都没?